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8年第7期 （总第40期，2008年7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助理编辑：阎灏
Assistant Editors: Hao Y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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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体育角逐？——经济学家运用经济模式预测各国奥运奖牌总数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petition - Economists Project Medal Counts for Beijing Games

（王雅平）

奥运在即，一旦比赛敲响，一切准备与喧哗都将化为赛场上的真实较量。哪个国家将在本次奥运会上争夺最多的奖牌？哪个国家的国歌将最频繁地在奥运领奖台上响起？这些问题也成为人们期待中的热点。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已运用经济模式对各国奖牌和金牌总数做出了预测，使这一期待也变成了“预料中的必然”。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做出预测之一的科罗拉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K.N. Johnson)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著名中国经济专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将对这些预测作以介绍和评价，并分析这些预测的意义。

相关预测

丹尼尔·约翰逊教授的相关研究早在2002年完成，研究报告《双季记：夏季与冬季奥运会的参与与奖牌数》(“A Tale of Two Seasons: Participation and Medal Counts at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于2004年在《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上发表。基于此研究中提出的经济模式，约翰逊教授于近日对北京奥运会的各国奖牌/金牌总数进行了预测。根据约翰逊教授的预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美国将获得最多的奖牌数（103枚），而中国将获得最多的金牌数（44枚）。获得奖牌最多的前五个国家依次为美国（103枚）、俄罗斯（95枚）、中国（89枚）、德国（66枚）与日本（37枚）。

类似的预测还有全球著名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于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由约翰·霍克斯沃斯(John Hawksworth)撰写的研究报告《经济咨询报告：模拟奥运成绩》(“Economic Briefing Paper: Modeling Olympic Performance”)，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伯纳德(Andrew B. Bernard)所作的一项研究。

普华永道的报告预测认为，中国将在北京奥运会上以88枚奖牌——领先第二名美国一枚奖牌的优势，首次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一。奖牌榜上接下来的三个国家依次是俄罗斯(79枚)、德国(43枚)与澳大利亚(41枚)。日本以34枚名列第六。

安德鲁·伯纳德教授对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都做过预测。他对此次北京奥运会的预测于本刊发稿时还尚未公布（预定于8月初公布）。他预测的方法与数据发表在2004年《经济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学术文章《谁与争锋：经济资源与奖牌总数》(“Who Wins the Olympic Games: Economic Resources and Medal Totals”)中。

方法论

约翰逊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几个社会、经济变量：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口数量、政治结构（是否是一党专政或君主政体，或是否是前苏联国家）、气候，以及是否是举办国等。约翰逊的研究认为，人均收入高、人口众多、政治结构集中、气候寒冷，和作为举办国或与举办国相邻都给一个国家在赢得更多奥运奖牌上以优势。基于这些变量，约翰逊计算出一个国家要派出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以及每多赢得一块奥运奖牌所分别需要的“经济成本”（对人均收入水平的要求）。

普华永道与伯纳德教授的研究运用了同一组变量，只是另外加入了上一届奥运会的实际奖牌数。约翰逊也承认上一届奥运会的奖牌数是一个很相关的因素，加入这一因素将使预测结果更加准确，而且加入这一变量的预测方法也将随着奥运会不断的举行，即参考数据的不断积累而越来越趋于准确。

运用基于一些客观变量的经济模式对充满了运动员的努力与各种偶然性的奥运比赛进行预测，很多人也许会对这样的研究方法表示质疑。约翰逊解释说，经济学家用一万年也预测不出哪个运动员、甚至哪个国家将赢得哪一项具体的比赛项目。那样的预测无异于赌博。运动员的努力是微观的，但国家所获得的奖牌总数却是宏观的，是有规可循的，“就像经济学家不太可能预测出你在未来的收入变化，却可以预测出一个国家下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一样。”

