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美国政府一直在对待美以关系的两种差异很大的方法上分裂为两大阵营。第一种方法可以追溯到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它把美国视为以色列与其阿拉伯对手之间的“诚实的中间人(honest broker)”。第二种方法始于里根时代,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阿拉伯的中东之内的“战略盟国”。虽然各届总统及其政策顾问常常在两种观念之间摇摆不定,但布什政府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从而给美国和以色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作为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最后是由老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政府界定的。这并不意味着在道义上等价地看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特定行动,并不像人们有时所指责的那样,而是在发生了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承认犹太人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道义上有同等的权利在那个地区建立自己的祖国。正如以色列第一位总统查姆•魏滋曼所述:“在我们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不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而是两种同等权利之间的冲突”。

美国致力于作为“诚实的中间人”的基础最初有三: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道义责任、来自强大的犹太人游说团体的国内压力、以及对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的政治稳定的担心。美国起初担忧会把阿拉伯各国政府推向苏联的怀抱。随着这些阿拉伯国家自身变得日益强大起来——正如人们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所见证的——美国的担心就开始完全转向了。

最初,美国鼓励以色列与其邻国就难民(1948年的战争大约造成70万人流离失所)、边境、边境安全和水资源权利展开谈判。随后,在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之后,美国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层之间的中间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交上的轻重缓急颠倒过来。先前是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协议带来了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希望,而现在则变成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协议是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签署协议的先决条件。

一些历史学家把以色列作为战略盟国的地位溯源到1958年,那时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到黎巴嫩,以便平息对地区性的颠覆亲西方政权的担心。但是,直到1975 年,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还能告诉犹太领导人“以色列的力量不仅为其本身的生存所需,而且用于防止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里的蔓延。因此,就中东而言,它不必有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以色列的生存对美国具有情感上的重要性”。

是里根政府受以色列以及美以政治事务委员会的推动开始将以色列视为冷战时期的战略资产。1981年11月,美国和以色列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便“ 遏制苏联对这一地区带来的所有威胁”。里根和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也从卡特政府倡议巴勒斯坦人自治的立场上退缩下来,而且抛弃了其前任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反对。“至于西岸和那里的定居点,我不同意上届政府把它们视为非法的观点。”里根在1981年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它们不是非法的——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不是,该决议规定西岸向所有人开放,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

不过,在里根第二个任期结束之际,面对第一次“起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愿意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情况,里根和黑格的接班人乔治•舒尔茨回过来把美国视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诚实的中间人”——这个立场得到了下两届政府的重申。但是,几经反复,乔治•W•布什令美国外交重返其在里根执政初期的立场。他把以色列视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盟国,以色列的敌人就是美国的敌人。

布什偏离作为“诚实的中间人”的立场始于其就职之后不久。根据作家朗•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报道,布什在其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告,“我们将向以色列倾斜。”当那时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担心布什会援助以色列在西岸的军队,提醒布什:“那样做的后果恐怕是可怕的,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布什的回答是:“有时一方力量的展示确实能够澄清事态。”尽管认可巴勒斯坦人立国,但布什支持那时的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拒绝与亚西尔•阿拉法特打交道,抱有的希望是选举会把这位巴勒斯坦政府的领导人赶下权力的舞台。

当哈马斯在今年赢得选举胜利之后,布什不是施加压力让巴勒斯坦政府独立运作,而是认可以色列的战略,即通过制裁和扣押税收来破坏新政府。虽然伊斯兰团体的一系列攻击遭到了以色列的猛烈报复,但冲突在哈马斯武装派别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后升级了。布什应该尝试逐渐承认以色列的哈马斯政府官员,在哈马斯于大马士革的武装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但是与之相反,他把两者同等看待,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击及其对哈马斯政府官员的监禁。当黎巴嫩真主党插手这场冲突的时候,以色列的反应是指责黎巴嫩政府对此负责,轰炸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并杀死数以千计的平民。布什和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拒绝停火,并把这场令黎巴嫩陷入混乱的战争称之为“新中东”的“分娩阵痛”。按照本届政府的逻辑,试图消灭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以色列是在代表美国打一场反恐战争。如果以色列确实取得了成功,这场战争也会加速叙利亚的政权变化并削弱伊朗。

同样,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是否应该对哈马斯武装派别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挑衅进行还击,而是在于作为在这一地区里的主要外部力量的美国是否应该在解决随之发生的危机中发挥作用。布什政府说服以色列政府的战略会管用吗?可能性非常之小——事实上,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政府也许会向后退缩。布什设想的中东变化是先知预言式的。它指望通过暴力之火使中东转变为翻版的美国。这种战略在伊拉克没有成功,它在这里也不可能成功。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以色列和美国的行动只会加深在中东对这两个国家已有的敌意,而且,在一段重建和招募的时期之后,强化黎巴嫩真主党及其支持者。

当然,许多以色列官员更喜欢把以色列视为战略盟国的美国政府,而不是更重视在以色列与其敌人之间为和平而斡旋的美国政府。不过,当美国政府试图为和平斡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的日子都会更好过些。在卡特的监督下,以色列与埃及签署了和平条约——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的利益。来自老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的支持有助于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有助于以色列与约旦在1994年10月签订和平条约。这种战略并没有启示录式的变化,相反,它设想经过数十年,以色列能够在经济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融入中东地区,而先前的敌人能够和平共处,哪怕它不太乐于那么做。

在把以色列视为战略资产的时候,里根并没有想当然地希望出现“新的中东”,他更关心的是赢得对苏联的冷战。不过,尽管如此,里根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放弃“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引起了黎巴嫩境内的战争(事实证明那是以色列的巨大灾难)、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成立、伊斯兰团体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一次恐怖袭击、第一次“起义”。

乔治•W•布什仍然有两年半的任期,不过,迄今为止,他对以色列的战略造成了第二次“起义”(始于克林顿政府的最后一年)的升级、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败给更为激进的哈马斯,而眼下在加沙和黎巴嫩南部两面开战不可能达到美国和以色列所预期的结果。当然,对两类战略的这种审视忽略了一些复杂因素,比如说软弱或冒失的领导人、无法预见的挑衅以及古老的仇恨,不过,在布什的“新中东”战略开始变得比老的战略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情况下,仔细衡量自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