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以来,布什总统竭力鼓吹促进世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强调在国际范围内促进自由这一道德和战略使命。与此同时,美国却越来越 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喜欢或敬仰。反美情绪主要源于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尽管其根源不仅于此),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不欢迎这一行动。美国 的国际形象处于历史低点。

布什鼓吹民主与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失宠之间的联系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其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不支持民主思想,也不支持倡导民主理念的对外政策。欧洲的外交政策精英认为布什总统关于民主与人权的宣言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新标志; 伊朗官员认为布什鼓吹民主其实是为了掩盖美国掘取伊拉克石油的隐秘动机; 而中国政府领导人则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对世界舆论的无动于衷恰恰表明美国对其促进民主的承诺是虚假的。

鼓 吹民主与美国日益孤立之间的联系使许多美国观察家得出类似的结论: 鼓吹民主对美国和世界都将带来危险。批评家认为美国必须放弃在伊拉克和世界范围内推动民主的意识形态,而应遵循更务实的、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唯有如此才 能恢复美国的国家形象并更加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尼克森中心主席德米确•萨姆斯指出:“追求全世界的乌托邦正在损害美国的利益。”

然 而,如此解释美国对外政策与美国地位下降的关系,将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国际社会的民主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引人误解的。首先,民主作为一种国际准则已成 为很强的观念,民主被认为是理想的政府体制,民主也是各种族、宗教团体近乎统一的价值诉求。其次,将促进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目标已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尽 管保护主权国家利益的准则胜过保护个人权利的准则,但这种平衡正在发生转变。美国,尤其在上一世纪,在推动民主价值作为正当的对外政策目标方面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如今美国不再垄断民主运动。民主进程的发展表明这样的对外政策不仅仅是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其它隐蔽的利益)所在,也是其它国家、跨国机构及国际社 会所欢迎的国际准则。

准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被遵守,破坏准则也不意味着正常的准则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尽管美国的权力和做法在国际上受到指责,民主原则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普遍性。促进民主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准则。

*民主的兴起*

罗伯特•德尔在《论民主》中将民主的优点简要地总结为政府体系。按德尔的论述,民主有助于防止暴政和独裁者,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确保广泛的个人自由,帮助 人民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使民族自决成为可能——即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法律规则中的自由,为履行道义责任提供机会,促进人类发展,培育较高水平的政治平等, 促进和平,以及创造繁荣。德尔的观点在大部分现代史上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富豪、君主、(穆斯林领袖)毛拉、国王都将神权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在世界的某些 角落,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统治,但光靠神权已不足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些统治者必须提出文化的、发展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在本国推行的民主是不合适的、超 前的。

*民主作为国际准则日益得到认同*

上一世纪,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勾勒出新的、替代民主的政治模式。当这些价值观念主导了德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强大国家时,伴随着全球实力角逐的是关于民 主价值及其替代者的争论。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争异常激烈,因为当时的苏联以其国家所有制和固定价格的经济模式取得了比肩于甚至领先于资本主义 经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然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最终衰落了,反对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力量日益增强,苏维埃帝国最终瓦解。从那时起,由苏联解体产生的独联体国 家萌发了新的统治理念。 只有中国和越南还保留着共产主义政体。然而在所有这些独裁统治中,统治者找不出一个能替代民主制度的政治制度。与此相反,他们要么宣称他们的统治已经实现 了民主(尽管事实上没有),例如俄罗斯;要么宣称他们的政治领袖正逐步迈向民主,例如中国。此时,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民主已经成为实践或追求的目 标。

作 为最有效的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民主在二十世纪的另一个竞争者就是取得非凡经济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专制政体。六七十年代亚洲虎的专制政体——香港、 台湾、新加坡、韩国——都取得了9%的持续经济增长。何者更适合发展中国家,东亚模式一度成为民主价值的挑战者。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发达国家时在民主与 发展问题上进行替换,主张先发展后民主的治理战略。