在具体方法上，盖保德对随机挑选客观变量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尝试哪些客观变量与国家奖牌数是相关的，并把这些变量放在一起制造出一个等式，这样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等式可能适合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数据，但把它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却有些牵强，也缺乏依据。

如何看待这些预测

约翰逊进一步指出，“预测”只是他的研究的一个侧面，是常常让媒体激动的一个表层。他的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预测”的过程让人们认识到每个国家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奥运会的国家奖牌榜上竞争的。就同样的评分标准、同样的比赛规则而言，每个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是平等的。但对于不同国家来说，人均收入高就意味着国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并参与体育项目；人口众多，意味着选拔运动员的范围更广、挑选出优秀运动员的可能性更大；政治结构集中意味着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发展体育事业；等等。因此，国家之间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来奥运会竞争的。“人们在看待这些预测结果的时候，与其把它当作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不如把它当作本国可以实现的目标。”

他接着解释道，当一个国家被预测能够获得5枚奖牌却实际获得7枚的时候，那个国家就值得举国庆祝。但如果它被预测能够获得10枚却实际只获得7枚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们就需要进行一些严肃的思考了：如果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把教育与医疗事业放在了比体育事业更优先的政策地位，那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但如果是对体育事业投入很多但还是效果不佳，政策制定者就要考虑投入的分配是否合理等问题。

约翰逊建议，人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更应关注运动员的拼搏与竞争，而非国家奖牌榜之类的攀比。盖保德也强调，“我们要考虑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奖牌榜到底能够说明什么？”这些预测研究皆揭示出了一个道理，即国家的奖牌总数是一个由多个客观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由单一变量影响的结果。因此，有些国家排名低一些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政策优先上把教育与医疗事业放在了竞技体育的前面，有些国家排名高则主要是由于政治结构集中，能够无需投票与市场的支持，就把大批的资源投入到体育事业中，所以很难说排名高就意味着国富民强。

盖保德提醒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老百姓享受体育的机会、金钱与时间还是很有限。“中国人均拥有的游泳池、滑冰场还是很少。”奖牌多是好事，但奖牌多与全民体育还有一定距离。

以上两位专家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奥运奖牌总数的意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奥运会是中国振奋民心，提升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好机会。但这种自豪来自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对体育的热爱、中国人向世界所展现的积极风貌与体育拼搏精神，并不来自于名列国家奖牌总数榜首的名堂。在世界喧哗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自醒的心。

注：本文所提到的三项相关研究的英文原文，可在如下链接中找到：

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K.N. Johnson)预测：
http://faculty1.coloradocollege.edu/~djohnson/Olympic.html

普华永道预测：
http://www.ukmediacentre.pwc.com/Content/Detail.asp?ReleaseID=2799&NewsAreaID=2

安德鲁·伯纳德(Andrew B. Bernard)预测：
http://mba.tuck.dartmouth.edu/pages/faculty/andrew.bernard/olympicmedals.htm

中国经济的崛起——事实与虚构China’s Economic Rise—Fact and Fiction

2008年7月9日，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举办了一场针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政策研讨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向公众介绍了其最近出版的政策咨询文章《中国经济的崛起——事实与虚构》。研讨会由史文(Michael Swaine)主持，同时邀请到中央情报局的Stephen Voth，美国国防大学的Gregory Foster，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担任点评嘉宾。盖保德在研讨会中预测并分析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以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盖保德指出，中国的经济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持续增长。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35年超越美国，并将在2055年增长到目前的两倍。盖保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内需而并非一般分析认为的出口。盖保德分析道，中国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由国内经济活动驱动，独立于美国的GDP波动和其外贸结构，而中国也已发展出一套可以鼓励和奖赏生产力最大化的经济体系。此外，中国拥有稳定的由国家支持的金融系统，并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吸引外国投资。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

同时，盖保德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也颇具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的汇率政策使人民币长期稳定保持在欧元和美元汇率之间，并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风险。降低贫困问题仍是中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但社会差距问题将随着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减少而相对缓解。此外，部分社会抗议是经济变革中的自然结果，而未来也可预见到逐步递进的政治改革。

