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台湾领导人马英九(Ma Ying-jeou)在今年5月宣誓连任、开始其最后4年的任期,两岸关系似乎进入了60多年来最稳定的时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观察家们可以期待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将有进一步的重大提升。现如今,我们正步入一个抱负受限、期待受阻的时代。

相形之下,在台湾本土,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发表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现在已经遭遇到一些强硬的抵制。对此,马英九一再重申其基于五大改革支柱的“黄金十年”竞选承诺,而这五大改革分别是:经济转型、创造就业和实现社会公平、绿色能源、振兴文化以及开发台湾最重要的资源——人才。

包道格
包道格曾任摩根大通国际副总裁,并作为美国非官方代表出任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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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两岸关系前景,则只能渐进地改善。台湾期待扩大与大陆的优惠贸易协定,在大陆和台湾各设代表处以处理两岸关系,与大陆签署一项投资保护协定,扩大双向留学机会,加强在打击犯罪领域的合作等。尽管这些举措的涉及面有限,但它们却具有政治敏感性,如何在不引发负面反应的情况下得以实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台北也在合理地期待它所占领的有限“国际空间”能够通过与北京的合作而得以扩展。马英九总统提到台湾将参加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活动”。他还提及台湾在为最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做准备。而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希望TPP能够发展成“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台湾也在寻求扩大其在非政府组织中活动的空间,而北京则一直阻挠台湾参与涉及诸如命名、身分认同等问题上的活动。

这种期待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中国一些高级官员在马英九宣誓就职之前就暗示,他们需要马英九作出小小的让步:即以某种方式重申台湾是“一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名誉扫地的前任总统陈水扁所坚持的一个从法理上脱离大陆而独立的台湾。

马英九在演说中说,海峡两岸应定义为“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在当前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北京当局理解马英九必须提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认为这一表达回应了他们的期望。作为交换,北京则会在更大程度上相信,它在参加国际活动方面对台湾作出的让步不会被台湾用来展示相对于中国更大的“独立性”。北京在陈水扁执政时代曾有过这种顾虑。

就台湾内部事务而言,马英九甘冒引发众怒的风险来进行资本收益税、司法和教育领域的改革。他还咬紧牙关提高日常生活成本,提高总统大选前冻结的消费品价格,防止政府的有效补贴过高等。这些举措已经导致其个人受欢迎程度骤降。

马总统似乎谋划着,如果他在1月份以领先对手6%的支持率重新当选后便立刻强力执行这些艰难的改革举措,随着改革成效日益彰显,他将有时间提升自己的支持率。然而,如果改革的成效未能显现,他可能会为在野的民进党在下次大选中成功挫败其政府奠定基础。民进党新领导人苏贞昌是一个务实且充满活力的政治家和竞选高手。在马英九执政的今后4年中,台湾将举行多次地方选举和补选来考验两党的实力。

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因论及自夸平等的台湾所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司法和检察机构官员滥用职权、台湾青年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频频得分。为了支撑自己的软肋,马英九政府正寻求多方面的改革,包括台湾低资本收益税制度、司法机构的实践和程序、改善教育内容以提高年轻人就业前景。

然而,资本收益税改革执行过程中的错漏百出,已经导致财政部长刘忆如(Christina Liu)主动请辞,也招来了相关观察家对改革官员施政技巧的冷嘲热讽。可以预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正受到威胁。尽管外界法律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指出,台湾法律体系借鉴自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系,其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社会与司法机构之间的有害距离。

最后,在过去15年中,台湾的教育改革一直命途多舛。在陈水扁执政期间,除了偶发性的教育“政治化”企图外,多是在这个重视教育的社会里,为应付家长们的期望和要求而进行政策上的小修小补。这是高风险的行为,因为它引发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果马总统希望他发起的教育改革能有所成效的话,他就必须要采取比上一任期更坚定的、亲力亲为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