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进一步巩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际,批评人士和怀疑论者也对印度亲美战略的代价产生了质疑。与美国维持伙伴关系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

与其他领域一样,外交政策领域的一切行为都有后果;有的有意,有的无意。有人常常以此避免任何外交行为。也有人忽视了自身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反而对他人的反应大惊小怪。上述两类观点在当代印度社会都并不鲜见。前者一般倾向于“无为而治”的战略,而后者则往往会形成自以为是的狭隘世界观。

因此,莫迪将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如何采取果断的行动以充分利用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以及如何预测并管理美印战略关系回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为了避免苦难历史的重演,莫迪政府必须立即扩大外交行动以减少可能的成本并获取最大的利益。

“无为而治”的战略非常贴切地诠释了“联合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十年以来的政策理念。尽管布什政府为印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但印度议会领导人一直向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施压,企图限制美印伙伴关系的发展。因担心在国内失去关键选区的支持并在世界舞台上丧失备受赞誉的战略自主权,“联合进步联盟”联合政府显得手足无措。

辛格对于加强美印关系的成本和收益抱有与众不同的明智观点。直到辛格于2008年以递交辞呈相威胁时,印度议会领导人才网开一面,批准了美印核协议。但印度国大党的最高领袖们却使出后招,在辛格成功连任后大幅削减了他的外交决策权。

在大选中二度获胜的“联合进步联盟”将美印核协议雪藏起来,并且一步步背离最初的《2005年美印国防合作框架协议》。印度政府无意于清算“无为而治”的战略成本。与其说这一战略的目标只是针对美国,倒不如说它更多的是针对巴基斯坦。别忘了,辛格对改善印巴关系的投入远超对美印关系的投入。

在第一个任期内,辛格就在锡亚琴冰川(Siachen)和爵士湾(Sir Creek)等领土争端的谈判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他还促使印巴双方重回谈判桌并就克什米尔问题制定了框架协议。但印度议会领导人却阻止了辛格在印巴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担忧印巴两国走得过近会招致惨痛的“代价”。在长达十年的任期当中,尽管辛格为改善印巴关系倾注了极高的热情和极大的心血,却一直没有机会对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夸大其词的“代价论”导致辛格在印度与孟加拉国的边界争端问题上未能取得较大的进展。面对印度议会领导人的政治高压,辛格不得不放弃了前往科伦坡参加英联邦峰会的计划。

印度与两个重要邻国之间的国际利益似乎还不及印度国大党在孟加拉(Bengal)和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的选举计划来得重要。

如果说“无为而治”的战略代价不菲,那么忽略自身外交行为的后果也同样惨重。最佳的例证莫过于印度政府完全未能预见到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1971至1975年间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会在巴基斯坦、中国和西方国家中激起反应。甘地采取的大胆举措包括:与苏联结盟、解放孟加拉国并与巴基斯坦彻底决裂、进行首次核试验以及吞并锡金等。

问题从不在于印度政府战略决策的是非对错,而在于没能评估并应对这些决策的后果。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开发计划、中国为巴基斯坦开发核武器提供的支持、国际社会在高科技领域对印度的孤立政策、南亚邻国对印度霸权主义日益加深的担忧情绪以及印度作为前苏联的“亚洲帮凶”的负面形象。等到印度对这些恶果幡然醒悟之时,就不得不为善后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仍在慢慢消化那段时间种下的苦果。

不过,莫迪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安抚其他国际合作伙伴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美印关系表现出担忧情绪的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印度还必须安抚好邻国的情绪。

虽说莫迪的美国之行在巴基斯坦引起了激烈反响有点言过其实,但其他国家的确担心美印两国过从甚密将导致印度采取前所有为的强势立场。

莫迪政府如今拥有了广泛的外交手段和政治资本,可用于扩大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并深化与邻国的联系。在与美国重修旧好之后,印度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放下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历史疑虑”。

本文最初发表于《印度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