最后，盖保德提出美国应从与中国的积极交往中认识到接触政策的优势，并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其全球战略。

在评析环节中，评论嘉宾提出了各自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见解，并强调了环境资源瓶颈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制约影响。

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
How the World Feels about China and How China Feels about Itself and the World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08年7月29日举办了皮尤全球民意调查项目有关中国民意和其国际形象的研讨会。来自皮尤全球民意调查项目的理查德·韦克(Richard Wike)和《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的布鲁斯· 思徒克斯(Bruce Stroke)向公众展示了调查结果。研讨会由卡内基新任研究部副主席包道格(Doug Paal)主持。

韦克指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国家的现状和国际地位表现出高度的乐观和自信。在所调查的国家中，中国的国家民众满意度最高。 82%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于中国的国家现状，特别是经济领域的表现，感到满意。但调查也显示，中国民众对于诸如通货膨胀，社会不公，腐败和环境等社会问题表示担忧，在个人生活质量的评价上也低于社会的总体满意度。

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带来有益的影响。他们大多不认为日本，印度和美国是中国的国际盟友。调查同时反映出中国人民对于北京奥运的热切期望。96%的受访民众认为奥运会将成功举办，并将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韦克也注意到，中国人的价值观随着经济改革产生了变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自由市场和环境保护愈来愈受到中国人的认同。

思徒克斯则展示了另一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好感大幅下滑，这在欧洲地区尤为明显。即便是在南亚和非洲这些传统的中国盟友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此外，国际社会仍然认为中国执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并普遍对其经济和军事增长的负面影响表示关切。思徒克斯还特别提到，中美是调查中对于全球变暖问题最不关心的两个国家，而中国的人权纪录仍未受到国际的肯定。

调查还显示，除法国外，国际社会依然普遍支持北京举办奥运。此外，世界期待另一个可以取代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出现。思徒克斯总结道，调查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在崛起中遇到的挑战和国际社会对其相应的期待。

在观众问答环节，与会专家就中国在澳洲，日本和非洲的影响和奥运的热点议题展开讨论。韦克预测中国经济将在奥运后出现放缓，而他也担忧可能的奥运负面报道会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而包道格则指出，四川地震的赈灾工作已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日益增强的危机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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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能效潜力: G8 国家的目标、政策和措施

于2006年12月由联合国基金会成立的能源专家组在2007年向G8国家提出了由G8国家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报告建言。该报告敦促 G8 国家将能效改进速度提高到每年 2.5%（全球平均速度的 2 倍），并向各国提供了一份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计划。

伊朗选举：一只半满的瓶子还是半空的瓶子？
Iran's Elections: A Glass Half Full or Half Empty?

本文详细介绍了伊朗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与伊朗议会选举前的政治局势。

美国外交需要制定新战略New Strategy Needed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姆尔·哈姆扎维最近发表文章向下一届美国政府建议新的中东政策。他建议，美国需要制定新的中东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承认过去的失败，并愿意向目前牵制其行动力的强大阻力做出让步。他在伊朗、伊拉克、石油、核问题与阿以和平进程上为美国新的中东政策制定了目标与具体路线。

赖斯在东盟的“灌溉” Rice’s ASEAN “Gardeni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 H. Paal)近日在《华尔街时报》亚洲刊上撰文评论道，赖斯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有些迟，但它是一个好的标识——标识着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给予亚洲这个新的全球重心所应得到的重视。包道格认为由于地理与文化上的距离，美国的外交政策一向疏于在亚洲的“灌溉”。下一届美国政府应该借助赖斯所开启的这一趋势增加对亚洲的重视。

