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美两国和即将到来的台湾变局
China, the U.S., and the Coming Taiwan Transition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外交学者》(Diplomat),2015年12月29日

中华民族历来对短期内的巨变非常抗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奉行雷厉风行的作风。去年9月3日宣布的将于2016年1月1日启动(尚未全部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重组和裁军计划便是最新实例。

在过去的一年内,中国政府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大范围的战术调整,而此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革很可能也是出于相同原因。习近平曾于2013年和2014年两度召开外交工作座谈会。自秋季开始,中国逐步以外交斡旋和经济合作取代自奥运会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邻国及美国采取的强势外交政策。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战略让步。而笔者却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反击。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正努力减少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机会。

例如,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后不久,美国发表了维护南海海域航行自由的声明,但中国政府却并未作出激烈反应。同时,中国还至少在程序上积极配合美国打击网络盗窃的计划。美国于12月宣布了对台军售计划,但为了避免激怒中国,减少了出售的武器数量,而中国也则压制了像以往一样“原则性”的负面反应。中日两国在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解。习近平尽量克制,两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授意李克强总理参加了由韩国政府主持的中日韩三方会晤。

此外,中国政府去年夏天在南海海域的大举填海造岛行动终于告一段落。为了降低外交战的白热化,习近平参加了菲律宾在马尼拉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时极力避免与越南产生新的争执。中共领导人还在北京热情接待了被其冷落了数十年的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

在缓和紧张局势的同时,中国还推出了大规模的“一带一路”项目,以期深化与周边邻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着手创立全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需求。中国并无意于与邻国结盟,但希望它们在选择站位和立场时(如在中美意见出现分歧时选择支持美国等情况)能三思而行。

笔者认为,中国在周边地区改变战术的举措其实是中国对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或“将重心转向亚洲”战略的有力回击。中国在2008年后的国际环境中态度强硬,不甚友善,美国则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外交和安全事务中不断取得进展。中国的邻国普遍支持美国提高其影响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然不在此列)。缅甸拒绝中国插手其国内事务,转而投向民主体制并寻求美国的帮助企图以此摆脱中国的控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习近平在审视中国国情后似乎胜券在握,坚信中国可以做得更好。

这一评价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其他方面的需求。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议在经济及其他领域推行大规模改革(包括解放军的重组、全国性的反腐败运动、“中国梦”愿景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倍的目标),而这些都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内统一步调,而在外交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则并非当务之急。

台湾局势

笔者将从这一背景出发剖析习近平主席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的意义。中国大陆政府因忙于优先处理国内腐败、经济和军事改革等内部重大事务而不得不缓解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两岸领导领导人的会面与这一精神是一致的。同时,大陆领导人可以借机展示自信的态度及其面对台湾内部政治问题引发的不必要的麻烦时的原则性立场,这也是本次会晤的额外利益。

即将开锣的台湾大选很有可能会首度打破台湾─美国─中国大陆苦心维持了七年的三角平衡关系。三方领导人在平行利益领域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这也为如何精心策划台湾的政治转型并实现创新式管理预留了斡旋空间。但海峡两岸的猜忌心理和不信任状态一直存在,因此,如果未能采取积极的预防型政策,两岸关系就有可能会陷入激进行动和反击行动的恶性循环。

重要的是,我们应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三方在制定政策时都希望能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这也应该是美国政府针对各种事态发展发表私下和公开声明时的核心立场。中国大陆和台湾都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帮助自身约束、劝诱或安抚对方,因此各方都有维持稳定局势的需求。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从一开始就树立坚定的原则性立场,那么美国势必会陷入各类事件的陷阱。美国应坚持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为基础树立牢固的立场,同时还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迅速作出调整。

对台湾“大选”结果出现“一边倒”局势的推测并非妄加臆断,蔡英文极有可能在本次选举中胜出。中国大陆政府坚称海峡两岸继续保持合作的基础在于台湾方面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曾就此多次发出警告,而一旦蔡英文成功当选,大陆就敦促使她严肃对待并公开认同上述原则(虽然希望渺茫,但从理论上并不能排除蔡英文的对手朱立伦胜出的可能。如果他最终在大选中获胜,那么局势的发展将出现多个走向,但现在断言成败仍为时过早。)

由于台湾“宪法”和选举时间的特殊性,蔡英文可能将于1月16日当选,但距她5月20日走马上任仍有四个月的过渡期。尽管台湾民众已明确表示对马英九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表现非常不满,但在此之前仍将由他负责处理相关的政治事务(包括敏感的海峡两岸问题)。

