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经济的消息全都令人担忧。每次西方股市大跌,人们指出的原因中都有中国的问题——股指大跌,债务比率上升,人民币汇率承受压力。即便采取更谨慎的干预、甚至可能根本不干预,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加大也正成为常态,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了,面临着跟其他国家相同的市场压力。

尽管“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中国经济正在缓慢失血,除非确立一条可持续增长的路径,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数年。然而,某种程度上,围绕中国前景的普遍悲观情绪有些过头了。毕竟,除印度以外,中国大约7%的增速仍快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调查的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即便到本十年末中国增速降到比如说5%至6%,这种“新常态”仍将比世界其他地区要好很多。

黄育川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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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担忧的是中国能否过渡到一条新的增长路径。更乐观的观察人士看到了积极迹象:中国经济终于开始再平衡,从投资和制造业拉动型经济向更依赖消费和服务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自2011年以来,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加了2至3个百分点,服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6个百分点,已经反映了转型的进展。

但是,对经济再平衡的这种看重是错误的。百分比的变化是增长过程的一个结果,本身并不是目标,也不是可供操纵的政策手段。10多年来,实际消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强劲,稳定在8%至8.5%之间。随着GDP增长率放缓至7%以下,消费所占比重自然会增加。但消费增长并非真的在加速,而随着劳动力市场走弱,消费增速很快也将降低。接着,经济再平衡的速度也将放慢。

近来服务占GDP比重猛增至50%,工业占GDP比重也骤降至40%,这种变化夸大了生产结构变化的程度。2012年的时候,两者占GDP的比重还都是45%。仅仅几年内便发生这样显著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分别用于调整两者对GDP贡献率计算结果的服务业和工业增加值平减指数(price deflator)的差距越来越大。

劳动力密集程度更高的服务业受到了工资持续大幅升高的支撑。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大幅降低,压低了实际工业增加值的计算结果。等到当前这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通缩周期结束,服务业和工业占GDP比重的“真实”差距才会显现。

近来中国金融市场传出的负面消息,大多都是更早时候的错误政策选择所导致的。股市大跌是2014年制定的一项考虑欠周到的战略的结果,该战略旨在通过释放利好信号提高股价,以便国企能够从股市上募集资金偿还过高的债务。一旦泡沫成形,多大的政策干预力度都无法先行阻止泡沫破灭。

中国外汇市场的风险来自于政府急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意味着人民币既要保持坚挺又要更多地由市场主导,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无法通过政策干预来调和。

由此导致的金融市场灭火行动分散了当局的注意力——他们的注意点原本集中于应对实体经济中的显著扭曲,这些扭曲一直阻碍着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型。

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供应和需求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使得经济增长无法变得更具可持续性。但是,所谓“供应”并不是北京方面在谈及消除过剩产能(也亟需应对)时所想的“供应”,“供应”的意思是要采取行动提高生产率。同时,“需求”是要实施改革,以鼓励消费增长,并鼓励投资在减少对债务依赖的情况下增长。目前尚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共领导层正在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关切。

当前的辩论主要集中在,是否需要通过实施更多市场化改革来纠正中国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但是,解决实体经济中的扭曲同样重要,这些扭曲让劳动力和资本得不到更有效的配置。近年来,投资回报显著下滑,生产率也一样。当然,全球金融危机的抑制效应负有部分责任,但是长期施行的限制性政策的约束效应也起到了负面作用。

中国限制人口流动的“户口”政策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的研究显示,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情况之所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户口制度。

北京方面一直在逐步放开这些政策,但是户口政策依然在限制劳动者迁往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潜在回报率最高的大城市。此外,在通信、社会服务、法律、保险和金融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服务性行业,中国对投资的政策性限制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更严。

允许劳动力更自由地流向高生产率工作岗位最多的地区、放开附加值较高的服务性行业的投资准入,将有助于解决供应和需求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提高生产率、鼓励消费和投资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所需要的。

本文最初由《金融时报》翻译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