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间,美国人逐渐相信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付出了代价。美国将制造业外包给劳动力廉价的中国,这被认为是造成美国中产阶级工资增长停滞、双边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这种逻辑稍嫌牵强,但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自2009年以来已增长了70%,其成本优势因此逐年下降。美国借机夺回了一些生产能力,但中国丢失的大部分制造业工作都流向了其他成本更低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然而,中国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挑战仍未结束,只不过从低技能劳动力转向了过剩的大学毕业生。

今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700万,是美国的2.5倍;而1999年,这个数字还不到一百万。早在2004年,中国大学生的招生人数和学位授予数量就已双双超过美国。虽然未必符合实际,但中国政府预计到2020年,其劳动大军中将有1.95亿高校毕业生,而美国全体劳动力预计才有1.67亿。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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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造成毕业生供大于求,势必导致失业率高居不下,工资增长缓慢。过去五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下降了19个百分点,而应届毕业生失业率上升并超过了16%。地位观念强的毕业生往往不愿从事不太体面的制造业工作,而纷纷争做政府或国企的办公室职员。尽管国家领导再三强调“创新发展”,可很不幸,中国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有限,无法满足应届毕业生庞大的就业需求。

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疲软,而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经常缺少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非大学毕业生更愿意当蓝领,所以,该群体的失业率只有4%。因此,与许多高技能行业相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在过去几年的工资增长更加迅速,许多工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了办公室新人。这就使得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其经常账户盈余出现收缩——从金融危机前超10%的GDP贡献率降至现在的约2%。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惨淡,而拥有数年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却炙手可热。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超过16%,而所有年龄段毕业生的失业率只有3%,这说明毕业更早、经验更丰富的学生基本全部实现就业。此外,他们的劳动报酬也更高。例如,银行的中年职员一年的工资可达到25 000至50 000美元,而制造业的平均年薪还不到7 000美元。

有些学生为避开激烈的竞争而选择留学:仅去年一年,出国留学人数就达到400 000人。出国留学不仅能学到特殊技能,更能获得留学国家为其提供的充足的初级职位工作。在过去,只有30%的留学生学成回国,但现在随着中国吸引力的增加,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毕业生纷纷选择回国发展,去年就达到330 000人。

更值得担忧的是,由于毕业生就业岗位不足,求职者常通过贿赂、背景更强的人则通过关系谋得一职,这就助长了腐败。许多学生选择出国留学,也是想借机发展社会关系、编织校友人脉,从而打造就业优势。话虽如此,鉴于很多毕业生都希望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入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共产党官员的子女往往能够顺利就业,且起薪要比同龄人高出15%。

鉴于党员的这些既得利益,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加入共产党也就不足为奇了。1990年,大学生党员的比例不足1%;但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1%。一项调查显示,为“共产主义”理想入党的年轻党员只占20%;更多人很可能是为了获得就业优势,尤其是在竞聘竞争异常激烈的公务员职位时——其录取率不足2%。所有这些都使人不禁认为中国的体制缺乏公平性,因此迫切需要提高政务透明度和实施改革。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增长急剧放缓的时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今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工资水平。“掉入陷阱”的国家发现,由于工资上涨,它们的低价值产品变得过于昂贵;但与此同时,自身又不具备足够的创新力或生产力,能够与发达国家的高价值产品,如汽车、精密电子元件和信息技术等,抗衡。对中国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它能否参与这些高价值行业的竞争。

这样看来,中国毕业生过剩也可能变祸为福:雇佣大量的剩余毕业生劳动力可降低大学的工资溢价,这样就能增加中国熟练劳动力和高价值行业的竞争力。事实上,这正是韩国以及其他一些东亚经济体价值链的提升之道。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高校招生人数增加了两倍。到1993年,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从1981年的125%降至61%,该国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指日可待。一般的实践对比发现,毕业生比例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要小得多。

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中国当前的大学毕业生质量令人堪忧。高等教育快速扩张,使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出现短缺。因此在中国,每名博士要培养约3 000名本科生,学生/教授的比例自1997年扩招以来增长了一倍以上。随着二、三类院校的蓬勃发展,招收的学生质量也逐年下降;特别是在内陆省份,很多大学都是通过降低招生标准完成招生任务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高考录取率不足40%,而去年已上升至77% 。

然而,在毕业生平均质量直线下降的同时,优秀毕业生的质量却随着名牌大学门槛的抬高而不断提升。过去几年,北大和清华双双崛起,与香港大学一同入列全球前50所优秀大学。这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具有极强的全球竞争力,在工程和科学等领域尤其出色。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非常重要,但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服务业。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3%,而韩国、日本和美国分别为60%、70%和近80%。与制造业或建筑业相比,服务业更需要熟练劳动力,而这种差距压抑了就业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发展,服务业也将随之扩张。人口老龄化势必增加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城市化将能促进娱乐、交通和商业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中国还要鼓励更多民营企业进入电信、银行和教育等国家主导领域,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这将能为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高生产力,还可提升中国贸易服务领域的全球竞争力,而不仅限于硬件方面。

通过改革消除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也大有裨益。中国的国有企业机构臃肿,虽然薪水比私营企业高70%,但生产力却更低。实现国有企业的商业化运作将能减少毕业生“非国有企业不进”的就业怪相,使他们更愿意进入私营部门工作。随着毕业生就业渠道的拓宽,该群体的失业率就会下降,民营企业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熟练劳动力。

中国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未有定数,而这对全球的影响也十分复杂。随着中国进入更高价值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发达国家将受到排挤——这与几十年前的日本非常类似。尽管日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历来密切,但日本的崛起却也令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紧张不已。最近,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感到了韩国在先进制造业(现代)和技术领域(三星)的崛起所带来的压力,甚至娱乐业也是如此——韩国电视节目逐渐风靡全球,流行歌手PSY的《江南风》是YouTube上首个浏览次数超过十亿的音乐作品。

在高价值服务业方面,中国最具全球竞争力的是互联网服务。中国的电子商务预计将在今年超过美国,其电子商务寡头阿里巴巴的总销售额将超过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达到1 700亿美元。美国从业者经常抱怨称,中国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使其免遭竞争的“中国强大的防火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美国互联网公司成功打入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市场,中国企业必将进一步提高创新性;结果,他们最终将成为真正强大的全球竞争者。

目前,中国毕业生仍供大于求,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一大挑战,但也可能因祸得福。这种阵痛十分剧烈,并会造成社会局势紧张;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新体制下毕业生薪酬的提高,中国不仅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还有可能夺走西方现有的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