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欧关系波折 
Troubled EU-China Relations

王雅平

最近发生的几件“偶然”事件使中欧关系几度出现波折:先是10月,欧洲议会把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胡佳,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1月底的沃维汉事件在人权问题上在中欧之间又引发了一阵喧嚣;11月13日,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12月6日要在波兰会见达赖,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在多次外交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北京取消了计划于12月1日举行的中欧峰会。中欧关系在这一高潮事件下陷入低谷。《卡内基中国透视》在这一背景下采访了欧洲政策中心的创始人与现任主席史丹利(Stanley Crossick)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杜克大学教授史天健。三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欧关系在最近的演变。

各说各话

在中欧官方未有明确对话之前,网络上、媒体中,甚至在专家学者之间,就已争论不休,且无达成统一意见之势。欧洲人说中国取消峰会反应过于激烈;中国人说不给你点颜色看看还以为我们好欺负,而且我们已经屡次警告,怪也只能怪你们冥顽不灵。欧洲人说萨科齐见达赖选择在波兰而非法国,并与其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起见,就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感受并做出了外交让步;中国人说这是掩耳盗铃,实质还是故意挑衅中国,且萨科齐同时身为欧盟轮值主席更是提高了会面的级别。中国人说见达赖是干涉我国内政;欧洲人说欧洲领导人有见任何人的自由;中国人回应我们也有不跟你开会的自由……如此这般。然而,无论双方立场有多不同,了解倾听对方的立场,却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前提。

史丹利指出,首先,欧洲议会不能充分代表欧洲。“就像布什被迫授予达赖美国国会的金牌奖并不代表白宫即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一样,欧洲议会授予胡佳人权奖也不能代表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其次,他说,“欧洲无意干涉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本身在中欧关系中并不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只是它不断被挑起。欧洲只希望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并不希望被牵扯其中。”第三,史丹利也承认,欧洲领导人接见达赖本身确实存在着矛盾之处——无论是以“精神领袖”的身份还是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身份接见,达赖确实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就接见达赖,史天健还提到了国际法的问题。“就国际法而言,承认一国的中央政府就不应该去见流亡政府的首脑。因此,(欧洲)这种行为在国际法上站不站得住脚还是大可怀疑的。”第四,史丹利和沈大伟都指出,目前的现实是,达赖作为“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国际上是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即使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西藏历史现实的认识的无知的基础上,中国愤怒的言行也无益于改变这一现实。史丹利说,即使欧洲领导人不愿意见达赖,从迎合民意的角度,由于达赖在欧洲的受欢迎度很高,欧洲领导人还是不得不见。

此外,史天健认为,中国这次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划一条红线。“意思是说,这是不被允许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中国项目主任包道格(Douglas Paal)指出,北京也因为3月10日——1959年西藏暴乱50周年的即将到来而更加敏感。12月10日来华盛顿参加第六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戴秉国也表示了对藏独分子可能利用这一天在西藏引发大规模骚乱的忧虑。

中欧关系是何时变酸的?

用沈大伟的话说,中欧关系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祛魅”(disenchantment)的转变——不仅在官方,而且也在民众之间。他举例说,在过去的18个月中的一些对欧洲的民意调查中,欧洲各国受访者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普遍下降了20%到30%左右。在中国方面,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和最近一段时间,民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反法情绪。

对于这一转变是如何造成的,沈大伟与史天健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沈大伟说,中欧关系问题的出现要回溯到2006年10月欧洲委员会发表的自1995年以来的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他指出,这份对华政策文件比以往的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具批评性,文中列举了大约二十项中欧关系改善的前提条件。“这一立场使中国大为吃惊,也成为中欧关系转变进入‘后蜜月时代’的第一个历史事件。接下来的2007年便被欧洲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各种贸易问题所主宰。2008年,人权问题与西藏问题又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煽风点火。”

