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旨在为其濒临破产的“重返亚洲”政策注入一剂强心针。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东和欧洲地区当前局势的牵扯,该战略举措一息尚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宣称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的举动令该地区许多国家深感不安。这为美国加大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同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中国被排除在外)也为美国的经济战线增加了一些平衡力量;即使美国国会否认存在加快审批进程(本可加快促成协议签署)的情况。

只要这种争论关乎安全和主权,中国就会采取强硬立场,几乎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但若意气用事,中国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役。许多人认为,在推动区域议程向互惠互利、更加关注彼此诉求的方向发展方面,与东盟加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就是中国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分庭抗礼之道。不过,与习近平主席十月访问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的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的奇思异想相比,这两种努力就都显得相形见绌了。构成这种想法的基础是生产分工与深化金融联系,同时寻求更好地利用海外华人社区加强联系交往,以缓和紧张局势;事实证明,东亚地区在这些方面的优势毋庸置疑。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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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货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十五世纪时达到鼎盛时期,当时著名的探险家郑和率领着由三百多艘船舶、两万七千名水手组成的庞大舰队,经由东南亚和南亚航行并直抵波斯湾。时至今日,同样的海上通道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东亚独特的生产分工网络提供支持。这种分工生产是将整个地区生产的零部件运往中国进行组装,进而运至位于欧洲和北美的最终目的地。以这种联系为基础的复兴“海上丝绸之路”,可能有助于在整个地区内建立起更为融洽的交往互动关系。

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锐减,从而使该地区各国,无论其规模大小、技术发展程度,都可以通过生产部件而非完整产品的方式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中获益,这就是东亚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表现如此出色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现在许多东盟国家很可能会从未来的生产外包中获益。此外,再加上中国与其多数亚洲邻国的贸易逆差(与西方持续顺差),都使得各方更容易将中国视作机会,而非威胁。

因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成员基础有别于该地区的生产分工网络,所以,各集团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在美国的领导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正力争达到最高标准,对那些看起来与贸易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如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管理规则。许多参与国受到吸引的原因在于,与这样一个集团建立联系有可能加速结构性改革,但还有一些参与国则希望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抗中国的经济崛起。

虽然谈判过程仍不对外公开,但泄露出来的消息足以证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作为推动谈判进程的美国与其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参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其中尤以在有关知识产权、投资指导方针、环境和原产地规则问题上的立场最引人注目。相比之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可能更为开明,更能兼顾各国的经济多样性,也更热衷于为生产分工网络的运行机制提供保护。鉴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各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能会因阻碍技术转让的行为受到伤害,而发展更均衡的国家可能会眼睁睁看着由生产分工网络带来的竞争优势被限制性的原产地规则蚕食殆尽。因此,某些研究报告预计的可为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东亚国家带来的收益将会降低。

随着中国从资金净吸纳国向兼具资金输出国身份的转变,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也将对经济关系产生影响。有人预测,十年内,每年会有多达千亿美元以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流的形式离开中国,其中大部分会流向亚洲国家。这将有助于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此外,由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存在结构性贸易逆差,在人民币开始成为世界其他地区中具有影响力的货币之前,中国自然会采用其作为贸易结算的区域性货币。几百年前,整个海上丝绸之路都采用中国的铜钱作为交换媒介,好像预示了如今中国使人民币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史就要重演。

不过,当前最大的挑战、也是存在最大变数的问题在于,中国如何推进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地区发挥的作用。五千万海外华人中有三千两百万居住在东南亚,其中既包括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公民,也包括已经融入定居国的海外华人。他们在许多东盟国家拥有大量财富,还在地区生产分工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一些部分位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电子器件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这就模糊了海外华人社区的概念,其政治地位也不甚清楚。

几十年前,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保护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尚不完备,多达三分之二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海外华人。他们善于利用其身份、对文化规范的理解和个人关系网减少非华裔外国人面临的一些固有风险。如今,中国自然注意到了可以反过来利用海外华人便利其在东南亚的对外投资,帮助开发主要港口、促进工业生产外包、深化与银行的关系以及拓宽分销渠道。

尽管海外华人正在融入居住国,他们依旧表现出了与中国无法割断的文化联系。但他们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变迁,这些变迁使得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也使他们与这些国家内的其他群体的关系复杂化了。中国侨民在影响外交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多种动机的左右,但整体而言,这类关系大都很被动。若要使这些关系变得更为主动,就需要审慎处理其中涉及的敏感问题;可即便如此,这种关系能否转化为优势仍值得商榷。

过去,中国一直尝试对海外华人施加战略影响,结果好坏参半。许多东盟国家都对中国和民族问题十分敏感和警惕,使用存在明显外交政策意图的手段效用将十分有限。大部分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仅限于纯粹的经济利益。东南亚各地的其他当地民众最关心的仍然是,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要密切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其直接受益,而不仅是使中国侨民受益。这种感受在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更为极端;但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

中国对外输出资本的挑战在于,如何动员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而非仅依靠东南亚的海外侨民。这就必然意味着,所有重大举措或正式接触都需要符合共同利益、在政府间的平台上进行,这就为推动在公司或个人层面与海外华人进行非正式的和私人性质(多数情况下)的接触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

开展超越中国海外侨民社区的交流互动更具包容性,有助于缓解领土争端和历史敏感问题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如果中国能够与有关国家在搁置主权要求、共同开发争议地区海上资源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种做法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如此一来,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就更可能促进亚洲各国取得更积极的外交政策成果。若能如此,美国和其他太平洋国家在确保安全、航行自由以及缓解区域紧张局势方面的根本利益也能得到满足。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