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今天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问题是,它能承受这么多的变革吗?中国的发展速度能够持续下去吗?还需要采取哪些步骤?裴敏欣先生对前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没有理由如此悲观。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过了“创造奇迹”的亚洲其它经济体。数十年来,中国对其统计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并于去年进行了经济普查。这一普查为我们展示了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更加清晰的图景。十年前我们无法看到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结果,西方学者对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总是以打折扣的办法加以“修正”。在过去十五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是10%。世界银行和经合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最好的十五年年均增长率从未达到过10%。非但如此,中国的增长潜力也是巨大的。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水平的5%。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增长差距也大致如此。考虑到新的技术因素,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比当时的韩国更大。

中国能够保持这一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吗?五方面的因素显示,中国能够做到:首先,凡是经济增长所需的东西,中国都进行了良好的投资。就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而言,中国与印度处在同一水平上。但中国的金融体系所能动员的资金规模比印度大。对有利于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港口以及排污系统等方面的建设,中国投入的资金规模要大得多。其次,中国建立起了鼓励艰苦奋斗、知识创新和敢于冒险的各种激励机制。五千万下岗工人标志着打破了城市工人从摇篮到坟墓的铁饭碗。现在,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竞争城市工作;义务教育扩展到九年,中国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为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第三,中国向全球商业大胆的开放提高了它的经济适应能力,为新的技术提供了资金,而对诸如对外投资等关键性领域则进行了审慎的管理。日本和韩国从未敢冒险如此快速地开放市场。第四,由于土地改革,教育的改善以及新的社会保障网络,使中产阶级的持久成长有了基础。最后,中国的犯罪率相对较低,人身安全的保障提高了经济机会。腐败尽管存在,但与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相比,腐败程度要低。在中国,腐败受到了严厉打击。

这一进程表明,中国官员正在领导着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富有效率的政府。这个政府实施了范围广泛的改革,对出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做出了灵活的调整。社会不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中国这样使生产力急速获得特权的任何国家都必定会出现群众不满,问题是如何管理这些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做法是向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做出补偿,对制造麻烦的竞争失败者进行处罚,对地方政府的渎职行为加以惩治。这一进程很难做到完美,批评政府的说辞和集会到处可见,但大多是以平静的方式。

当局对威胁政府权威,破坏社会稳定和妨碍继续改革的政治运动都进行了镇压。这些政策表明领导层有信心推行一条稳健而平衡的政策。中国政府平静地实现了领导层的更换。新的领导人更加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其决策越来越贴近于现实需求。

中国有可能覆舟于一场危机吗?到目前还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播都有这样的潜能。在这两次危机中,政府都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迅速扭转了局面。不错,中国的确需要扩大其普通公民的某些自主选择权,由他们自己决定在哪里工作,在哪里生活;它也的确需要增加人民申诉冤情的渠道,但中国已提出了很多改革议案,实验了诸多项目,在全国范围推广了不少改革。比如鼓励地方性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让它们帮助关照贫困者。政府还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探讨新的方式来消除农村贫困,同时还对税收体制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为消费者提供贷款购房购车只是为其公民提供的诸多新的机会之一。

裴敏欣说中国是一个“新列宁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弱不禁风。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一政治体制是灵活和充满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