史天健则介绍了中国人眼中的中欧关系变酸过程:“中国人对法国其实有着比较浪漫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从戴高乐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在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承认中国的时候,法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而眼前这件事的前因是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以后,萨科齐当选马上到访北京,宣称他是中国人的好朋友。所以中国就给了他两百亿的合同。给的这个单子是这样的,比如空中客车,可以通过法国,也可以通过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来买。所以中国把这个单子给法国其实是心照不宣地表示对法国友好,并且以此来突显默克尔见达赖以后会受到的一些不好的对待。但是问题是萨科齐拿了好处之后马上就翻脸了,他在奥运会以前以中国和达赖谈判作为他出席奥运会的条件。事实上,中国人认为跟达赖谈判与奥运会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所以中国那次就觉得被背叛了一次。”后来中国做出了妥协,跟达赖谈了,现在萨科齐又要以欧盟主席的身份见达赖。所以中国人是忍无可忍了。

改善人权的目标与手段

在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的问题上,即使中立的立场也存在着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却并不矛盾。一种说法认为,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一条国际准则。就像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会伤害美国的国际形象一样,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同样会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改善人权状况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获得必要的国际支持,从而为中国解决一些国际上的实质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因而从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建国才60年;美国用了近90年才废除奴隶制。因此,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人权水平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无异于一个成人要求一个儿童有和他一样的身高。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西方国家应该从历史上曾经侵略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对西方国家批评的敏感性,也应该从发展的眼光来给中国的人权进步多一些耐心与鼓励。

史天健说,“实际上,改善人权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异议。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他介绍说,研究人权的人发现一种促进人权发展的手段,即所谓羞辱(shaming)。这种手段的逻辑是通过羞辱来迫使进步。然而羞辱对中国适不适用?“这就涉及几个问题。第一,你羞辱中国,如果中国人觉得自己的人权状况还可以,他就会觉得你别有用心;第二,就是羞辱在什么事情上。在西藏问题上,大部分西方人根本就不了解情况;第三,研究显示,羞辱只对小国有效。小国信心不足,更需要国际承认。这个手段对文明古国可能就没有多大的效果。”史丹利也说,大部分走上街头的人权提倡者与职业的人权工作者之所以投身人权事业,是因为这样做能给他们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要真正改善中国的人权,唯一有效的做法只有与中国人促膝而谈,从中国的立场来说明改善人权能给中国带来实际的好处。把这个问题外交化与公开化只能起反作用。

欧洲,团结的欧洲?


在谈到以上问题的时候,许多学者也区分开中欧关系与中法关系,认为中法关系的问题不应影响到中欧关系,也强调中方取消中欧峰会是针对法国而不是针对欧盟。然而沈大伟和史丹利两位专家都认为,欧洲其他国家虽然也担忧与中国的关系,但还是会支持萨科齐的做法。沈大伟还指出,所有欧洲国家也会继续接见达赖。史天健却说,在实际利益攸关的时候还会不会支持,这一点我们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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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大的俱乐部会所
A Bigger Clubhous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最近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强调了“金砖四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起到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克服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还是全球变暖问题上,传统强国越来越离不开这四个新兴大国的合作。国际格局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


石油定价
Oil Prici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周大地在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中,建议中国政府利用国际低油价的契机改革中国油价定价制度,使油价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燃料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与环境成本,从而在消费者能够忍受的范围内,鼓励节约能源。


如何处置关塔那摩的囚犯?
What to do with Guantánamo's detainee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卜塞克(Christopher Boucek)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阐述了候任的奥巴马政府改造关塔那摩监狱的计划。他认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最具威力的几种武器之一便是透明、正常程序和合法性”。但同时,他也建议奥巴马向外界表明,打击恐怖主义也不能仅靠传统的安全手段。


防止贸易主义抬头,中国义不容辞
China's vital role in defeating protectionism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本月初在《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规模还不足以成为化解目前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但中国却可以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上发挥关键作用。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支持与中国的长期接触政策》
Thomas J. Christensen, Orville Schell, Carla A. Hills, David M. Finkelstein, “The Case for A Really Long Engagement,” Washington Post, Sunday, November 30, 2008; B05