同时,即将投票改选的台湾“立法院”将产生新一届的“立委”,他们将负责过渡期及此后的立法事宜。台湾“大选”及其独特的选举制度令评论人士很难预测哪个政党会占上风。而这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国民党面对台湾公众强烈的抵触情绪仍能赢得多数席位,那么公众舆论对蔡英文部分施政纲领的坚决反对将令其焦头烂额,举步维艰。如果蔡英文所在的民进党能克服政治体制上的巨大障碍获得多数席位,那么她在将政策确立为法律时将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但也更易于遭到其基本教义派支持者中台独分子的反对,他们可能会尝试利用自身在立法院的影响力达成更激进的目标。这样一来,局面将陷入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应在这个节骨眼上插手调停。早在“大选”开始前,蔡英文就在处理两岸事务时奉行稳健可靠(甚至有点保守)的行事作风,保持这一作风符合美国的利益。就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而言,蔡英文在本次竞选中对两岸关系采取的立场明显比她在2012年表现出的模糊立场更具建设意义,这一点确实可圈可点。改变立场后的蔡英文在2015年的访美之行中赢得了美国对她参选的默许。而这正是她在2012年参选时并不具备的成功要素。美国政府似乎也相信(至少暂时相信)她已具备了稳妥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

美国和其他地区(包括日本和台湾)的部分评论人士声称,美国政府应抓住台湾政局更迭的机遇,正式确立美台之间官方往来的级别,将台湾拖入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格局之中,同时加强日本、美国和台湾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这固然不失为一种选择,但考虑到中美两国领导人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涉及中国主权问题的极端敏感性,这种选择必将增加各种难以预测或难以控制的成本。对急于寻找出路并渴望留下积极政治影响的奥巴马政府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希望渺茫的选择。

因此,台湾“大选”结果揭晓后,奥巴马应在卸任前尽力将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关系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奥巴马政府应利用现有的或特别的渠道帮助蔡英文坚定决心,继续坚持选举期间所宣扬的路线。美国还可以帮助蔡英文以演讲的形式公开表明对两岸政策的态度,避免与中国在敏感的主权问题上爆发冲突,同时保护和发展台湾的自治体制,维持其军事自由、独立的外交空间和经济繁荣的局面。

蔡英文既可在选举后发表的个人声明中,也可在随后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态(亦可在两次公开亮相中同时重申其态度),她至少应满足大陆对台湾继续坚持模棱两可的“九二共识”(即:双方只承认“一个中国”)的要求,但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或以另一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蔡英文并不认同“九二共识”这一术语,这一点她心知肚明,但她可以改用其他表述方式。她的前任老板、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2000年谈到“一个中国的未来”时提出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可为蔡英文提供参考。但采纳这一观点无疑将要面对陈水扁的遗留问题,而且蔡英文也许会认为,“大选”胜出将赋予她在“一个中国”的表述方式这一问题上更大的自由,因此她很可能会继续采取模糊的态度,拒绝作出任何承诺。

部分专家宣称“不否认”“一个中国”的理念将是最可行的方案,许多业内人士劝诫中国政府接受该理念,认为台湾此举已经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并无碍于两岸的经济交流。截至目前为止,大陆政府对这一方案的反应仍不明朗。

中国大陆势必将利用一切手段对蔡英文“政府”施加压力。大陆将有四个月的时间通过公开发出信号或私下传递信息以塑成蔡英文在制定两岸政策时作出的选择。“选举”结果揭晓后,大陆政府肯定会对台建立秘密沟通渠道,虽然在选举前双方并未有所动作。大陆政府的类似举措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尤其在大陆暗示动用强制性手段或使用武力时──只不过采取上述手段的可能性并不大。

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蔡英文对中国大陆政府如此明显的要求置若罔闻,大陆将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令台湾清楚认识到恶化两岸关系的代价。而这可能会打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外交休战”状态,而大陆曾为此拒绝台湾的“外交”伙伴有意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橄榄枝。四、五个小国对“一个中国”的态度可能会急转直下。

有迹象表明,蔡英文团队已为所有类似的困境作好了准备。他们可能会针对自身的行动向美国批评界寻求意见。美国的公众舆论很有可能倾向于继续维护亚洲地区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局面,并重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原则。