今天中国领导人已经超越了这种发展模式。亚洲四小虎中只有新加坡还坚持这种政治模式,但即使在新加坡关于政治制度的争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很遥远,但民 主是目标。东亚国家的模式并没有在其它地区获得成功。例如中国对安哥拉、新加坡对缅甸、韩国对朝鲜的辐射和影响。尽管近期全世界的数据显示独裁与民主同步 增长,但在某些地区如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民主与经济增长很明显地正相关。共产主义垮台后最先实现经济增长的恰恰是民主化最快的地区。毫无疑问,最老牌的民 主国家也是最富裕的国家。

*美国不再是促进民主运动的垄断者*

尽管世界上还有零星的非自由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民主的意识形态,但只有本•拉登主义及其追随者对自由民主构成严重威胁。本•拉登是统称为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包括反自由、反现代化、反民主、半宗教主义)的最成功的宣传者。不过这种说法并非准确。世界上很多穆斯林也在实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并没有接 纳和追随本•拉登的反制度目标和暴力手段。如果把本•拉登在这场反制度运动中比作列宁,那么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就是马克斯——本•拉登及支持他的思想家们发 展出一套详尽的理念。 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国际事务冲突的核心不是寻求实力最大化的国家冲突,而是一场关于善恶的伦理之争。本•拉登领导的这场意识形态运动不仅拒绝承认民主是最 佳的政治体制,还提出了一个替代的、具有价值基础的政治理念,一种优于任何西方模式的、对于维系正常的穆斯林生活至关重要的理念。

9•11 事件及美国入侵伊拉克使日益衰落的本•拉登主义及其同伙获得新生。但即使在这个异常危险的时代,这个替代意识形态也无法挑战民主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政治 制度的地位。恐怖主义组织可以攻击民主制度,但他们无法威胁民主国家的力量,以及民主国家的区域一体化。阿富汗塔利班已经下台,伊郎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 态力量已经销声匿迹。虽然“毛拉”独裁政体还在苟延残喘,但伊郎的政府官员却宣称在实施民主,至少他们试图使其统治更加民主。而本•拉登及其导师们绝不会 这样主张。

然而 令人费解的是9•11事件后本•拉登的复兴引起了中东地区更广泛的民主讨论。 对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作出贡献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将民主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他们公开宣称:“阿拉伯地区缺乏自由,破坏了人类发展,是落后于政治 发展的最痛苦的例证之一。” 在过去三年里,阿拉伯民间领袖和知识分子召集组织了多次国际会议来讨论和促进民主的发展。2004年6月3日至4日,阿拉伯知识分子在多哈明确声明不论其 它地区问题进程如何——如阿以冲突,政治改革都必须进行。虽然这些民主的倡导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是少数派,但他们改变了该地区政治辩论的话语。因此,即使美 国在该地区引发了零星战火,人们却更加严肃地关注民主价值和民主改革的争论。

自1974年葡萄牙独裁统治结束以来,民主政体的联合显著增强。1972年自由组织将世界划分为43个自由国家(完全民主)、38个半自由国家、69个非自 由国家。三十年后自由国家增加了两倍多,到了89个,而半自由国家有56个,非自由国家只剩下47个。 尽管有如此显著的成就,这些关于民主进程的粗略估计表明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口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中东仍然是最缺乏民主的地区。摩洛哥、约旦、巴林的专制 统治最近引入了轻微的政治改革,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局部的、片面的改革不仅不会促进反而会阻碍民主进程。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自由民主主义与选举民主主义的差别日益加大,自由民主主义与从专制政体转型而来的民主主义的差别也日益加大。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会 公开欢迎反民主的政治制度,但这不表示世界上绝大多数领导人在实践民主。事实上,绝大多数暴君和假民主统治者都会宣称他们在实施民主,或者试图勾勒出迈向 民主的革命进程。而不是宣称取代民主。其实世界上许多独裁国家都有选举制度,例如2000在塞尔维亚,2002年在肯尼亚的选举,这些选举为颠覆密不透风 的独裁统治发挥了工具性作用。对于选举这样的危险行动,专制政体的领导人只有在受到道德的、外部的压力时才会举行选举。对于什么是最佳的政府制度的争论似 乎暂时结束。

