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方济各称腐败是“人类的坏疽”。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腐败是“激进化因素”,因为它“摧毁对合法权威的信仰”。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腐败是“时代进步的最大敌人之一”。

简言之,腐败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滥用公权。领导人们日益认识到,腐败是对社会发展,人类尊严和全球安全的威胁。在5月12日的伦敦反腐败峰会上,世界领导人以及来自商界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将迎来对这一认识有所行动的关键机会。

纵观历史和各种文化,腐败无不受到谴责。它的历史和政府一样久远,但和其他犯罪一样,它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复杂,给无数无辜公民的福祉和尊严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首先,腐败令发展前景蒙尘。比如说,当公共采购丑闻频发,或自然资源使用费在征收时即被盗用,抑或私营部门被一小撮朋党垄断时,公众就无法实现他们的潜力。
但腐败还有另一个不太受到关注的影响。当公民目睹领导人通过榨取百姓获取财富时,他们就会日益沮丧和愤怒——这种情绪可能导致民变和暴力冲突。
这就是当今众多国际安全危机的根源。2010年,一名突尼斯水果小贩出于对一位腐败警官专横行为的愤慨而自焚,点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之火。示威者要求逮捕涉事部长,将他们送上法庭,并要求归还被夺走的资产——但其要求并未得到满足。

当政府官员享受(并常常炫耀)这种非法的致富和逃避惩罚时,极端运动——包括塔利班、博科圣地(Boko Haram)和伊斯兰国——就会利用公民之怒。他们宣称,重塑公信的唯一之道是通过刻板地遵守个人行为守则。在没有切实相关的资料,也缺乏和平表达诉求的渠道的情况下,这样的宣传日益深入人心。

显然,腐败是必须予以打击。不那么显而易见地是如何打击腐败。在这个需求竞争激烈的世界上,腐败的政府可能看似在追求某些重要目标。它可能派遣部队打击恐怖主义,可能提供着关键的能源或原材料供应。领导人难免要在不同的权衡间掂量。

为决定每一具体个案的最佳解决方法,政府必须更有效地分析问题,这意味着改善情报和数据的收集。安全专家莎拉·查耶斯(Sarah Chayes)在英国政府为反腐峰会而编著的论文集《反腐败》(Against Corruption)中指出,当今的腐败是结构性行为(structured practice)。腐败是成熟的网络化行为,与有组织犯罪别无二致(腐败官员也常常参与有组织犯罪)。政府必须像研究跨国犯罪或恐怖组织一样研究这些行为和其后果。

此外,在评估的基础上,赞助国必须以能够降低腐败风险的方式安排援助。军事或发展援助并非无关政治。援助项目必须精准安排以确保资金不会被强盗精英攫取。这意味着反腐措施不能再指派给资源不足的专家;他们必须成为重大发展项目规划或昂贵武器系统销售的中心。受助国必须明白,如果他们继续浪费或盗用捐助款项,资金就会被切断。

事实上,腐败及其影响必须让西方官员明白应该用什么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官员打交道。我们所供职的部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部——非常重视关系构建。外交官依赖这些关系推进国家利益,而军事官员间的职业联系有时是抵御政治风暴的唯一渠道。

但外交官和军官应该时刻准备着在合适时有所不为,克制他们的互动,并利用可用的渠道——哪怕这可能导致对方的愤怒。不过近期揭露的空壳公司承办人或有中间人参与的贿赂行为表明,许多真正的渠道潜伏在国内——在国内金融和房地产业,在粉饰贪官污吏形象的公关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在腐败官员子女就读和吸引他们捐款的大学。利用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 Act)让国际足联官员伏法表明,关注西方服务提供者能够遏制外国官员的腐败。

打击腐败的另一个重要工具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发生机会,让公民能够揭露非法行为,并增强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诸多领域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包括电子选民登记和公务员薪酬电子支付系统。虽然技术不是万灵丹,但如果能与明智的政策改革相配合,就能够极大地帮助改良治理。

这些建议实施起来都不容易,但是要解决当今困扰世界的诸多危机,大力打击腐败是至关重要的。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我们能展现出解决这一问题共同的目标和坚决的行动。

本文最初由《报业辛迪加》翻译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