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方就伊朗核问题能够达成全面协议做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但距离先前所定的最新期限(即2015年3月达成框架协议和2015年6月达成最终协议)已然时日不多。2015年1月18日在日内瓦结束的新一轮会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而相关国家内部的强硬势力继续为破坏外交努力筹集力量。这进一步加大了能否按时达成协议的不确定性。
 
尽管中国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伊朗问题会谈的几个国家之一(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和伊朗),但中国国内对于最近几轮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关注度并不高。这不应使我们忽视:中国在此问题上其实具有比较重要的利益关切,伊核谈判的最终结果将在一些关键领域对中国产生影响。

伊核谈判的结果不仅会影响石油供给,而且与中国所关心的打击极端主义、稳定地区形势、促进区域经贸发展和推动与中国的互联互通等一系列问题有重要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总体经济安全利益,中国可以考虑在坚持一致性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在谈判中发挥更积极和更具前瞻性的作用。

对中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影响

赵通
赵通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防扩散、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热点地区核问题以及亚太安全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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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谈判的结果将会对非核武器国家遵从的国际核武器防扩散标准产生影响。与伊朗的核项目类似,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正在或者将会在未来发展类似的核项目。未来国际社会将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对待这些核项目,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利益。

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项目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解读,比如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伊朗在谋求发展核武器。这场危机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存在着重要不足。《核不扩散条约》严令禁止非核武器国家制造或者拥有核武器。但同时也承认各缔约国有权利进行和平的核能开发活动。而问题在于该条约没有明确划定军用的核武器发展活动和民用的核能发展活动之间的界限。这造成了灰色地带的存在,包括了铀浓缩、离心机制造、核废料再处理及一些科研活动等各个方面。这些领域的技术和科研活动具有双重用途,既可以用于民用的核能发展,也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

《核不扩散条约》没有明确地对这些双重用途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此类界限的模糊不清,导致了各方对伊朗核项目的多种解读,使得相关讨论进一步复杂化和政治化。不仅是伊朗的核项目,不少其他国家的核项目也因此引发了不少争议。叙利亚、日本、韩国、巴西等等均属此例。

对伊朗核项目中存在灰色地带的担忧成为正在进行中的谈判的中心议题。比如围绕伊朗铀浓缩项目的应有规模和范围就一直存在重大分歧, 这些分歧再次导致了2015年1月18日在日内瓦结束的最新一轮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核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以确保伊朗不会在其民用核计划的幌子下发展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但国际社会还没有就这些重要规则的内容达成一致。既然具体规则不明确,再加上不同国家又存在不同的情绪和威胁认知,那么相关谈判的政治化倾向就难以避免,各方长期难以就核扩散问题达成共识就不足为奇了。

将来针对伊朗核项目所形成的这一系列规则将会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些方针被国际社会接受之后,就有可能逐渐演变成为国际准则。这些国际准则就会被用来应对其他可能具备双重用途核能力的非核武器国家。

日本就是一个令中国担忧的典型案例。日本具备先进的核燃料循环技术;积累了大量可以用于核武器的核材料;日本执政党高级政要关于日本潜在核武器能力的高调论述等等,都让中国不安。展望未来,更多的国家可能会陆续迈向核门槛,这其中可能就有与中国关系不睦的国家。比如越南正在积极地进行核能发展计划,菲律宾也有可能照此行事。

如何维护有章可循的、统一一致的核不扩散政策,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曾多次谴责美国政府处理中东核危机的方式;国内专家也认为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比如美国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采取默认态度,但是却对伊朗进行铀浓缩喝令制止,甚至不惜设法推翻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来阻止他们的核项目。这种双重标准让很多中国专家质疑美国政府的真实目的和打算。

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外交政策时应该吸取此类教训,避免犯美国的错误。对于目前的伊朗核谈判,中国应该尽可能地进行实质性参与。这是因为,谈判中所确定的具体规则,将对未来的其他案例具有借鉴意义。如果中国想消除未来其他国家核武器扩散对自身的安全威胁,就应该积极地加入到当前的规则制定中来。

中国与中东

对于中国来说,伊朗会谈的成功将使得伊朗可以继续进行民用核能开发,而且严格全面的核查机制可以确保伊朗无法借机发展核武器。但是如果伊核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其对中国的意义远不仅仅是这些。
 
伊朗是中国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中国希望通过伊核问题的解决促进中国石油供应的稳定。中国政府同时也寄希望于西方各国缓解与伊朗的紧张关系,逐步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因为这种经济制裁已经导致投资伊朗的中国公司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进一步说,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伊朗和一个和平的中东,这并非仅仅是确保石油供应和减轻制裁这么简单。中国政府正积极地致力于“一带一路”战略,其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工程。如果这一战略能够顺利实施,将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展望的那样,“一带一路”将形成一座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前途不可估量。

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集体倡导和支持,对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该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中东地区的整体形势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伊朗,其地处于“一带一路”的西部交叉点,位于连接西亚、中亚的核心区域。只有伊朗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的状态,才能实现中国中东特使宫小生所希望的那样,使中东地区“成为实施该计划的重要地区”,并且“可能会成为最早初见成效的地区之一”。

然而,如果伊朗核问题造成的政治紧张局势继续让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或者出现更糟的情况,比如谈判失败,爆发军事冲突,那么这些将足以使前述理想付诸东流。相反,如果伊朗核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它将成为解决更深层次的中东问题的积极一步,可能会促进抗击伊斯兰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提高稳定伊拉克、化解叙利亚危机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完全吻合。

