贝鲁特—过去四年中阿拉伯国家的暴力也许只是整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日益升级的残酷性和政府行动让阿拉伯人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如果情况不发生改变,结果极有可能是冲突深化和新一轮暴动——并且不再是和平暴动。

自一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从未出现过如此激烈的剧变。至少九个国家爆发冲突,杀戮惨绝人寰。冲突在名义上仍处于和平的国家也不能幸免。长期价值体系日益式微,曾经坚实的社会基础正在土崩瓦解。

叙利亚、伊拉克、苏丹、利比亚和也门的战事分裂了整个社会。伊斯兰国所施加的种族清洗颠覆了几百年来的宗教、种族和文化结合,将近两百万人赶出家园。

事实上,尽管中东和北非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却产生了三分之一强的难民。光是在叙利亚就有1,100万人被迫在国内和国外流离失所。

这些人口流动加剧了原本就存在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紧张。比如,在黎巴嫩,一百多万叙利亚人的到来让人们担心该国宗派平衡可能被打破,破坏其脆弱的政治制度。

这些巨大的人口变化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该地区社会和政治身份。事实上,在整个地区,交战各方依靠宗派身份政治动员支持,这进一步让人口根据宗教、种族和身份分裂为几个极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利用也门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恩怨造成的内部分裂在那里进行代理战争,这场冲突堪称逊尼派-什叶派历史矛盾的写照。

即使在没有战事的国家,为害甚大的身份政治也日益得到扩张和接受。比如,在埃及,公众广泛支持残酷打击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伊斯兰支持者。

这些动乱正在让阿拉伯国家进一步贫困化,也制约了这些国家公民的未来机会。大约2,100万阿拉伯儿童辍学,超过5,000万阿拉伯人处于贫困状态。在叙利亚,80%的人口无法满足基本需要。在也门,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约1,150万人——在冲突发生前面临粮食不安全。冲突爆发后这一人数增加了两百万。

这一动荡不啻产生军国主义激进青年的温床。阿拉伯暴动的成功典范突尼斯是伊斯兰国海外战士的最大来源——大约贡献了3,000人(大部分是青年)。小道证据表明,多起冲突中的众多方面在战斗中使用了童军作战。在也门,大约三分之一的战士是儿童。伊斯兰国炫耀它训练儿童为未来战争做准备。

阿拉伯政府没有试图缓和不满或尝试妥协,而是用强力取缔任何可能的异见或争论空间。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公民被剥夺国籍,示威者在街头被射杀,数千人遭遇肆意逮捕。在埃及,广场、大学、足球场甚至公共浴室都危机四伏,去年特务机构逮捕了22,000至41,000位公民。

虐待和被失踪也无处不在。在叙利亚,据说自冲突爆发以来有85,000人失踪。另有12,000人被严刑拷打。

将公民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迫使政治不满者转入更深的地下,有可能军国化。在埃及,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政府的镇压采取更暴力、更极端的反应。在约旦和摩洛哥,当局正在面临遏制军国潮流的挑战。事实上,由于政治领袖更偏好军事镇压而不是参与,他们将日益在伊斯兰国等组织面前失去优势。后者是地区中唯一提供明确未来前景的实体——尽管这一前景时野蛮倒退的。

现阶段,结束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战争状态需要国家、地区和国际共识。但让该地区免于更多灾难性暴力需要政府回归基础,引入包容性政治程序,结束让国家受到制裁的暴力,确保程序正义,解决社会经济不公。

显然,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挑战规模之大要求大胆思维、果断行动以及国家和地区政治和发展领袖的巧计。否则,暴力将吞噬整个地区,影响则将遍及更广泛的地区。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