台湾大选已经吸引了多位新一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注意。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已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将与台湾的官方互动提升到新的层面。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大张旗鼓地开展其他活动,更不会涉足任何其他批评挑衅中国的活动。就总体而言,两岸关系问题远不及中东问题、伊朗核协议、俄罗斯与东欧的关系及美国大选期间的其他热点问题来得紧迫。精明的中国大陆领导人绝不会忘记这一点,同时也懂得在面对台湾政局风云变幻的紧要时刻如何适当克制自己的冲动。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日俄关系的前景及其对美日同盟的影响
Prospects for Japan-Russia Rel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华盛顿特区,2015年11月16日

自2013年以来,日俄关系就一直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关于两国早就有意于签署和平条约、相关谈判进程取得进展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但近期出现的棘手的领土争端问题及其他紧张局势令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将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合作,就日俄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在安全、能源、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前景,以及上述问题对美日同盟的影响举办公众论坛。

本活动由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联合主办。

缅甸大选之结果与趋势分析
Myanmar’s Elections: What Happened and What Happens Now?
威廉•史威尼(William Sweeney),U Aung Din(吴昂丁),克里斯蒂娜•芬克(Christina Fink),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特区,2015年12月9日

一个月前,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缅甸总统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缅甸新议会将于2016年1月下旬举行审议会,并将于3月推选出下一任总统。但是否能真正实现政权交接,并以和平的方式顺利交接,目前仍是未知数。缅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未来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接下来四个月内的事态发展。

威廉•史威尼、吴昂丁和克里斯蒂娜•芬克对缅甸大选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总结,同时对缅甸在过渡期所面临的挑战及本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活动的长期影响展开了探讨。维克拉姆•尼赫鲁主持了本次访谈活动。

本活动是“缅甸2015年大选”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系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部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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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的挑战
China’s Silk Road Challenge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生意人报》(Kommersant),2015年11月12日

中国国内的经济需求及地缘政治野心正推动着“新丝绸之路”这一宏伟计划的发展,该计划包括兴建铁路、公路及油气管道网络等。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尚未对该项目进行大量投资。

当前局势是对昂山素季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Now Comes Aung San Suu Kyi’s True Test of Leadership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 ,2015年11月18日

昂山素季和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已在缅甸大选中赢得了历史性胜利。如今,他们将在实际的执政中迎来更大的挑战。

人民币入篮:负担沉重的礼物
Renminbi’s SDR Promotion Is Both Gift and Burden for China
黄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5年12月4日

鉴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篮子似乎显得顺理成章,而且这或许可视作西方金融大国送出的一份礼物,但这份礼物也承载着沉重的负担。

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看开去:稳固中美权力制衡的需要
Beyond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Need for a Stable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

史文(Michael Swaine),2016年2月1日

本文的摘要版《太平洋地区的真正挑战:有关“如何遏制中国”的答案》已发表于《外交事务》2015年5月/6月刊。

二战之后的70年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一直占据军事优势,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逐步改变亚洲的权力平衡。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美两国政府内外“非赢即输”的零和心态正在不断恶化。一方面,美国认为地区长期的秩序和繁荣局势必须依赖其独特的领导地位才可实现,而增加军费与发展其区域联盟是唯一应对中国崛起的办法 。另一方面,中方则认为维持全球秩序和繁荣的局面应依靠世界主要强国之间大体平衡的良性权力格局,并担心日渐衰落的美国会将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中国视为不得不除的“眼中钉”。这对愈演愈烈的地区局势与权力平衡非常不利。

越来越多的美国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将付出更多努力将美国挤出亚洲的势力版图并最终取代其地区乃至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述观察人士认为,有鉴于这一威胁的潜在性,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增加中国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弱势,果断扼杀中国的不良企图将是美国唯一合理的做法。这一观点以对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威胁及补救措施可能带来的后果作出的错误、危险及越来越不现实的评估为基础。中国旨在限制或完全遏制美国的主导权的实际行动几乎完全是由于不确定感、恐惧、不安全感及一定程度的投机主义心理所造成的,而非中国争夺霸主地位的战略愿景,尽管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确有愈涨愈高之势。

虽然美国绝大多数情况下将保持在亚洲的军事优势,但是面对中国稳步提升的权力和影响力,任何努力维持美国优势的行动都极有可能加剧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恶化两国的紧张关系,并为美国的盟国和友邦带来极大的困扰。因此,对于美国和中国两国而言,未来主要的战略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互利的过渡模式,推动从美国的海上优势到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权力真正平衡的稳定局势的转变,以确保在军事冲突中任一方都不具备明确的取胜优势。考虑到塑造亚洲地区新格局的现有和未来趋势,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大的难度,且隐含着巨大的危险,但却是非常必要的。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主张:追求扮演大国角色》
China’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a Great-power Role in the Region

