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中国财政部公布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下文简称“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名单,较之最初预计的35个,几乎翻了一番。这些国家主要来自亚洲,也有部分位于欧洲、中东和非洲。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它们将联手为后续加入的非创始成员国制定政策纲领和相关规定。

到目前为止,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美国和日本,仍以担心亚投行监管不力以及担心融资项目评估能否适用最佳标准为由拒绝加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日对亚投行的抵制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中国政府已向成员国作出确保亚投行运作透明化、管理民主化的承诺。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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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了解亚投行的监管机制及其与世界银行(下文简称“世行”)、亚洲开发银行(下文简称“亚行”)等现有机构的关系,我们在不久前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黄育川进行了专访,就这一以中国政府为主导的多边银行计划咨询了他的看法。黄育川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现为世行及亚行(ADB)的顾问。

黄育川表示,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世行和亚行一直在寻求更为完善的银行管理标准,而亚投行的顺利运营将对此大有裨益。

访谈内容摘录:

问: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指出,亚投行并非要与世行和亚行竞争,而是补充。您认为应如何看待亚投行的定位?

答:我认为亚投行将在某种程度上与亚行和世行互为补充,因为亚投行将不会涉足亚行和世行既有的特定项目,也不会对其发展模式进行简单复制。

世行和亚行的投资领域确实非常广,主要涵盖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多个社会福利项目,同时负责编制经济报告和贷款项目,基本上是可用于任何用途的一般预算贷款。我认为,亚投行的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具体项目上,比如修路、建桥或修建发电厂,但它不会涉足为政策调整提供支持的贷款项目或用于平衡收支的贷款项目。

亚投行将利用世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报告的综合信息,但不会复制它们的模式。亚投行的运营模式将更简捷方便、快速高效。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为借款人多提供一种选择。从这个意义说,这将为整个银行系统带来压力,迫使各家银行提高效率。

问:亚投行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答:如何认清自己的客户群及其特定需求是对亚投行的关键考验。亚投行应妥善应对成本问题。无论其筹资的成本为多少,亚投行都必须全盘承担。同时还应审慎考虑贷款和借款方的品质。你会发现,世行和亚行等金融机构基本上从未出现过违约行为。所以亚投行必须确保其贷款能得到偿付。如果无法确保这一点,亚投行将在借贷市场上举步维艰,而其出售的债券的利率也将走高。

问:一些人担心中国将在亚投行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对监管透明度非常担忧。您是否认为这值得担心?

答:各经济体在亚投行的影响力比重将由各自的经济规模决定,中国将占据较大的投票份额,但不会享有一票否决权。所有亚洲国家将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否决权。在世行和亚行,捐赠国、欧洲、美国和日本共同拥有影响(银行业务)决策权的投票份额。

世行和亚行的总部设有监管日常工作的常驻董事会,而亚投行不会设立这种机构。亚投行董事会的运营模式与大部分公司类似,各位董事将定期举行会议。

常驻董事会权力很大,但由于各董事间意见不一,很难达成一致,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搞清楚具体应怎么做。但在公司里,董事们首先会制定规范和政策,为公司总裁提供指导性原则。随后,管理人员可据此对公司进行管理。亚投行计划建立相似的管理体系,董事会对日常事务管理主动放权,少加干涉。

问:人们的另一个担忧是,亚投行能否像世行那样遵循“最高标准”就此而言,效率和人权会出现冲突吗?

答:有的分析人士认为,亚投行应遵循“最高标准”,这一理念实际上是错误的。亚投行应适用的是“恰当的标准”,所谓“恰当的标准”指的是社会保障或对那些(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受到环境损害的人员的特殊保护。问题在于哪些才是这些问题所适用的“恰当的标准”。

有的项目存在较高环境风险,有的则没有。所以,根据实际的项目风险来确定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恰当的标准,而非适用依法申请登记时的普遍性标准。世行和亚行倾向于为所有项目制定统一标准,如此一来,成本更高,效率更低。所以我希望亚投行能制定出更为灵活的标准,以便为高风险项目预留余地,也可以加速业务处理的流程。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率基本上取决于所需流程的处理时间,时间越长,回报率越低。

这将是亚投行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世行和亚行等现有机构也将大有裨益。就我本人在世行的工作经验而言,他们也意识到了部分规则过于死板的事实。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不断尝试,试图修改相关规则,促使规则的制定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问:部分分析人士将亚投行视为对现有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挑战,他们还担心这将带来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亚投行力图从全球层面体现国家间经济地位的变化趋势,世行、亚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没有。中国、巴西和印尼等国在上述金融机构中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与其经济规模并不相称,因为这些份额是在50年前确定的,但世界格局已经变了。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建议给新兴经济体分配更多份额——该提议未能付诸实施的唯一原因是美国国会不批准。所以,我不认为亚投行将(对全球治理)造成困扰,因为它才是现实世界的反应。事实上,只有阻碍亚投行的成立才是不合情理的事。

本文最初发表于长江商学院旗下杂志《CKGSB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