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势尚未探底,这一点显而易见。若要扭转当前局势,除了继续推行现有的去杠杆化措施外,还要综合提升投资、出口和消费,这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十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中国也遇到了类似的严重债务问题,但其还是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借机大举开拓蓬勃发展的国际市场,进而重振经济增长之势。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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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始终不温不火,双方都需要更强势的贸易平衡,以此助力各自的经济复苏。因此,任何出口反弹都可能是小幅度的;中国在缩小贸易顺差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还会对工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然而,抑制经济增长的最显著因素是停滞不前的房地产市场。降低住房的过剩存量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建筑及房地产活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约为百分之十三,但它们与其他经济活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会放大经济后果。

房价在过去十年中提高了五倍,因此许多人预感到危机正在降临。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住房私有化、地方当局出售土地用于商业开发以后,全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才开始兴起,至今不过十年左右时间。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看似极不寻常的价格上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泡沫”,而是市场角力的结果,即市场力量正在为一种先前隐藏在社会主义体系内的资产确定其内在价值。

但过去几年的价格上涨太过离谱。2011到2012年的情况使人看到了一丝可持续的迹象:房价先是下跌随后反弹并且一路攀升,但不同于典型的房地产泡沫。若以2012年初的水平为可持续程度的标准,则即将实施的调整可能会使房价降低约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考虑到住户资产负债表的较低联动比率和累计资产净值,这种程度的降低可能不会对其产生太大影响;但一些开发商则会因受持有成本之累而一蹶不振。

出口形势欠佳,投资局面平淡;失去了这种通常的缓冲屏障,无怪乎有些中国观察人士会将消费看成救命稻草。因此,当有迹象表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逐渐攀升时,他们自然为之振奋不已——目前中国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为百分之三十五,是各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若事实果真如此,则表明如众人热切期盼的,中国经济终于开始恢复平衡。

这种看法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亦即中国的失衡增长阻碍了更为强劲的增长。然而,消费占比的持续下降却是因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暨工业化进程所致,这符合精挑细选出的一组亚洲成功经济体(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模式。劳动人口从劳动力在产出中所占份额更高的农业部门向劳动力产出份额低得多的城镇工业岗位迁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产出的消费份额不断下降。由于城镇就业岗位的生产率远远高于农村就业岗位,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人均消费也在迅速增加。就样一来,十年间中国人均实际消费每年都在以百分之八点五的速度增长,这在各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但是,指望这种快速增长进一步提高是不现实的。

情况如此,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在未来一到两年持续下滑至百分之六左右。对于那些曾对就业率影响提出警告的人来说,这一局面令人惶惶不安;劳动力正在萎缩,同时工资上涨势头仍然强劲。与此相反,随着政府继续放宽对金融行业的限制并由此引发利率上升,风险来自可能会不断增加的偿债成本。在过去六年中,中国的债务-GDP比已经飙升至百分之二百二十左右,且预计还会进一步提高。未来五年,中国需提振经济增速,以便利帮助公司与地方政府实现去杠杆化的必要改革。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都在市场中寻找证据,表明中国领导层将会推出更多小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放宽购房限制并放松信贷政策,以遏制经济增长的减缓势头。这些举措无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增长,而只会导致新一轮的资产价格通胀。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更加坚决地贯彻三中全会改革议程中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那部分内容。

今年三月,中国公布了一项新的城市化计划,并已经据此为核心要点着手实施;但是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其中的一个关键方面,亦即为了照顾中小城市而限制劳动人口迁往大城市的做法。由于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这一限制规定无疑会阻碍城市化进程获得必要的生产率收益。另一项可带来显著短期增长效益的举措是允许更多私营部门(包括国外私营部门)从事受保护的经济活动。这对生产率的潜在影响尤以服务行业为最,特别是在金融、教育和医疗领域;中国对这些行业的外资参与政策限制是二十国集团各主要经济体中对最为严格的。

如果中国能够切实推进这两项改革措施,那么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就有可能实现至少百分之七的、可持续性更强的GDP增长。

本文最初发表于《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