约拉姆•埃夫龙 (Yoram Evron),《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5年12月21日

自从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关于中国中东政策改革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大多声音认为,考虑到中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和该地区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国需要转变其被动的外交姿态以确保经济、政治及战略利益。本文作者指出,中国虽然加强了与中东的政治联系,如建立中阿合作论坛,增多国事访问,参与伊朗核谈判及叙利亚内战调停等等,中国仍未在中东事务中起到主导作用,其外交主张也基本为空谈。本文对中国在中东扮演的角色进行解读,试图分析中国是否有意愿投入大量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以干预中东事务。

首先,作者总结了中国在中东开展积极外交的原因。中东地区事关中国的战略安全,同时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中国有了更多与地区和世界强国争夺利益的机会。另外,中东也是中美两国的角力场。作者着重强调了王缉思教授以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宏观背景而提出的“西进”战略谋划,即中国应与西部各国包括中东地区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一带一路”的建立就足以说明中国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扩大势力范围的意图。

其次,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巴以争端中的表现。2013年5月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 “四点主张”,包括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当务之急是在停建定居点、解除对加沙封锁、妥善解决在押巴勒斯坦人问题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为重启和谈创造必要条件;应该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国际社会应该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保障。2014年8月,外交部长王毅针对加沙武装冲突提出五点倡议:立即实现全面停火、寻找实现共同安全方案、尽快恢复和谈、联合国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缓解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然而作者指出,中国提出的这些主张初衷虽好,但由于缺少明晰方案、执行办法和动机,不足以解决巴以争端。同时,这些倡议与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保持一致,并且没有涉及到如难民问题、要求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等敏感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参与多为象征意义,实际的贡献十分有限。

在作者看来,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外交主张同样没能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从叙利亚危机爆发开始,中国就不赞成对叙实施武力干预,并先后两次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否决了强行更迭叙现政权的决议案。在2012年6月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上,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提出了“四点主张”:始终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 坚定支持安南特使的斡旋努力;切实尊重叙利亚人民的自主选择;对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既要有紧迫感,同时也要保持耐心。作者认为,这项主张主要表明了中国对西方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反对,但并未能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其更多的是中国在中东地区传播政治思想,扩大政治影响的工具。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中国不断以更积极的外交姿态参与到中东事务中,但采取的大国方式较为特别。中国试图在中东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并争取更多利益,提出多项外交主张以扩大政治影响力,但其避免动用过多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实际上未能承担大国责任,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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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中国》
Standing Up to China

蒂姆•赫胥黎 (Tim Huxley),本杰明•斯切尔(Benjamin Schreer),《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第57卷第6期

2015年,中国在南海及东海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不断扩张军事基地,并尝试建立新的区域安全机制以削弱东盟。十月,美国宣称“航海自由”并派遣军舰在中国南海人工岛礁12海里水域范围内航行,这证明美国开始意识到对中国行为采取更强硬应对措施的必要性。本文作者认为,为了成功抗衡中国,美国需要坚持这一态度并争取到地区内盟国的支持。

中国的“势力范围”?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发展海军空军力量上大量投资,以增强实力继续在太平洋扩张。中国试图通过发展军力遏制东南亚国家,使其无法对中国覆盖了南海90%海域的主权主张(“九段线”)发起挑战。另外,中国在南海一系列的主权主张不仅出于捍卫领土完整的考虑,更多的是为了发展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确保其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部署。作者指出,美国及其盟国虽然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表示强烈反对,但仍未能做出统一有效的回应。

脆弱的强国

美国面临两项选择,接受中国在南海称霸或者进行有效反击。作者认为,选择前者不仅对美国和其它亚太国家不利,并且为时过早。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南海扩大影响力上面临限制。由于经济增速减缓,中国政府需要留出更多预算以稳定国内安全形势。其次,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也需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核能、导弹、太空和网络实力以抗衡美国仍然是中国发展军力的重心。因此,中国目前仍没有实力和精力从陆上强国转变为海上强国,进而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权威。

军力的限制

虽然中国军力不断增强,已经超过了其它对南海宣称主权的国家,但完全实现军事现代化需要时间,中国目前的军力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作者指出,如果美国做出更强硬的回应,在东南亚及附近海域扩大部署,动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所有军力,中国目前在南海的设施“根本不堪一击”。另外,东南亚国家在和美国加强安全合作关系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发展“A2/AD”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武器。作者还指出,以当前的军力,中国想要在东海与日本的钓鱼岛冲突以及台湾问题上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目标,仍然不太可能。