让“牛肉风波”结束自由贸易协议的时代
Bernard K. Gordon, “Let the Beef Protests End the Era of FTA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August 2008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已经有一年之久，但还未被两国国会所批准。表面上的原因是两国在一些具体条款上的分歧，但这些具体的分歧也掩盖了自由贸易协议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经济学家与律师们提醒我们的，任何自由贸易协议实际上是特惠贸易协议(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排他性”是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精髓。矛盾的是，美国正是由于恐惧被排除在亚洲经济体系之外，却选择了本身具有“排他性”本质的与单个亚洲国家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双边贸易协议不断触礁，实际上在向我们暗示着它们本质上所存在的问题。

各种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分别与澳大利亚、新加坡、智利、墨西哥与加拿大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并没有增加美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对于最近问题凸显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登(Robert Stern)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全球性的多边的自由贸易比美韩之间的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更能给这两个国家带来好处。

这些疑虑也使人怀疑一个正在酝酿中的美国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的意义所在。诚然，政治家可以列举出一系列“战略”的和外交方面的理由，但台湾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这一提议、这一提议是否只是美方的一厢情愿，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有消息透露，台湾似乎在寻求与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与香港模式类似的经济关系。

此次韩国的“牛肉风波”也生动地显示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可能给两国的政治与战略关系带来的不良影响。

下届美国总统的美元政策
Timothy D. Adams and Jeffrey E. Garten, “The Next President and the Dolla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08

《国际经济》日前刊登了一组由共和党与民主党前财政官员所撰写的文章，为下届美国总统的货币政策建言。

曾在本届布什政府担任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的蒂莫西·亚当斯(Timothy Adams)在文章中立挺共和党传统的强硬货币政策。他认为，继续保持美元的强势能够避免美国加入国际汇率的操纵竞争，提升美元的信誉，并同时保护国债的价值。亚当斯指出，下届美国政府应当继续执行强势的美元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任领导层通力合作，确保多边共同努力稳定其他汇率的变动，树立美元的领导力并保护国内外的资本投资者。

曾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贸易部国际商贸副部长的杰佛里·加腾(Jeffery Garten)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强硬的美元政策才是应对目前贬值局面的最佳对策。尽管美元的贬值能够提升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对竞争力，但强势的美元价值才能保证美国继续在国际事务起到主导作用，并有效抵御通货膨胀的危险，拉伸进口和促进国内竞争。

加腾提出，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应制定明确的货币政策拉伸美元的汇率，同时重塑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领导力。首先，美国应在实际的行动中贯彻其政策思路；其次，目前在公众和政党中蔓延的反贸易情绪应被扭转；最后，应该选择有相当市场经验和国际背景的人选担任财政部部长。加腾特别提到，无论是麦凯恩还是奥巴马当选，都应当考虑保留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的职位。

平衡亚洲通货膨胀的风险
Jonathan Anderson, “Balancing the Risks of Inflation in As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2008

瑞银集团(UBS)的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在日前出版的《远东经济观察》中撰文，就目前亚洲市场的通货膨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预测。

市场分析家通常认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存在于亚洲。但这一传统观点在2008年中期被打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都超过了5%——同时未有显著迹象表明这一势头会得到遏制。对此，作者指出，亚洲通货膨胀的诱因有二：一方面，这是向正常市场价格趋向的回归。之前零通货膨胀的亚洲特例将一去不返；另外一方面，这一波的物价上涨是由部分的短期因素所引发的。因此，作者预测，亚洲通货膨胀将在2009年得到基本稳定，并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作者在文章中分析到，近期的通货膨胀并非是亚洲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所体现。目前，全球新兴市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的年增长率已经锐升至10%。此次通货膨胀的起因缘于食品价格的增长。全球的农业市场正经历着自1970年代以来最大的价格上涨，而食品占民众消费比重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便因此深受其害。但由于农作物的预期收成转好及其他短期市场行为的减缩，在2009年应该可以看到CPI增长的回落。