*规则的存在不表示总能得到遵守*

当然,宣称“美国式民主是最佳政治体制”仍然会引发争论、甚至愤怒或者仇恨。事实上美国施行的民主本身存在缺陷,例如选举团这样的陈旧制度、2000年总统 大选中关于剥夺公民权的指控,甚至还包括看起来很不是自由主义政策的死刑的运用。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已经成为美国式民主的挑战者和替代者。不过这种多样的 模式对于民主的国际发展而言倒是积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美国以及美国政治的国际仇恨实际上使民主准则脱离了美国,尤其是在冷战时期。

在全世界人们拥护民主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好的政治制度,还因为它是一种价值。有些专制政体领导人试图为其缓慢的政治自由化进程辩护,声称他们的公民意识还没 到民主化的时候。同样的论调还有他们的人民还不够富裕,无法承受民主这个奢侈品;或者还不够西化,对民主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

富裕国家的确比贫穷国家更有可能实现民主,但没有证据表明只有富裕的人民才渴望民主,也没有证据表明文化或宗教差别会导致人们对民主持不同态度。相反,调查 数据显示对民主的渴望在世界各地都很强烈、处于很接近的水平。不仅如此,调查显示在阿拉伯世界对伊斯兰信念的忠诚并不妨碍人们拥护民主。阿拉伯世界与西方 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别不在于是否认为民主是一种统治制度这样的一般概念,而在于男人对妇女权利的态度。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小组的抽样调查显示:反民主的意识形 态多种多样,有些国家以民主换秩序,但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独裁统治的支持者超过民主的支持者。

*国家主权原则的衰落*

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起,国家领导人长期以来将国家主权的正当性视为最重要的国际准则。尽管有些国家、尤其是大国在数百年间不断侵犯这一原则, 但它还是生存了下来并继续影响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方式。二战结束以及随后联合国的成立,国家主权原则获得了组织化的同盟并继续成为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和殖民统 治的合法斗争武器。最终,帝国成了不合法的、近乎绝迹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时期,许多人认为获得国家主权是迈向民主的第一步。殖民地人民只有推翻了殖民地总 督才能选择自己的统治者。非殖民化、民族自决和民主化是并肩前进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许多摆脱了殖民统治地区的领导人强调国家主权作为一项国际准则的重 要性,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将主权回归民众。冷战时期苏联阵营和美国新帝国主义都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幌子声援并实际支持这些专制政体。在他们各自的阵营里,美 国和苏联都将国家主权原则用做使镇压内部机构合法化的工具。在智利镇压的是“社会主义者”,捷克镇压的是“共产主义者及他们的同盟者”。

然而过去几十年间由于保护个人人权的国际准则获得发展,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准则的地位受到威胁。在诞生之初,关于人权的国际条约——如《1948年联合人 权宣言》、《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法案》、《1933世界人权大会》——似乎不那么举足轻重。它们听起来都很美好,但它们真正能获得什么呢?然而,那些 生活在暴君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却为这些关于原则、标准问题的声明赋予了真正的涵义。最著名的就是东欧的不同政见者促成了《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通 过,并要求承认不同政见者的人权,最终他们成功了。

自共产党主义在欧洲垮台以来,保护个人自由准则得到加强而保护国家利益原则逐渐削弱。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任职演说中强调了这一变化并因此获得 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他说:“今天真正的边界不在于国界,而在与强大与弱小、自由与束缚、特权与屈辱。”这个论调意义重大且不同凡响,因为它来自联合 国总部这个为维护和倡导国家主权而设立的国家组织。安南还说:“在二十一世纪,我相信联合国的使命将由一个新的、更加深刻的理念重新定义,这个理念尊重每 一个人类生命的圣洁与神圣,而不论种族和宗教信仰。这需要我们超越国家、民族的范畴来看待问题。”

