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该消停了

如果真需要找一个说明合理意图导致不合理后果的案例，那当前的尖阁列岛或钓鱼岛争端便是个范例。今年4月，一直致力于在日本宣扬反华论调的、反复无常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Shintaro Ishihara) 宣称其意图从私人领主手中购买尖阁列岛其中的三座岛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石原慎太郎此举是想将这三座岛屿演变成一个活动平台来激怒中国，唤醒日本民众敌对中国，并最终重新武装日本。到目前为止，石原正裹挟着日本向着他的目标前进，而讽刺的是，中国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石原却并未实际接管这些岛屿。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一直怀揣善意。在过去的五个月里，他采取战略来领导日本中央政府缓和紧张局势，取代石原购买或者“国有化”这些岛屿。历史学家们将来会回顾野田的领导，并找到他的失误及其对中方反应的错误预测；但是，野田试图控制事态的总体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据一家日本媒体报道，为了避免激怒北京，野田进一步决定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他否决了在钓鱼岛上修缮灯塔、驻扎自卫队等一系列政策选项。

同时，在紧张事态升级、中国逾百个城市爆发半组织性的丑恶反日游行之际，野田批准了外交改组，提拔了几位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外交官来成熟地监管事态纠纷。（极为不幸的是，新任命的驻华大使西宫伸一(Shinichi Nishimiya)，一位待人友善又出类拔萃的外交官，接受任命仅几日便突然与世长辞了。）

野田还派遣了一位特使赴北京解释他如此处理钓鱼岛事件的背景。诚然，野田没有也不应屈从中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他的政策选择表明了日方对中方关切的普遍敏感。

尽管如此，北京仍将野田的决定解读成日本试图改变现状之阴谋的一部分。日本进行钓鱼岛国有化的时间点接近引发中日战争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也紧随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发出的不要进行国有化的个人警告，这进一步激化了中方对此事的反应。

北京坚称，根据其资料记载，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78年签订双边和平条约期间的中日交流中，日方同意“搁置”关于岛屿主权的争议。日方则坚称从未达成此共识，这些岛屿是日本无可争议的领土。

中日双方目前都处于国内政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迎来其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替换约70%的高层官员的计划则暗示着其中的诸多艰难。而来自日本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的野田佳彦首相任期将满。前首相安倍晋三(Shintaro Abe)依靠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刚当选为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主席，并且有能力在 “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后领导新一届政府，很可能是联合政府。因此双方领导人都在维护着自己的爱国势力，而为此牺牲着彼此的关系。

现在是中日双方评估变化的事态、并制定计划来消弭对抗的时候了。中国政府发言人已经要求日方将钓鱼岛回归初始状态，但中方至今尚未明确要求野田收回购岛举动。这或许是为双方言辞立场上的妥协留有余地。

日本表示其官方从未承认过中国对相关岛屿拥有主权诉求，并拒绝接受此观点。此前不经审判便遣返在日本水域滞留的中国渔民的双边安排，只是在既成事实下处理渔民违规的手段，并不意味着日本承认其法律不适用于这些岛屿所属海域。（在过去2010年的钓鱼岛争端加剧时，一名中国船长被释前要在日本法庭接受审判的安排令中国人民极其愤怒。）

令人不安的是，美国在1972年将诸岛屿交还日本“管辖”后，始终声明它在这些岛屿的最终归属权上不选边站队，但是它们既在日本治下，日美《共同安保条约》便适用于保护这些岛屿。由此，美国暗示其支持岛屿主权归属存在争议的看法——日本目前否认存在争议——尽管它承诺帮助日本保住这些岛屿。

在领土争议中，实际控制争议领土的一方否认存在争端实属正常。这类争端可以提交至国际法庭接受仲裁，但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一方通常不会同意，因为这将暗示其主权存疑。

在尖阁列岛或钓鱼岛争端中，容忍克制的野田首相或许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一位日本政府的高层权威人士可以公开重申日本对这些岛屿不可争议的主权和管辖权，但同时指出东京并不否认其他相关方（中国大陆和台湾）对此存有异议。或者，日本官员们可以宣称他们并不认为钓鱼岛的现状有任何改变，然后还像危机爆发前一样在岛屿附近执行海上巡逻和其他活动。这样或许会让北京停止每天强烈的言辞密攻，承认钓鱼岛又回归其初始状态。如果北京方面拒绝日本的这一姿态，那么责任就转到中方那边。

一旦中国度过了即将到来的政权交接的敏感时期，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停止通过恃强凌弱的姿态损害中日关系、损害其发展“软实力”的努力，并缓和与邻国的关系。另外，日本和中国在近些年都在迅速提升彼此间的经济依存度，双方都不需要继续抬高日益加深的政治僵局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更不用说卷入更激烈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