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局将于6月16日前后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提交一系列选举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在这一前英属殖民地首度实施普选的法案。尽管该法案对香港立法会的民主派人士颇具吸引力，但由于香港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而中国对选举制度设立了重重法规限制，因此这一法案的前景并不容乐观。看似坚不可摧的香港民主势力遭遇异常顽固的阻力：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化进程加以限制的决心。
如果该提案被否决，那么在提交新的普选法案前，香港或将再次陷入多年的政治争拗之中，其政治后果可能会影响香港与美国的关系，也会影响它同其他关心香港自治权密切关联的国家的关系。香港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可能由此而常年陷于紧张。香港的自治权本应受到香港在1997年回归时制定的《基本法》的保障，该法同时规定，香港的独特体制将保持50年不变。
这一局面到底缘何而生？
暂且抛开曲折的谈判经过和复杂的立法过程不谈，简言之，中国中央政府批准了2017年前启动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提案。2014年8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最终通过了香港政改方案。过去，香港行政长官由来自香港工商界、专业界和其他团体组织的1200名代表选举产生，他们部分与中国中央政府立场一致。而现在，根据政改方案，这些代表将由香港500万合资格的选民取代。最终胜出的候选人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任命为香港特首。但中国中央政府对选举流程做出了限制，规定行政长官的候选人不得超过3人，且应由此前控制选举程序的1200名代表提名。这一限制条件在香港民主派人士中掀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去年秋季长达79天的“占中”运动爆发。抗议者声称要修改这一流程，但中央政府拒不让步。在港人看来，特区政府似乎左右为难，既无力影响也无意反抗中央政府的决定。
香港政改方案需要立法会全体议员2/3以上通过方能生效，到目前为止，仍缺4票。反对派（被称作“泛民主派”）希望以不合作的态度令持强硬立场的中央政府难堪，希望国内外的压力能迫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该改革方案。在近期前往香港的一次访问中，笔者吃惊地发现，部分泛民人士存有政治冒险政策兴许能奏效的念头，认为中央政府会在最后关头让步。
5月31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邀请民主派人士前往深圳，召开各方期待已久的直接交流会，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香港资深政坛人士林郑月娥和谭志源随后走访了部分民主派人士，寻求合作，但因其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谈判条件而终告失败。
选择
至此，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点：民主派人士是否愿意接受当前的解决方案并做出妥协？
据称，某美国国会领导人在最近一次访问中曾指出，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要么折中妥协，要么一无所有”。当笔者就此言论向某位民主派领导人士咨询时，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无法妥协。在这一点上，民主派人士认为积极对抗比有限合作更有利。
他们指望从美国获得支持。美国国会内部就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的修正案出现较大争议，《美国-香港政策法》为回归后香港可在美国享受的特殊待遇奠定了法律基础。该法案针对这一前英属殖民地在贸易和技术转让等领域的优先权做出了规定。该法案要求，截至2002年，相关部门应向美国国会提交有关香港自治权问题的年度报告。修正案草案规定，美国政府应继续编制有关香港问题的年度报告（众议院）或根据具体情况定期编制报告（参议院）。香港的泛民主派人士将这一修正案中的部分激进提议解读为来自外部的支持。
要修复过去数月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主派人士之间岌岌可危的关系，似乎难于登天。不过，也许这1200名提名委员的选拔可以多一些民主色彩，少几分利益集团背景，由此选举出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可能更易于被反对派接受。但中国政府拒绝了。对提名程序进行改革的其他相关提议也遭遇类的命运。
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Richard Bush)所言，其他方案的可行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中央政府的方案。选举改革方案需要2/3以上的赞成票方可通过，如果部分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愿意为了赢得相对民主的选举程序而勉强接受这一并不完美的提名机制，那就有望开创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如果2至3位行政长官候选人均奋力争夺500万香港选民的选票，那么候选人间的竞争将足以展示各自的政见分歧，而选民也可根据各自的偏好选出合适的人选。这正是普选的意义所在。即使经非公开程序提名的候选人所代表的都是中国政府的利益，仍不失为实现民主选举的途径之一。这将使香港居民有机会初尝民主的滋味。
重启由非选举产生的1200名代表遴选香港行政长官的传统模式，或许是实现民主的另一途径。而这无异于引发新一轮街头抗议行动的导火索。中国的观察人士私下表示，去年井然有序的和平抗议活动或将演变成激烈对抗的暴力运动。此言并无威胁之意，只是体现了他们对最终结局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情。而在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后，面对毫无改变的香港民主局势，中国政府将有些自得地微笑并俯视这片弹丸之地。
美国的利益
香港一直是美国企业和游客青睐的商业中心，中国市场的增长离不开香港金融服务业长期以来对其贸易和投资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正是基于此，也基于美国对民主制度的信仰，美国政府有义务在香港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后促成《美国-香港政策法》修正案最终达成。在笔者本人看来，奥巴马政府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而否决该提案是不太可能的。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对推广民主制度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与中美关系的现状有关——南海问题、网络间谍活动以及美国感受到的挑战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美国即将步入选举年，香港将会是总统候选人批评中国的话题，也许还有同样要进行换届选举的台湾将带来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在实施新一轮内部改革计划的非常时期，中国政府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将更趋冷漠无情。这显然会迫使中国政府对外采取强硬态度，以便为国内局势提供更加稳定的政治支持。
这一系列因素会导致美国持谨慎而现实的态度，同时也令美国政府对高效而全面的中国战略更为重视，虽然对于当今的美国而言，后者已很难界定。
经济和社会意义
在导致2014年香港街头抗议行动的种种原因之中，本地年轻人的态度不可忽视。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相对于父辈和祖辈不会有丝毫改善。这些年轻人均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未来抱有远大理想，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格格不入。政府管理不善导致住房紧张，房价居高不下。而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其商贸优势也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而所剩无几；面对高薪工作，香港的年轻人无法与内地大批涌现的优秀人才竞争。期待在化为泡影，如何疏导他们的失望情绪并进行有效管理，将是香港当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也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学术和政策课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并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地区。预期与现实的落差带来的严重失落情绪也在台湾岛内蔓延，最终发展成去年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占中”运动因2009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得名，由此可见此类不满情绪的深远影响。
在笔者看来，一海之隔的中国内地的威权统治近在咫尺，加上香港年轻人面对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时的不知所措，才是引燃香港激进分子激烈反抗情绪的真正原因。这些综合因素也使特区政府难以顺利掌控局面，有效实施解决方案。香港的反对派迄今仍未能针对重要事务制定统一的改革方案，无疑令时局更显艰难。
无论对于中国中央政府、香港当局，还是反对派，如果缺乏充分的准备工作和有效的调解，前景都不会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