*国家主权原则作为一项国际准则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削弱*

其实保护人权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在范围和效力上大大扩张了。主权要求保障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履行这个义务,外部力量就可以获得这种权利,甚至应当 按照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准则担负起介入的责任。根据统一管辖原则,国际法院可以审理遭到奴隶罪、种族灭绝罪、折磨罪以及战争罪指控的被告。最近西班牙引渡和 审理智利独裁者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在其17年独裁统治期间犯下的侵犯人权罪的尝试是最生动的否定国家主权原则的例子,不过这样的例子不仅于此。这种做法如 今在世界各地都有。

实施统一管辖原则的法院和其它法律机构并不主张侵犯国际主权原则,而是对这一原则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庭、特别是新近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 代表了旨在集中和进一步合法化行使统一管辖权的机构。还有一些和当地人权组织合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等,越来越多地记录和反映侵 犯人权的状况并以此作为一项策略迫使那些滥权的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同样国际民主团体也运用国际条约和国际准则压迫他们的政府做出变革。

更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认为为保护个人的人权而进行军事干预是合法的。尽管存在谁有权对该等人道主义使命做出授权的争论,一些国家的确按那样 的信念行事。虽然美国发起了或领导了绝大多数这样的干预,人道主义干预也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地区性国家及其武装力量进行着,例如澳大利亚对东帝 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观察团及联合国重建委员会在塞拉利昂,欧盟在东部刚果。美洲国家组织的民主成员国还帮助美国1994年对海地的干预。所有这些案例 中,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是军事行动合法性的最大基础。而两百年前民主还不是干预国家的借口。

通常实力仍会战胜理念。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却没有意识到国家主权原则正日益受到挑战。不仅如此,为保护人权采取的方法仍然倍受争议,并且经常与国际社会其他 国家坚守的准则相矛盾。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安南就认为这场战争是非法的。同样还有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因为该行动未得到联合国 的授权且违反了不干预原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美国法院对统一管辖原则的运用,与例如饱守战乱国家重建原则等其它国际准则目标不尽一致。此外,美国拒绝承 认国际刑事法院不仅仅显示了美国的实力,还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固有缺陷,而国际刑事法院要有效运行就必须解决这些缺陷。然而,个人无论生活在何处都享有权 利、统治者不论面临何等挑战都应当有所节制这样的激进观念日益增长。

*促进民主成为国际准则*

外部力量为执行人权标准针对其它国家的干预比为促进民主政体改革的干预更频繁、更具有侵略性。虽然西方国家在推销形式多样的民主时会有些不良记录,但随着人 民有权获得民主的观念日益得到认同,过去二十年里促进民主的合法性和实践——不论他们是国家、非政府机构还是国际组织——都得到加强。

在美国,1983年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为海外人权活动分子和民主促进组织提供直接公开的支持进入了新阶段。在成立之初,批评家谴责国家民主基金会是 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二十年后,尽管仍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国家民主基金会却明显地具有正当性、普遍性和国际性。诸如国际共和组织、国家民主研究所、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卡特中心有规律地向其他国家派遣观察员监督海外大选。甚至一些专制国家如今也感到必须邀请国际观察员监督其选举,而这种原则性的压力 在几十年前是不曾有的。

许多同样的组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为新的民主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在从机构设计到组织建设等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计划指导、分享经验或提供建议。 外界力量还提供直接的物质援助、技术给选举委员会、议会、法院、人权监督员、政党、行业协会和商会。同样在过去二十年里,基金会——有些是政府资金支持有 些是私人资金支持的——还针对其他国家促进和加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性的捐赠。通过支持一国从事民主促进的非政府组织,外国捐赠者试图改变该国的政 治均衡使其偏向于民主派。并非所有这些民主推销机构都座落在美国,它们还包括欧盟的“为独立国家共同体提供技术支持”针对俄罗斯和其它独联体国家的项目, 欧盟的“波兰和匈牙利经济复兴行动”在东欧国家的项目,德国的政党协会,英国的威斯特敏斯特基金会,东欧的民主研究会,以及数不清的其它欧洲和亚洲的基金 会。欧洲投入民主运动的资源总和超过美国。 在选举监督领域,OSCE(一家欧洲组织)是世界级大腕,而不是美国的组织。1998年许多这些跨国行动组织聚集到一起组成了“民主促进世界运动”,这标 志着当今社会倡导民主成为全球性的特征。

