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十年,习近平主席的政绩将更多取决于其在反腐领域的功绩,而非国家的物质文明进步。在许多经济问题上,中国都是一个异数,在贪污腐败问题上也不例外。研究表明,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贪污腐败会阻碍经济增长。此外,发达国家的贪污腐败问题要少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究竟要归因于猖獗的贪污腐败,还是顶住腐败努力实现的呢?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又为何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日益严重?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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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邓小平的一系列改革招致了现在的贪腐问题。四十年前,他提出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向混合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铺平了道路;但与前苏联一样,转型过程中极易引发贪腐问题。邓小平的名言“致富光荣”打消了人们对于合法赚钱甚至非法赚钱的道德顾虑。

这种市场与政府联合管控经济活动与物价的双轨制经济刺激了三股主要势力互相勾结、贪污腐败。其中一方是私营企业主,他们能够看到优质产品在提升经济效益方面的潜力,但缺乏必要资源。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通常需要收买国营企业某个可以提供资源的代表,尤其是从国有银行获取资金。但这两股势力都需要地方官员的庇护。这些官员通常都是党员,他们拥有足够的权力使上述勾结在政治上合理化。贪污腐败就这样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在中国这种严重集权的官僚体制内,这种勾结关系巧妙地规避了严苛的监管和制约,从而提升了效率。

我们通常认为贪污腐败会抑制投资、阻碍经济增长,但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率非但不低、反而始终保持高位。中国特有的区域分散的管理体制通过对地方官员设定投资和生产目标,成功化解了贪污腐败过程中那些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各方势力的目标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贪污腐败猖獗,各个勾结势力却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增长视作一切行为的指导原则。

转型阶段中存在着双重价格,一方面是由市场主导的消费品价格,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补贴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双重价格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腐败贪污。它为通过价格套利获取非法所得创造了机会。多年前,统一输出价格的举措消除了大部分寻租的空子。而目前的问题在于诸如土地、能源、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品的价格背离市场价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主席重点针对能源公司开展反腐倡廉,以及为什么土地开发实践、利率市场化和劳动力迁移政策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经济高增长意味着可搜刮的油水也随之增多。因此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贪污腐败。在经济从集中控制向市场主导转型的过程中,一切规则和产权都还处于模糊状态,此时正是经济最薄弱的时期。危险在于陷入转型过程动弹不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实现其在一年多前的三中全会上做出的承诺,让市场——而非国家——成为资源配置的原动力。如果这个承诺无法实现,贪污腐败就会继续加剧。尽管到目前为止,贪污腐败尚未阻滞中国经济发展,但碍于其令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丧失信心,一系列反腐举措应运而生。道德家们是推动反腐倡廉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价值观,对中国来说即维护共产党的威信。正是这种维持正统性的需要,使得习主席接连重拳出击,治理贪腐。

像李克强总理这样的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通过废除那些滋生腐败的政策来实现反腐的目的。简化投资流程、降低税率因此成为关注重点,而针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议的磋商谈判则成为减少贪污腐败的重要手段。

目前的反腐运动主要通过处理非体制因素和进行道德劝说推进,通过加重刑罚遏制贪污受贿。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因贪污腐败坐牢的几率只有3%,这就使贪污腐败成为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赌博。习主席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变了这种风险与回报的失衡关系。但习主席在反腐倡廉上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仍要取决于其能否切实治理引发贪污腐败的体制因素。

这就需要打破双轨制经济中各主要势力间的勾结关系,将中国体制的四股决定性势力——共产党、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权责实施分离。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政治自由化,创建更有效的问责制和政务透明机制,以使贪污腐败难以为继。

许多人在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时会以“阿拉伯之春”或是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作为范本。但实际上,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等从前实行专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极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才是更值得参考的例子。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更城市化的以服务为导向的中产阶级崛起,这些因素逐步推进了政治自由化。中国很可能走上这条发展道路,当然,共产党仍会继续掌权。

本文最初刊登于《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