同时，作者认为，尽管面对能源价格与食品消费不断上升的压力，这一轮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并不会如之前的原油和矿产品一样，陷入长期的持续增长。其区别在于需求市场的不同。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大多限于国内市场的自身问题，价格的上涨并未涉及国际市场的谷类和化肥，且未有迹象表明中国会在短期内大批量进口农产品。因此，只要这一趋势得以保持，亚洲市场的食品价格会逐渐趋于稳定。

最后，作者指出，新兴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目前正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这场危机，并可以在2009年见到总体通货膨胀的稳步回调。此次亚洲通货膨胀的趋向绝非是濒临危机的边缘，也不会对亚洲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的阻碍。

建立“亚洲广场”的倡议：建立五国集团的行动计划
C. Fred Bergsten, “A Call for an ‘Asian Plaza’,”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08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莱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在文章中剖析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并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五国集团”的行动计划，以更好地协调全球金融系统。

伯格斯坦认为，1995年至2002年的美元升值及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赤字将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引发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经济衰退和贸易紊乱。美国目前的经济不景气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情绪便是最好的例证。伯格斯坦和他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从90年代末便开始呼吁调低美元汇率，以提升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伯格斯坦注意到，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反挂钩”，即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受到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相反，新兴市场正在逐步增加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权重。

伯格斯坦分析到，导致目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三：一为美国的巨额外债；二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顺差；三为欧元的崛起和其成为下一个国际货币的可能。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伯格斯坦提出，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可能建立的新型市场集团，需要协同合作以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首先，应建立预防机制避免美元过度自由贬值，否则会导致对全球经济的不利影响；其次，美元的贬值需有地区针对性，主要为中国以及部分亚洲和石油输出国家，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最后，应考虑设立如同亚洲广场协定的地区组织，共同协调亚洲经济体的汇率升值政策，并促进国际国币基金组织替代帐户的设立，以有效降低美元较欧元大幅贬值的风险。

在伯格斯坦看来，成立一个新的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五国集团，将能有效地替代七国集团来协调全球经济的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
Ian Bremmer, “The Return of State Capitalism,” Survival, Volume 50, Number 3, July/July 2008

今年6-7月的《生存》杂志刊出由欧亚集团主席伊安· 布莱默(Ian Bremmer)所撰写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一文，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崛起，并特别就主权财富基金的作用和美国所需的应对政策作出了评论。

作者指出，尽管自由经济的市场模式盛行于冷战后的美国，日本和西欧，但近些年来，公共企业和国家投资的崛起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布局。国有的石油公司，其它领域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而这些国家经济行为的政治干涉也为欧美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困扰。例如，在石油工业领域，曾经由“七姐妹”私有石油财团所垄断的年代一去不返。如今，埃克森等跨国石油公司仅控制10%的石油产出和3%的石油储备，而俄罗斯，中国，伊朗，委瑞内拉等国有石油集团则拥有全球3/4的石油储备。对于能源市场和消费者而言，这些国有企业不仅在管理和资源配置上存在弊端，其海外投资行为也常带有政治风险。此外，石油资源和国家的结盟也帮助诸如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推行更加强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国有资本的掌控不仅仅限于石油工业。在中国，虽然私有企业为GDP增长作出超过60%的贡献，但国家仍主导着关键行业并帮助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而俄罗斯也于近期通过法案，规定了42项牵涉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并加强了国有资本的控制。

2008年1月来自中国和波斯湾的主权基金向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和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 Co)注资210亿美元，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主权财富基金正逐渐成为国际投资市场的重要推手。据估测，目前大约有12%的国际投资来源于主权基金，而2015年其资本总量将达到15兆亿。而华盛顿的立法人士在最近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阅委员会所举办的听证会上就中国的国家投资行为的政治和国家安全影响表示了忧虑。去年7月，国会通过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方案，就是利用立法举措来保证外国投资的政治安全性。

作者最后认为，对于诸如像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和新加坡淡马锡(Temasek Holdings)这样符合市场准则的国有企业和主权基金，美国公众大可不必感到忧虑，且目前的美国银行业也急需外资注入。同时，海外国家资本参与美国市场实际增强了国际经济系统的关联和稳定性，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主权财富基金增强其运作的透明性和行为规范。

情报与反恐战争：我们的道德底线何在？
James M. Olson,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on Terror: How Dirty Are We Willing to Get Our Hands?” The SAIS Review, Winter/Spring 2008, Volume 28, Number 1.

