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去年超过5000亿美元)是不健康的。这对美国失业问题造成上行压力,只能通过会导致债务增加的政策与此抗衡。

但是,罪魁祸首们往往并非是与美国贸易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国际贸易情况复杂,任何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都可能是其他国家政策造成的贸易失衡的结果。 针对特定国家的干预措施实际上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

墨西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间的年贸易额为5250亿美元。墨西哥对美出口货物总额相比于进口高出近630亿美元。而对美贸易顺差超过墨西哥的仅有三个国家,这使得墨西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显著目标。

然而,这一引人注目的数字并未反映出事情的全貌。尽管对美贸易顺差庞大,但墨西哥的整体经常项目赤字在全球排名第七,相当于其GDP的2.8%。这其中的一半由贸易造成的。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投资大于储蓄,必须要通过外资弥补其间的差距。因此,墨西哥属于资本净输入国。

与此相比,中国对美双边贸易顺差为3470亿美元,日本为690亿美元,德国为650亿美元。中、日、德三国对美贸易顺差只是其各自与全球贸易的更为庞大的顺差的一部分。而贸易顺差国家就必须将无法用于国内投资的过剩储蓄输出至国外,因此,中、日、德三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净资本输出国,输出资本分别为2930亿美元、1380亿美元和2850亿美元。

这些国家的高储蓄率反映出的是其较低的消费水平(消费占GDP的比重)。因为普通家庭的财富与政府、企业和富人相比保持在不成比例的低GDP份额,所以消费力薄弱。由于国内消费者无法消化本国生产的全部产品,所以他们就必须将过剩产品和过剩储蓄,输出至被迫接受这些产品或资本的国家。

各国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限制资本流入来控制过剩资本和产品对其负面影响。但是美国拥有发展完备且灵活的金融市场,又未设置资本壁垒,这就使得美国成为世界过剩储蓄的自动减震器。全球近半数的净资本出口都流入了美国,而处理这些资金的唯一方法便是坚持长期的贸易赤字。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误解了贸易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史以来一直比较简单。过去,两国之间的贸易主要反映两国生产成本的差异;两国间的资本流动主要是平衡进出口。换言之,贸易决定净资本流动的方向。

但今非昔比。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资本流动额已膨胀为贸易往来额的数倍,商品贸易额在日常外汇交易量中所占比重仅略高于百分之一。独立的投资决定迫使贸易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通过改变利率或汇率来调整交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与中、日、德三国情况不同,墨西哥并未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资本,或者在其贸易中产生顺差。相反,同美国一样,墨西哥吸收了过剩的全球储蓄和产品。墨西哥与美国接壤,两国之间物流便利,贸易规则简易,这是导致墨西哥对其北部邻国美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日本可能直接将过剩储蓄输出至美国,并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将过剩产品间接输出,输送至包括墨西哥的价值链上的其他国家,进而形成了这些国家对美的贸易顺差。

假使特朗普政府制裁墨西哥进口,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当然会缩减。但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会更加严重。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干预会减少墨西哥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资本将会因此滞留在美国,并且,一旦其他拉美国家受到墨西哥的传染效应影响,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即使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减少,但更多的净资本流入美国,便会不可避免地造成适应性价格调整,使得美国贸易逆差总额发生等量提高。

墨西哥对美贸易顺差会引发人们误解。墨西哥对全球其他国家的较大贸易逆差不但会改善全球失衡的情况,还因此有助于缓解美国逆差情况。全球贸易体系固然需要调整,但制裁墨西哥出口商对于解决部分国家储蓄过剩这一根本问题而言却无济于事。最糟糕的是,这只会加重美国的贸易失衡现象。

本文原载于《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