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不公平竞争往往能在政治上受欢迎,而中国常常是方便好用的靶子,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这一点曾经大加利用。如果问底特律甚至华盛顿的普通人,他很可能会说,美国贸易赤字和失业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为操纵汇率。但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取决于国内,而不取决于它的贸易伙伴。就业增加或减少并不是什么贸易问题。

困惑的原因是,中国是产品的最后总装地,而运到美国的产品当中,零件部分是由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这就使人很难分清究竟哪个国家应该对出口到美国的最终产品的主要价值负责。

中国的外资导向型工业化进程使它具备了全球性竞争力,而加入WTO让它得以进入西方市场。到全球经济衰退来临时,中国的账户盈余已经大涨,抵销这一盈余的是美国和欧盟的对外赤字。巨额对美贸易顺差让中国背上砸人饭碗、不公平竞争、让工资增长缓慢的骂名,虽然它的大部分顺差只是亚洲地区国家之间的“会计”转移。

尽管如此,中国占有美国贸易逆差最大部分这一事实,还是让人们对北京为了竞争压低人民币的故事情节深信不疑。然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出现与中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过去10年人民币低估对中国贸易顺差起了主要作用。


      图1:经常账户余额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以全球GDP占比为参照的历史数据清楚地说明,美中两国的贸易余额并没有直接关系(见图1)。上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的贸易问题开始严重,其经常账户赤字相对于全球GDP大幅上升,直到2007年左右升势才开始放缓。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2004、2005年之前并不明显。其实,中国顺差增加的时候,美国的逆差情况刚好开始减缓。事实上,美国的巨额逆差在中国成为主要出口大国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中国怎么可能要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负责呢?
贸易逆差往往是政府赤字财政过度以及/或者家庭消费超支的结果,过去20年美国经济正好具备这两个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贸易逆差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看上去成为抵消贸易顺差的主力,不过是偶然现象。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双边贸易逆差主要是对东亚较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台湾。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区域生产线的中心,此后逆差转移到中国。图2表明,在美国总的制成品进口中,来自东亚的制成品从上世纪90年代占45%,下降到2014年占20%左右。但它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装配链最后一节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所以,美国贸易逆差与中国贸易顺差的相关表象是误导,它实际上是对整个东亚地区的逆差,因为许多高附加值零部件是在这一地区生产。


      图2:美国的亚洲制成品进口组成

贸易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认为中国的出口实力来自于它的汇率被人为低估。从1994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8.27。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普遍被认为估值过高,而不是过低。

最终帮助中国创造出巨额贸易顺差的,是它加入WTO之后能够更轻松地进入西方市场。加入WTO刺激了中国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劳动生产率因而飙升。是结构转变,而不是低估的汇率,成为推升中国出口能力的主因。

即便中国汇率问题不再让人关注,但在美国和欧洲,人们还是会强烈地认为制造业就业机会是输给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中产阶层的收入是受到全球化的打击。这使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获得批准的前景十分渺茫。

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并不完全是一个中国问题。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比例下降已有时日,1979年是制造业就业的高峰。直到本世纪初以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并未起飞,而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早就开始了。

不过,使美国丧失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力量,决非任何领导人或国家可以左右。技术进步,产业技术专长在全球转移,可以获得低成本劳动力,这些即使不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其他国家,它使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无可避免。这个过程可以放慢,但通过贸易壁垒或限制移民中止这一进程,最终会被证明是徒劳的,而其代价将是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福利下降,而且即使有更高的关税,这些工作岗位也不会回来。

为什么这个过程看上去像是中国的问题呢?因为就在就业机会迅速并且大量丧失的时候,中国成为了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随着近来东亚地区贸易顺差减少,失业模式发生了转变。与眼下的流行观点正相反,近来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在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成为美国就业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因。美国商务部估计,从2009年到2014年,美国因此创造出了大约35万个就业机会。相反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一直在减少,现在他们的工资比越南高一倍,比孟加拉国高三倍。

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的“空心化”加剧了人们的挫败感,对此,简单强调全球化的所谓好处已经不足以安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无所得的输家。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政治制度必须找到办法来处理当地的利益,同时不放弃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好处。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在这一进程当中发挥作用,对自身结构转型给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外部结果要更加敏感。

本文原载于《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