在2008年冬春季版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评论》(SAIS Review)中，前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主任詹姆斯·奥尔森(James Olson)撰文探讨了美国反恐战争中情报搜集工作的道德标准问题。文章中他回顾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历史，阐述了9·11后反恐工作的新局面与道德困境，并提出了制定国家情报工作道德准则的必要性。

奥尔森在文章中提到，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间谍工作被认为是与自由民主社会相违背的非道德行为。今日，作为国家情报工作的先驱，在1776年纽约长岛一战中自愿探测英军情报的内森·黑尔(Nathan Hale)的雕像被树立在中央情报局的门口，但对于情报工作的负面看法却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美国仅在二战时才成立了策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而这一建制却被杜鲁门总统在战后废除，声称美国不愿再建“盖世太保”。而这种看法因冷战而改变，中央情报局于1974年建立，以应对苏联的威胁。

9·11以后，美国的情报工作格局有了新的变化，前中央情报局反恐主任和副总统切尼均在公众场合表示，美国的反恐情报工作的执行方式可以不受公众舆论和条规的监督限制。奥尔森认为情报工作的尺度范围应开放给公众讨论，并由立法和行政部门制定相关的法规准则。但同时，奥尔森也意识到道德讨论的困难。一方面，由于媒体和好莱坞的影响，公众对于情报工作缺乏深刻和全面的了解；而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情报议题也被党派化。

奥尔森同时列举了10项虚拟的场景案例，包括美国政府如何展开针对基地组织，古巴，中国等的情报搜集工作，以让读者作出判断并了解道德评价间谍工作的困境。

最后，奥尔森指出，美国需要非党派化的严肃公众讨论，以制定出清晰明了的情报工作准则，在维护正义和道德的同时并有效地帮助美国抵御恐怖主义的威胁。

重思国家利益：崭新世界格局下的美国现实主义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 American Realism for the New World,”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新出版的《外交事务》中撰文为其任期内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正名。赖斯在文章中指出，在9·11后新的世界格局下，美国应继续执行她所倡导的融合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的美国现实主义，以应对日益变化的国际政治力量格局和国家安全威胁。

《外交事务》于2000年大选期间曾刊出赖斯作为布什阵营外交顾问所写的一篇日后广为争议的政策文章。赖斯在本文中回应道，国家利益仍然是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但需要根据新的国际形势进行适应和调整。

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应在双边的关系中强调共同责任的重要性。美国仍然对俄罗斯的周边政策和能源战略表示担忧，也希望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军备建设上更多的责任感和透明度，而美国需促使俄中两国在国际核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美国也不应忽视传统盟友的战略价值，应与北约，南美，亚洲及非洲的民主国家通力协作，共同抵御恐怖主义和国际问题的威胁。

在文章中，赖斯力挺民主模式的重要价值，并主张美国将推动民主变革和支持新兴民主国家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中东问题上，赖斯批评了美国长期以地区稳定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认为应将民主和人权议题嵌入美国的中东政策。赖斯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推行暴力和强硬政策的国家，以及巴以冲突定为中东问题的三大挑战，并提出只有通过民主变革才能彻底解决中东危机的根源问题。针对伊拉克的遗留问题，赖斯认为伊拉克战争消除了国际安全的隐患，而美国需长期致力于帮助伊拉克的民主发展与建设。

最后，赖斯相信美国仍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支撑其国际地位，所缺乏的恰恰是领导世界的意志。而赖斯所阐述的这一独特的美国现实主义将能帮助美国更好地塑造世界秩序，维护其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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