民主和善治也成为一些以经济开发为传统目标的援助机构的新方向。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基金使善治成为其工作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国际开发署在其最新的战略声明 中将促进民主确立为一项原则性目标。布什政府新的“世纪挑战账户”将一些善治方面的指标纳入一国接受援助的资格评估体系。

*外部力量促进民主合法性和实践日益增强*

除了将直接援助和经济支持与政治改革进程捆绑在一起,多边机构的成员国身份也成为一项新的有效促进民主和防止破坏民主的工具。例如,OAS不仅代表其成员采 取行动“促进和加强代表民主”,还帮助他们在某一地区维持民主。在欧洲,欧盟或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诱惑并没有使南欧或东欧脱离专制统治,但在采取了一些初步 的突破性的民主运动以后,欧盟在稳定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民主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给予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资格的承诺推动了东中欧巩固民主的进程,并为 这些地区落后的民主进程提供了现实的动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继加快了各自的政治改革进程。一体化是良性的也是非常有效的民主促进工具,因为这个机制为 迈向民主化国家的领袖提供了寻求内部变革的动机。通过诸如《1989LOMEIV协定》、《1999发展与人权欧洲行动》、《2003欧洲社区政策》等条 约,欧盟已使促进民主价值成为其对外关系的核心政策目标。

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可了促进民主这一准则,但对于如何促进民主,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争论。例如几乎没有人认同军事力量促进民主的正当性。“你不 能强迫别人获得自由”的口号仍然风行于许多老牌的民主国家。通过军事干预促进民主的复杂记录遭到的只是对使用武力的道德争论。民主国家对以经济制裁推动民 主政体变革的道德性和有效性存在争论。赞成派以南非为成功案例,而反对派则以古巴为最大的失败案例。

关于如何促进民主的更具体化的争论同样存在。外部力量应首先迫使一国推行选举制还是接受宪法,应该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度,实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实行比例 代表议会制还是多数选举制,外部力量应与国家还是社会合作。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最有效的民主促进模式,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统一的模式。

不过,对于促进民主之手段的道德性及有效性争论并不表示对最终目标存在分歧。民主国家共同体已经接受了促进民主的正当性。事实上,这个共同体里关于准则的道 义负担已经转移到那些对促进民主不感兴趣的国家一边。这些国家的领袖必须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多做一些来推动世界性的民主进程。显然促进民主原则还没有得到普 遍认同,因为独裁者仍然控制着世界上许多地区。这些独裁者不会反对民主价值或者政府制度,但他们的确斥责民主的推销者是不正当的、非法的、帝国主义的。他 们的保护伞还是国家主权原则的老一套,尽管也不失为一种反驳,但已经不如50年前来得有说服力了。

*将促进民主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分离出去*

推动民主价值和全世界的民主标准的确与美国的实力增长相关联。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在全世界竭力加强民主的标准和实践。如果说阿道夫•希特勒在二战中获 胜的话,民主价值就会生存下来,但那样就没有民主国家了。同样如果冷战以美国的瓦解而不是苏联解体为结局的话,一党专政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就会成为世界的 准则,而民主则成为另类。因此即便是好的想法也需要强大的实力来捍卫和推进。

同时,只有最自大或者最幼稚的人才会以美国对外政策的成败来判断全世界民主进步的
兴衰。绝大多数美国总统将促进民主视为一种战略利益,但不是最重要的或最直接的目标。进一步说,从长远来看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发展使美国更安全,而现任总统 很少考虑远期回报。他们统称牺牲促进民主这样的战略利益来获取更直观、直接的安全或经济利益。他们对于在何时何地促进民主还很挑剔。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实 现法国的民主比对支持波兰的民主更感兴趣。罗纳德•里根在共产主义国家比在非洲更卖力得推进民主。 而布什似乎对于支持伊拉克的民主派充满热情,而对于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民主人士与独裁者的斗争却视而不见。