中美关系复杂多变。奥巴马政府应如何处理好这段微妙的关系?《华盛顿邮报》最近一篇文章集结了四位外交政策专家的看法。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任主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认为,奥巴马不应偏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原因即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被证明了是成功的。在过去的八年里,不仅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也被逐渐打开。此外,一些诸如朝鲜核问题的国际问题更是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密切合作。

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建议奥巴马与中国主席胡锦涛举行探讨中美之间一系列合作议题的首脑会议,而讨论的议题可以从气候变暖与能源合作开始。他认为,能源技术的研制、开发与投入市场不仅可以使两国在知识产权、创业,与扩大就业等方面共同受益,而且这样的合作关系也将使两国关系更加牢固。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A. Hills)表示,美中关系的最大障碍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太过简单化。她举例说,很少有美国人知道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300%,十倍高于美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长率。因此,她认为,倾听与对话是最优的对华政策。她高度评价了战略经济对话的作用与意义,并希望奥巴马政府把这一对话延续下去。

“CNA 公司” 副主席兼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冯德威 (David Finkelstein)则着重谈了中美关系中的“薄弱环节”——军事关系。他指出,中美在军事上的不信任长期存在。但在情况刚刚有所好转,两国才建立了诸如军事“热线”等一系列企划以防止误会导致的危机之时,10月美国政府向台湾的一笔军售又使北京停止了与美国的军事接触。他认为,奥巴马承诺的“倾听”政策将在中美军事关系上受到考验。



《麦肯锡全球调查结果:经济情况概览》
“McKinsey Global Survey Results: Economic Conditions Snapshot, November 2008,” The McKinsey Quarterly, November 2008


从11月5日美国大选日的第二天到11月10日,麦肯锡咨询公司进行了一项面向全球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1424位经理主管人员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这些经理主管对2009年的经济展望并不乐观——经济衰退和持续的资本市场动荡,但许多公司表示能够平稳度过这场难关。

这些经理主管人员普遍预期各自国家下一年的GDP增长将缩小两个百分点左右。少数企业将受到重创。二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则预测他们的企业的赢利额将在下一年保持不变甚至会有所提升。一些企业还表示正在这场灾难中寻找契机——进入竞争者退出的市场,雇佣一般情况下雇佣不到的人才,和兼并与收购的机会。

一般来讲,小的私营企业比大的公共企业的情况要好一些。年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下的小的私营企业相对来讲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这些企业的主管人士表示他们的企业更有可能在下一年介绍新的产品或服务和雇佣平常雇佣不到的人才。调查还显示,专业服务与高科技产业更可能在下一年介绍新的产品与服务项目。

大部分公司表示,自9月中旬以来,尚未有寻求外部资金援助的需要。虽然只有少数企业表示会在2008年年末增加雇员,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表示将裁员。相对小的私营公司来说,大的公共企业更有裁员上的压力。而相对于商业与法律的专业服务与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与制造业更有裁员的可能。

受访者还建议政府采取有限的、全球统一协作的监管与财政措施,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持金融部门及金融部门以外的一系列产业。



《让巨龙复苏》
“Reflating the Dragon,”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5, 2008


《经济学人》近期文章《让巨龙复苏》详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的前景。作者指出,如果在世界经济前景暗淡的背景下中国仍能维持相对强劲的增长,那将对缓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趋势起到非常有利的作用。

随着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长也在今年第三季度放缓到9%(去年同期增长为11.9%)。虽然这样的放缓已经够引人注目,但其他数据显示经济仍会继续下滑。中国经济放缓的一部分原因是政府为应付通货膨胀而有意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和一个过热的房产市场。世界经济衰退造成的对中国出口需求的降低也只是一个因素,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中国今年前十个月的出口增长还是保持了21%之高(去年同期增长为26%)。