中国的代价清单

中国要为在南海和东海的武断行为付出巨大代价。美国趁此机会实现了重返亚太,在中国宣称的“第一岛链”扩大影响,同时增强了同盟关系,与印度、越南等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机会也大大加大了。另外,中国的行为导致了美国政策圈的态度转变。越来越多战略学家开始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保持怀疑和警觉,国会和奥巴马政府也不再对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抱有希望。在美国的支持下,亚太地区国家也变得更为团结以对抗中国,如澳大利亚加强了与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防务安全关系,一些东盟成员国也对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给予一致支持。

齐力抗衡

为保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多极格局,作者提议,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在抗衡中国上应有协调统一的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必须保持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在东南亚以及南海的军事部署,并帮助增强东南亚国家的海军实力。盟国必须对美国的行动给予强有力的外交支持。同时,东南亚国家必须让中国意识到他们将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合作,并确保东盟在应对中国挑战上采取一致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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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吗?》
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何汉理 (Harry Harding),《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第38卷第3期

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愈发激烈,是几十年来一场“最为深刻的辩论”,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美国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那场辩论。讨论基本围绕以下方面进行: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本文针对辩论主要聚焦的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美国缘何对中国过去几年的国内国际行为感到不满?美国的这些不满是否合理?

第二,美国自身的政策是否为导致这些不满的原因之一?究竟该中国还是美国负责?

第三,若美国的政策已经失败,需要做出什么改变?如果政策本身无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做?

对中国的失望

美国对中国不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倒退。1989年事件后,中国呈现了一些政治制度自由化的表现,然而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媒体、社交网络、大学和NGO的监管却在增加。其次,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也止步不前,营商环境恶化。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没能在控制气候变化和抑制核扩散等问题上起关键作用,却积极挑战世界秩序,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启动“一带一路”等等。另外,中国还大力发展军力,在东海、南海挑战美国权威,并对美国政府和企业频繁发起网络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主动,中美之间的实力较量已经偏向中国。不过,美国也有对中国行为持持积极态度的声音,认为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正在向美国和国际社会看齐。 另一些相对正面的声音认为中国正在变得更加遵守国际社会规则,建立金融组织以应对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合乎情理。然而,无论有多少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中国关系在不断恶化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对华政策得失

一些声音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并不会对中国的行为造成影响,中国目前的独断专行是其国内政治体系的落后造成的。大部分人仍认为美国的政策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对影响的方式还未达成共识。也有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不出在设计上,而在于执行不力。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均未投入精力关注对华政策,在处理热点问题上的怯懦和犹豫也促使中国走向“强势”,并且美对华政策缺乏有效的经济支持。另外,也有声音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美国过多关注“接触、融合和帮助”,对“再平衡”关注太少,忽略了对中国壮大的防备,以致双方变得越来越难以合作。美国认为“支持”就能换来中国的认可和感激并且消除不信任,但事实并非如此。

政策替代方案

截至目前,辩论各方仍未对未来对华政策改革达成共识,但大体可以归为三派。第一,“保持现状”。美国应增强现行对华政策的执行能力,共同启动“相互再保证”程序,以建立战略互信。第二,“达成交易”。美国应更大程度接纳中国,在重大议题上让步,如台湾、南海等,以换取中国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强硬起来”。美国应联手盟国对华施压以迫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美国将为采取这种政策付出代价,并且难以保证盟国的全力支持。

辩论未来走向

虽然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日益激烈,其更多的是对以往政策的失败的认同而非对替代方案的肯定。替代方案并不完美,另外自由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学派都参与辩论,很难达成共识。多数辩论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战略伙伴关系”也好,“新型大国关系”也好,都不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然而,中美关系仍存希望,至少可以相信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另外,中国方面也需考虑积极调整国内国际政策以避免美国放弃中国。否则,未来中国学者可能会问:谁失去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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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其背后的战略意义何在?》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what are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李约翰 (John Lee), 《华盛顿季刊》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第38卷第3期

针对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对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研究,然而军事预算所受影响却没有得到重视。在本文作者看来,中国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对增强军力的打击是致命性的。