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总体的外交政策实现了由“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变。中国已经意识到与中东国家建立互惠互利友好关系的重要意义,并希望自己在这一地区发挥积极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的决策者深知中东地区局势的复杂性,有很多宗教、种族、派别纷争交缠在一起。针对这一现实情况,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不希望被牵扯进该地区的安全事务之中,并更倾向于关注经贸交往。目前,中国已成为中东石油的最大买家。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发展贸易与投资加强与中东地区的合作,并以此促进地区经济结构实现多元化的转型。中国认为这种方法有益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有利于从源头上对治日益加剧的极端主义和其他安全问题的症结。

但是仅仅关注于经济并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已经有一些区域国家批评中国的中东政策过于商业化和利益化,无助于改善地区性的政治和安全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在该地区涉足的领域更加宽泛,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影响力势必随之提升,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国政府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中国在该地区的综合影响力日益上升,中国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妥善地利用这一影响力。

就此而言,积极参与伊朗核危机的解决是中国提升国际形象、加强在该地区软实力的有利时机。美国和伊朗的领导人都面临强大的国内政治掣肘。他们各自的国内反对党派和强硬势力一直对协议的一些关键内容持怀疑态度。这限制了他们在未来数月提出更多折中方案的可能性。随着新的谈判期限日益临近,谈判前景依然不定,但会谈取得最终成功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如果这场经过两次延长的谈判再不能取得关键性进展,成功的前景就非常渺茫了。这可能成为相关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最后一次全力尝试。谈判失败就可能意味着军事冲突的到来。在此关键时刻,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如能积极推动,必将有助于促进这些微妙的僵持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在伊朗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常常被视为零和博弈。一些中国专家也曾经表达观点,希望看到美国继续深陷中东局势的泥沼而无暇插手中国事务和亚太局势。

然而,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投资和其他利益不断增加,维护区域稳定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美两国日趋一致的共同利益。包括中美在内的相关各方共同推动伊朗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巩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证明两国可以像双方首脑所宣称的那样把双边关系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并且在推动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互利。这种潜在的双边合作也与习主席阐释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相吻合。中国国家主席视这一新型关系为一种新的途径,来化解中美两国的潜在对抗,并且在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加深联系。

奥巴马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希望去除所谓在国际问题上“搭顺风车”的标签,并在推动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方面有所作为。但是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针对与伊斯兰国作战或者派兵稳定阿富汗局势这些棘手的安全问题,中国更倾向于采取一种间接的、渐进的方式加以解决。

但是,中国在致力于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方面有积极作为的空间。此举不仅符合中国在此地区的根本利益,也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基于共同利益的中美双边关系。

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被美国视为对其自身利益及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受此影响,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国与伊朗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发展关系心存忧虑。中国寻求与该地区国家建立正常的政治、军事甚至经济联系都会被视作威胁。这部分源自于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存在着长期误解,并严重缺乏互信。

但是如果六国能与伊朗达成全面协议,并且如果中国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这将有助于中美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增信释疑,也将有助于减轻美国对中国与中东各国发展关系的过度担心。这对中国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中国势必会继续加强与中东地区的经济联系,也需要与相关国家逐步建立全方位的关系。在中美双方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中,中国未来在中东地区的作用以及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国在伊朗核问题外交进程中的积极互动可以为奠定这种新型关系打下良好基础。

未来进展

2013年11月,在六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入最关键的时候,习主席曾专门致电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鼓励鲁哈尼积极考虑与六国达成临时协议。中国也在2014年2月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开始时提出了五点建议,为后续的磋商创造了积极的政治环境。目前磋商仍在继续,中国应该利用其在该地区中立斡旋人的声誉积极参与各方协调,争取缩小彼此间立场上的差异。
 
中国可以采取更加公开明确的立场,反对美国国会正在商讨的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单边制裁的行为,因为新一轮的制裁可能在关键时刻彻底破坏最终达成共识的希望。鉴于伊朗有意与中方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中国政府也可以进一步鼓励伊朗采取更加灵活的姿态,以外交努力而不是军事对立的方式来获取经济和安全利益保障。此外,中国也可以考虑更加明确地向伊朗承诺,只要伊朗能够充分地消除国际社会对于其核计划的疑虑,两国之间将会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此外,中国也可以加强与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相关国家进行双边沟通和协调。鉴于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冷淡关系,中国可以在协调六国立场方面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

中国也可以考虑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开展核查工作做出人力和资金上的更大贡献。据美方高级官员披露,伊朗在2014年11月下旬已经同意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更大的权限,检查其离心机制造设施,承诺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次数,并且允许对可疑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为了确保这些最新安排能够顺利实施,并增进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之间的互信,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资金上的支持。中国政府如果愿意进一步提供此类支持,将对各方都有利。对于伊朗来说,比起来自西方国家的核查员,中国核查员往往更受欢迎;对于中国来说,中方所作的贡献也有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与影响。

美国与参与会谈的其他国家也可以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在会谈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即给予中国更多的信任,并真正把中国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合作姿态不能被狭义地定义为中国政府对伊朗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或者更加高压的政策。中国在冷战期间曾遭受过严厉的经济制裁,但最终战胜了外部压力,这些经历使得中国比西方国家更加质疑经济制裁的有效性。中国政府不愿意采取强制性的单边制裁并不代表不愿意合作,更不应因此而被简单粗暴地指责要为谈判僵局负责。

总体上看,中国的战略重点与六国中其他各方的战略重点高度一致。鼓励并且支持中国在这一重大地区问题上发挥影响力,有助于促进伊朗核危机的和平解决,符合各方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