然而,文章对出口势头的预期并不乐观。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明年将是中国25年以来出口量首次不会有所增高的一年。UBS银行甚至预测,明年中国净出口将拉低GDP增长。对出口前景的悲观展望将进一步打击对制造业的投资。建筑业至少要继续下滑到明年年中,也将影响钢铁与水泥的市场需求。但中国房地产业不景气的程度仍不似众多发达国家严重,因为毕竟城市化与人民收入的增加还会继续拉动全国对房屋住宅的需求。

在暗淡的图景中,唯一令人可喜的是零售业的增长。今年1月到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了17%。这都应该归功于人民收入的增长与相对较低的负债水平。

文章估计,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降至6%。这个数字足以令其他大多数国家满意。但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坚固的信条,即8%的经济增长率是能够满足新增就业人口就业的最低限,经济增长低于8%就意味着失业与社会不稳定的增加。实际上,90年中期时,对中国所需最低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是7%而非8%;而且当时的估计不仅涵盖了农村涌入城市的大量人口,也考虑了众多国企下岗员工再就业的岗位需求。同时,由于出生率的降低,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也在减少。近年来农村收入的大幅上升,也使得部分农民愿意留在农村而不再到城市打工。

尽管这个8%的规则不再符合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它对政府似乎也起着近乎支配的作用。无论对中国政府新近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看法如何,这一政策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屡次降息及其他一系列政府刺激扩大内需的举措,都向外界传达了一条明确的信息:中国政府将尽一切力量保持8%的增长速度。这一信息本身就有助于重建商界与老百姓的信心。

一些评论家批评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过于侧重投资,而非侧重刺激内需。作者认为,刺激内需应该是中国政府长期关注的方向,而在目前信心下滑的情况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储蓄率的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会比减税、提高福利等更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者还认为,相比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此次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规模更大,且目前的企业和金融系统也远比十年前更完善。因此,作者有信心中国同样能够完成8%的经济增长任务。



《僵持在三八线上》
John Bolton and James A. Kelly, “The Great Debate: Standoff at the 38 Parallel,”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 / December, 2008


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前,前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与布什政府第一任期时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美国对朝鲜的首席谈判代表詹姆斯•凯利(James A. Kelly)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对新一届政府对朝鲜核问题以及对六方谈判的政策进行了辩论。

双方都认识到了朝鲜核问题最近又出现的倒退与曲折,以及六方谈判一直以来所经历的困难。但博尔顿主张放弃对朝鲜谈判,凯利则主张对朝鲜谈判坚持不懈。博尔顿认为,十五年对朝鲜谈判的失败足以证明谈判是不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他说,这些谈判的最根本缺陷就是假设朝鲜是可以靠说服来放弃核武器的,而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朝鲜准备做出这样一个大动作的转变。”博尔顿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是在布什的第二任期期间)对朝鲜的谈判过于屈从与软弱,这一谈判永远没有出口。他指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是对美国安全的重大威胁;而朝鲜去核化的根本途径就是朝鲜政权的崩溃。他又指出,看到朝鲜政权已然相当的脆弱,美国可以通过向中国承诺愿意共同承担朝鲜崩溃对中国将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试图说服中国抽去对朝鲜的最后一口气的支持。

凯利则认为,虽然对朝谈判不断遭遇坎坷与挫败,谈判以外的其他方式更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其一,谈判以外的其他方式很难会被中国与韩国接受;没有这两个关键国的支持,美国也不能有所作为。其二,强硬采取谈判以外的其他方式会破坏美国与其盟友(主要是韩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朝鲜核问题是关乎美国安全与全球不扩散进程的国际问题,但它更是关乎东亚各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地区问题。中、日、韩三国看来起与美国都期望一个无核的朝鲜,但各国的具体利益与愿意接纳的解决方案却有着多多少少的差异。凯利指出,美国已经十分了解朝鲜核问题的根结,美国新一届政府应该继续谈判的努力。谈判并不等同于软弱与让步。六方会谈还有许多美国可以利用之处。



