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经济一体化能够并且将会缓解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关系。但坦率的说,发生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访问华盛顿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中美两国应利用本次访问正视而不是绕开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

目前亚洲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和安全议题上的冲突。在“经济亚洲”框架下,富有活力的中国、美国及其他多个国家共同开展贸易、投资和日益深入的创新活动。亚洲市场繁荣活跃、规模庞大,经济总量高达21万亿美元,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它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但“安全亚洲”框架却令上述国家陷入了恶性竞争、军备竞赛和安全理念相互冲突的内耗怪圈之中。亚洲所成就的不是“亚洲世纪”而是“双亚洲记”,经济与安全问题非但未能相辅相成,反而相互冲突。

方艾文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亚洲地缘政治和美国在东亚、中亚及南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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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习近平和奥巴马需要直面的时局。中美两国目前的经济融合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双边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一度势微的中国如今在美投资总额已超过540亿美元,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但在经济高度融合的同时,双方的安全态势却越来越紧张。

简而言之,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事关中国南海及网络安全等问题。此外,四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领域的紧张氛围。更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原因使得双方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协调起来也困难重重:

首先,中美两国政府在个别涉及亚洲安全的问题上存在冲突,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形如鸡同鸭讲。以南中国海为例,中国政府坚决维护本国的海上权益,而美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却是国际准则、规章与法律。两国政府在如何解读国际法的部分重要内容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事实上,在美国看来,中国试图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其次,即便是在“和平”、“稳定”、“安全”及“不挑衅”等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很多时候双方的共识也过于笼统。

第三,双方往往都认为对方的政策破坏了双方表面上的“共同”利益。以朝鲜问题为例:部分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奉行的政策使朝鲜免受中国政府所支持的国际制裁。中美双方也曾多次宣称,将共同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作为在2006年和2007年负责该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副卿,本人曾多次听到中国官员抱怨美国在该地区推动政治改革的举措,会破坏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最终动摇上述中亚国家的稳定局势。

第四,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常常导致双方面临合作上的重重阻碍,因此很难将(抽象的)共同利益转化为(具体的)互补性政策。例如,过去十年来,中国与美国在阿富汗一直有着共同的核心利益,即:建立一个不会包庇、助长或输出恐怖主义的稳定的阿富汗政府。但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在很多时候都难以实现合作,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愿意北约在中国西部边界驻军,亦不愿让美国成功进驻中亚地区。

对于习近平的访美之行,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中美两国需要深化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双边投资方面)。虽然这无法消除安全领域的竞争,但至少有助于为双方的竞争建立一个稳定框架。比如,这将意味着双方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并在涉及网络的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网络安全问题有可能让中美关系脱离正轨,并可能间接削弱美国企业界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支持。

同样,中美两国急需在双方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抽象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功。这并不需要启动联合计划或联手采取行动,只要求双方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互补。以两国在阿富汗和中亚采取的禁毒行动为例:中方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采取行动,而美方则主要通过双边给予安全协助和能力建设。不过中美两国不需要联合行动,只需在各自继续采取行动的同时,协调双方的关注重点,让彼此的经济援助瞄准与禁毒相关的共同目标,并培养互补的能力。

最后,借用美国棒球运动的一个术语,中美关系无需总是追求面面俱到的“全垒打”战绩。美国一直试图与中国建立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但未能如愿。然而,在相对次要问题上的合作会让两国有机会在今后就更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展开合作。比如,对部分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工作可能要比协调安全政策容易。一个例子就是鼓励国际金融机构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同行动。这会让双方的行动带有某种多边色彩,因而比两国的双边合作更易于实行。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参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