首先,作者回顾了在经济放缓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的三大挑战。第一,房地产泡沫。作者指出,中国有近一半的国债与房地产有关。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获取资金具有高风险性,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收入来偿还负债,因此有意推高土地价格,导致房地产泡沫。 第二,持续增长的影子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具有高杠杆率和高流动性,信息不透明、复杂的融资交易使其基本没有传统银行所受的金融监管,政府也很难控制。近几年来,影子银行的资金规模在中国迅速增长,自2008年起,影子银行贷款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到2014年初翻了三倍。据中国银监会估计,2014年9月仅发行的理财产品就高达20亿元。地方政府需要靠增加固定投资来稳定经济,存在大量信贷需求,这是近年来影子银行体系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第三,高举债运营的地方政府。作者认为,对于地方政府的严重负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不完善。目前政府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导致地方政府的有限收入和支出需求严重失衡。作者指出,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都紧密相连,需要投入大量公共资源和国家财产进行缓解。

接着,作者对中国遭遇财政危机的风险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幅正在不断下降。政府收入主要以税收为主,而税收严重依赖企业绩效,这导致政府财政极易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同时,随着中国公民对社会公共资源需求的增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都在持续增多。 另外,作者指出,虽然北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体制改革来应对财政紧缺,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中国提升国家实力的速度都不再能和过去十五年相比。中国无法持续大力建设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原因有三:其一,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预算上的竞争加剧。防止新疆、西藏及台湾闹独立仍然是中国政府稳定政权的重心,因此,无论经济财政环境如何,中国政府对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投资将大幅增多。其二,随着预算紧缩,解放军内部竞争将愈发激烈。其三,为了保证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抵抗邻国带来的威胁,中国不仅要发展海军,网络和太空力量也需加强。同时,中国需大力发展反介入和区域封锁武器以抗衡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投射。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中国财政面临的困难导致其对军力建设进行投资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这给了其它大国及其盟国难得的制衡中国的机会,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将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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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在中国:美国流行文化如何塑造中国人对“美帝”的看法
Hollywood in China: How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Shapes Chinese Views of the “Beautiful Imperialist” –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葛小伟(Peter Gries), 马修•桑德斯(Matthew A. Sanders), 大卫•斯特鲁普(David R. Stroup),蔡华健(Huajian Cai),《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224期

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和美国或美国人有过直接的接触, 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美国流行文化,如电影、音乐、运动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本报告以流行杂志封面上的中美明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两项实验分析,并证明杂志封面上的美国名人会间接、潜意识地影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首先,作者回顾了现有的相关研究。传播学理论指出,美国流行文化给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带来的多为积极影响。“准社会互动”使人们常将大众媒体中的名人看做真实的交流对象,这种间接接触能增进相互理解,减少焦虑和偏见。中美关系也可以通过这种理论进行解读。一些学者研究证明,美国人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在与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接触中的偏见,但同时也使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更为消极。然而,少有研究涉及到中国人与美国流行文化的接触是否会影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进行了两项实验。在第一项实验中,调查对象被要求对两组中文杂志的封面艺术设计做出评价。这两组杂志除分别用中国和美国明星做封面人物之外,没有其它明显差别。调查对象首先要给“情感温度计”标出刻度,代表他们对美国、美国人及美国政府好感度,作为调查研究的因变量。同时,作者根据调查对象对“我认为中国理应获得应得的尊重;我希望别的国家能尽早地认识到中国的权威;如果中国在世界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三个观点的同意程度确定其民族自恋倾向。实验结果显示,用美国名人做封面的杂志比用中国名人做封面的杂志更吸引人。另外,民族自恋倾向较强的人对用中国名人的封面更有好感,“情感温度”低;民族自恋倾向较弱的人更喜欢用美国名人的封面,“情感温度”高。为了确保持排斥态度的调查对象不是针对美国名人,而是针对将他们作为中国杂志封面人物这一行为,作者进行了第二项实验,将以美国名人作封面的一组中国杂志和以同样的名人作封面的美国杂志进行了对比。

通过以上实验,本报告得出结论,美国的流行文化会影响到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但这种影响因人而异:民族自恋倾向强烈的中国人会将美国流行文化视作威胁,并对其持排斥的态度; 而民族自恋倾向弱的人却认为美国流行文化是有益的, 并持包容的态度。同时实验也证明,除对象之外,环境也十分重要:民族自恋倾向强烈的中国人将美国明星形象看作一种文化入侵,但只有当美国明星出现在中国杂志封面上时, 这种影响才会发生。最后,作者提出建议,为了增进对中美关系的理解,社会科学学者应当重视对当下中美人民生活经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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