《一个平衡的战略:为一个新时代重组五角大楼》
Robert M. Gates, “A Balanced Strategy: Reprogramming the Pentagon for a New A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2009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M. Gates)在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综合阐述了美国在未来几年的国防战略。他指出,平衡是美国国防战略的核心。美国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去做、每一件武器都去买,国防部应该设立优先项目、考虑机会成本与权衡相对损失。他还指出,美国国防战略需要平衡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在眼前的冲突中取胜与为其他可能的冲突做准备之间的平衡;在制度化“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和对外军事援助等能力与保持美国现有的传统优势之间的平衡;在保持美国军队在文化多样性上的优势与去除削弱军队能力的文化特征之间的平衡。

盖茨指出,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军事失败都将是对美国可信度的沉重打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肯定会减少,这不是谁成为美国新总统的问题。然而,美军撤出以后,也必然会在伊拉克留下一些军事指导或反恐的力量。至于美国如果在未来又遇到类似伊拉克或阿富汗的问题,美国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盖茨说,美国将更倾向于通过培养同盟力量来实现美国所期望的目标,而亲自或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会很小。他还指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中的政治社会混乱局面为恐怖组织的扩散开辟了温床。在未来,对美国本土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具有进攻性的国家,而是来自于这些失败国家。盖茨说,“美国军队在踢开大门之后整理残局的能力,应能与其踢开大门的能力相匹配。”

盖茨在文中还提到中国发展非常规性军事实力对美国的影响。他认为,虽然大国对峙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只要其他国家也拥有核武器与发射能力,美国就应该保持一个可靠的战略威慑。“为了这样的目标,国防部与空军应当采取步骤优化美国的核武库。国会也应尽它所能对‘可靠替代弹头计划’(Reliable Replacement Warhead Program)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

最后,盖茨还提到美国需要认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与学会虚心的态度。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不是任何入侵行为、任何危机都必然应当引发美国的军事回应。”



《感谢学术侦探们》
“Give Thanks for Academic Sleuths,” The American, November / December 2008


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发生过程中,许多学者早就对各种不良的金融行为做出了预警。本文举例证明了学术“侦探们”是如何正确地对金融问题做出警告的。文章还指出,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应该成为指导政府完善金融体制的重要参考。

在次级贷款借贷问题上,已过世的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密歇根大学教授爱德华•格兰里奇(Edward Gramlich)早在十年前就注意到了次级贷款的迅猛增长。他指出,次级贷款的增加虽然能使更多的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的梦想,但放贷的过于松散与房市本身的价格波动也很可能导致大批美国人拖欠贷款,从而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风险。这正是今日金融危机发展的最初起源。格兰里奇在2000年时敦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大银行附属银行的借贷进行审查。2007年政策制定者才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开始注意格兰里奇的研究与调查。

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美国学术界也早有警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彼得•沃利森(Peter Wallison)早在2001年就著书阐述了这两个房贷融资巨头所存在的潜在风险。纽约大学的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也在2002年敦促这两大公司进行改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经济学家威廉•普(William Poole)在其发表的《宏观经济中的房市》一文中警告,房贷融资的过于集中有可能使这两家公司中的任何问题转化为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的危机。虽然来自学术界的警告不断,美国国会却一度阻碍任何改革措施的通过。直到2008年7月,国会才通过了加强对政府赞助企业(GSE,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的金融监管的法律,但已经为时过晚。两个月后,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将这两家公司国有化了。

文章还列举了经济学家对“回溯期权”(backdating)、共同基金中普遍存在的“延迟交易”(late trading)及“市场时机”(market timing),以及纳斯达克券商勾结起来操纵股价的非法行为等的警告。所有这些预警都证明了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可以切实地帮助政策制定者有效地预测、避免及管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