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北京试图再次让世界确信它是个温和的巨人。

2003 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参谋们孕育了一种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与过去出现的大国的好战行为不同,中国将“和平的崛起”,中国与其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联系不仅使战争不可想象,而且实际上会使所有国家都一同崛起。该理论的名称并没有幸免于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基本的思想以新的、更改过的方式存续下来,即“和平发展”和“和平共存”。不管中国政权最终公认的标签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担心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

出于合理的原因,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虽然在国内产生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引发了国外的担忧。北京知道美国和全亚洲的国家正谨慎地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方向,担心中国最终会变成区域性的霸权,从而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对北京显而易见的是,北京需要一个新的总策略——允许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技术现代化和军事发展,而不必引发和其他国家的昂贵竞争。今天我们看到的大步行走于世界舞台的中国和那个新的大政方针是一致的。

北京与其毗邻地区开始表现友好。中国试图和其邻接的主要国家——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中亚、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些国家在今后美国主导的反中国的联盟中都是潜在的势力平衡伙伴。这种与邻友好的方式惊人地不同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方式。今日的北京并没有援用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边境和海洋争端中做出权利主张,而是特别努力地向其他国家确保中国拥有最好的意图。当边境争端具有经济重要性时,例如南中国海,中国同意共同开发。中国开始解决与重要邻国的边境争端,例如印度。与以前相比,中国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对它的不扩散义务,包括努力抓紧对潜在危险的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控制。中国也表示,只要对方(例如台湾)不破坏现有状态,中国就愿意搁置那些无法立即调停的政治争端。1994年,在华盛顿和平壤的核交涉中,北京的作用是微弱的。而今天,在有关北韩核武器的复杂的六方会谈背后,北京是推动力量。

没有任何其他关系比中美关系对这种外交的转变的影响更为重要了。北京已经不厌其烦地平息华盛顿,试图表明中国从不尝试或者具有实力去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即使中国试图推动的区域环境将使美国的政治军事存在最终变得不必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反恐战争问题上,中国已经采取了美国盟友的立场。然而,中国也试图通过深化与美国盟友的经济联系,例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来抢占潜在的美国领导的联盟。如果这些国家未来支持任何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的政策,那么它们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而且,中国熟练地利用地区内对美国强迫性的、专横的反恐战争表示的每一次不满,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为友好的、不具干涉性的、美国在该地区实力的替代人。在新提议的制度性安排中,例如东亚经济区,中国可以行使领导作用排除美国。

中国也试图使它的存在在亚洲之外也能被感受到。确保拥有稳定的能源来驱动它巨大的经济机器,这一需要驱动了很多中国外交策略。现在,中国常规性的贸易代表团被派往中亚和波斯湾,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像在世界舞台上宣布其全面到达的大国势力一样,中国已经成为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更加重要的参与者。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国外推广其文化的必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认识到了“软权力”的好处,但这也是因为中国相信,对儒家文化的真正欣赏将有助于缓解对北京如何行使其未来权力的怀疑。

直到中国成为美国的真正竞争对手,这种在语言和行动上强调和平优势的策略将有可能满足中国的利益需要。当中国成为美国的真正竞争对手之时,中国将面对另一个策略上的十字路口。中国未来的地理政治取向是否会转向尖锐的强硬主义,还是深化的调解主义,只有时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华盛顿应该认识到,如果美国不当地处理它与现在或将来合作伙伴的关系,美国就有可能恰恰在最需要盟友的时候面对缺乏盟友的状况。中国目前的大政方针就是致力于使这种情况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