*很少有人认可用军事力量促进民主的正当性*

不仅如此,即使当美国总统宣称要促进民主时,口号和行动之间的差距有时是那么大,使观察家们质疑美国对民主事业所作承诺的深刻性。布什对战后伊拉克的战略就 是最悲惨的例子。与为铲除撒达姆所付出的计划和资源相比,伊拉克制度重建的蓝图被不断修改、解释,为重建提供的资源总是稀缺、迟缓,因此即使对伊拉克民主 制度变革最炽热的支持者也开始质疑布什总统对民主事业的真诚承诺。在更广泛的地区,布什的政策导致人们失去了自由。埃及、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的 独裁者比两年前更强大了, 而像本•拉登这样的反民主空想家们也获得了比布什上台前更多的支持。

不过美国对外政策中促进民主的努力的失败并不必然等同于不该在特定国家推行民主标准,也不该因此指责在国际事务中推行民主的标准有问题。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 中最强大的一员,因此比任何其他国家或非国家更能促进或阻碍民主的发展。同时美国不再是世界上推行民主或使作为国际准则的民主进程更具有合法性的唯一力 量。

虽然民主促 进准则会因为美国的霸权而变得引人注目,今天这个准则显示出超乎美国力量所及的自发性的影响力。这意味着欧洲领袖们虽然会批评美国的国际行动但同时保留自 己的民主促进政策。绝大多数阿拉伯知识分子狂热的攻击美国占领伊拉克而继续支持以色列,甚至希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衰落。然而同样针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却 私下里欢迎布什关于在该地区大力推行民主的宣言。土耳其和波斯的知识分子抵制美国文化蚕食的同时欢迎竞争性的选举。抽样调查显示憎恨美国军事占领的伊拉克 人同样欢迎民主,大多数伊拉克问卷被访者既支持民主又反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同样,塞尔维亚的反民主人士激烈谴责1999年美国领导的对米洛舍维奇的 轰炸,但随后又接受了美国民主支持组织在几个月后提供的捐赠,这些捐赠是为了使2000年秋的塞尔维亚总统大选更自由公平。这对于促进世界民主来说是一个 积极的信号:“美国”和“民主”不再是同义语。

*民主促进准则重要吗?*

准则在遭到侵犯时反而更能长久生存。在国际事务中,反奴隶准则在最终废除奴隶制以前几百年就得到认可。同样,民族自决原则和非殖民原则在最后一个帝国垮台 前获得了世界性的正当性。即使在奴隶制和殖民统治没有完全消除的今天,反对奴隶制和非殖民统治的原则在改变实际做法的过程中仍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促进民主的蓝图并不存在*

作为政府制度的独裁统治也会象奴隶制和君主制一样绝迹吗?找到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不太可能。但推动历史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道德原则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全世 界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国家内部孕育着这样的蓝图,而国际社会也孕育着民主原则的合法性。 过去二十年间,民主人士与南非的种族隔离、波兰的共产主义、菲律宾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使民主的蓝图成为获取资源和合法性的手段,并削弱了独裁统治的力量 和影响。

受这些价值的影响,民主国家的政府转而寻求民主力量的支持。就追求国家利益而言,在民主国家内部存在着对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先后次序的争论。然而,这些价值准 则十分强大,以至于即使在任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在其对外政策中推行这些价值,哪怕他们并不赞成这些价值。例如1986年里根总统被迫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实 施制裁,2004年布什政府不得不中断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援,因为后者有侵犯人权的记录,在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美国国务院对此都记录在案。

民主成为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的条件已经制度化,以至于已经是欧盟成员国的国家领导人无法阻碍那些已经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加入欧盟。即使是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 格——绝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认为土不具备加入资格——现在也有了基础,因为土耳其在满足欧盟自己制订的民主和市场改革的加入标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因此, 民主时间的标准已经渗透到国际事务中。不仅如此,它们还经常以一种独立于甚至对抗于大国意愿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