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良机
A Chance to De-escalate South China Sea Tensions
包道格(Douglas H. Paal),2016年7月8日

一直以来,中美双方的动作导致南海的安全困境日渐升级:中国小心翼翼地保卫其广阔的主权诉求,而美国也抵制崛起的中国将自己逐出传统实力范围。双方都声称其是在抵御对方的行动,且言辞日益尖锐。

2016年7月12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法庭将就菲律宾诉中国在南海主权声索的十五项诉求公布判决结果。中国拒绝参与仲裁审议,并发起宣传攻势,拒不接受即将做出的裁决。相较于此,也许中国着手把握仲裁这一转折点以化解紧张的局势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

2015年初,中国在南海南沙群岛通过填海造陆将其控制的低潮高地和岩石扩充为可以发挥效用的小型空军和海军基地(尽管仍只有有限的军力部署),这挑起了最新一轮的南海局势升级。中方称这些基地是出于航海安全的考虑,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也表示:“中国在南沙群岛无意搞军事化”。

一年多来,美国官员们表现得好像他们害怕在该地区失去信誉。他们感觉各友邦政府并不相信美方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抵制中国在南海地区日益崛起的力量和咄咄逼人的态势(比如新建的人造岛屿)。为了挽回信誉,美国海军去年开始在中国近期填埋岛屿的周边海域开展“自由航行”行动。但与多数类似行动不同地是,美国公开了各次“自由航行”行动的细节。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和多名高级军队指挥官在谈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时都直言不讳,但文职官员却几乎都三缄其口。如果这在中国,人们会猜测或许这只代表军方而非文职领导层的观点。

跟预想的一样,中美双方的争执引发了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使中方领导层相较于温和的做派,更加青睐强硬的政策选择(或者说这样更加保险)。美国本意若是希望中国做出让步,那么其战术是帮了倒忙。而如果像一些人所言,尽管中方大谈与美国合作,中国领导人已决意要在南海地区采取强硬措施,那么美方进行一段时间的克制便可验证这一论点。

如今,事态的进展可能近期对中国不利。中国政府必须将逆境转化为优势。2016年5月,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当选菲律宾新一届总统。杜特尔特将国内发展视为首要任务。虽然他是菲律宾主权坚定的捍卫者,但是他并不像其前任那样大肆渲染与中方的争端。

在竞选期间,杜特尔特许下了众多承诺,但自从上任以来,他已表明了自己的意愿, “既不嘲讽也不炫耀”预期的仲裁结果。他表示随时向中国敞开对话之门,并且菲律宾外交部长计划派遣一位特使前往中国。

当仲裁小组下周公布裁决时,中国政府实则已无计可施,只会形式上地强烈谴责裁决。但是,美国和菲律宾方面都会冷静地应对,既不幸灾乐祸,也不严词谴责。两国必须给中国一些空间,促使中国开始做出妥协。

具体而言,中国应抓住机遇与菲律宾特使进行谈判,以找到一个双方做出让步的折衷方案。中国可以承诺重新开放自2012年起对菲律宾渔民关闭的黄岩岛,开放合法捕鱼,并撤走军舰。相对地,中方可以向菲方保证,如果菲律宾将其海军战队(仅有一艘破旧不堪的老式登陆舰)从仁爱礁撤出,中国军队不会乘虚而入。即便双方主权争议悬而未决,双方仍可达成一致,开放渔场、撤走军舰。

除了上述潜在的折衷方案外,中菲之间可以加大投资贸易力度,从而缓和领土争议的紧张局势。领土争议不可能立即得到解决,而双边解决争议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如果说7月12日仲裁结果宣布将使中国元气大伤,那么值得中方欣慰地是其宣示了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控制权,并且在与其他声索国的谈判中处于更强势的地位。但中国应更进一步去重塑与邻国的关系。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
U.S.-China Dialogu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戴秉国(Dai Bingguo),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2016年7月5日,华盛顿特区

在7月12日国际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公布菲律宾诉中国的南海仲裁案结果之前,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与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就南海地区的局势进行了探讨。

“奥巴马主义”与亚洲
The Obama Doctrine and Asia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科特·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德里克·车雷特 (Derek Chollet),詹姆斯·曼(James Mann),2016年7月19日,华盛顿特区

科特·坎贝尔与德里克·车雷特就“奥巴马主义”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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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黄金时代的终结?
The End of a Golden Age in China-Taiwan Relations?
任雪丽(Shelley Rigger),2016年6月24日

蔡英文的就职演讲明确表达了她计划稳定甚至进一步推进台湾与大陆之间关系的目标。尽管她为安抚两岸关系百般努力,要想继续维持两岸关系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却并非易事。

消费驱动增长恐事与愿违
The Illogic of Consumption as a Growth Driver
黄育川(Yukon Huang),《财新网》(Caixin),2016年6月24日

中国的经济政策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是增长驱动消费而非消费驱动增长。

中国转向普京心腹
China’s Pivot to Putin’s Friends
陈寒士(Alexander Gabuev),《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6年6月25日

目前俄中伙伴关系停滞不前。然而,习近平通过优惠贷款和私下能源交易俘获了俄罗斯总统核心集团的芳心。

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三大忧虑
Three Western Worries About Turkey
马克·皮耶里尼(Marc Pierini) ,《战略欧洲》(Strategic Europe), 2016年7月18日

土耳其失败的政变企图引起西方领导人的三点担忧:土耳其的军队可靠性、法治和偏离西方的意识形态。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新外交政策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张廖年仲(Nien-chung Chang-Liao),《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第12卷第2期

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奋发有为”替代了“韬光养晦”成为了中国外交的新主题。 本文指出,中国已经抛弃了改革开放初级阶段所采用的保守和低调的外交姿态,转变成了更加自信和积极的全球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作者指出,北京的外交行为反映出“西进”已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重心。对中国来说,在西线获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比其它方向更为容易。第一,中国的陆地边界比海上边界更为安全。 第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权力真空,使中国处于有利地位。第三,中国发展西线也有利于保证新疆等西部省市的稳定和繁荣。

其次,本文分析了经济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一方面,北京通过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对外援助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等经济外交方式与各个国家发展友好双边关系并扩大其外交影响力。另一方面,北京也开始尝试利用经济制裁惩罚其敌对国,包括处理台独问题等等。

另外,本文检验了中国的多边外交进程。与过去相比,当前中国更积极地利用国际体系的多边框架重塑国际规则以迎合其利益。虽然中国很少挑战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承认,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权力的天秤已经向中国倾斜。然而作者也认为,部分亚太国家仍主要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和领导,另外亚太区域组织的运作也大多受到华盛顿的影响。同时,作者指出,虽然中国放松了其长期坚持的不结盟原则,不断发展与亚洲邻国的伙伴关系,其主要目标不是建立联盟以威胁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而是防止这些国家投靠美国以遏制中国。

亚洲和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核威慑
China’s Nuclear Deterrence in the Asian and Global Context
滕建群(Jianqun Teng),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6年6月30日

本报告评估了目前世界各国的核态势,探讨了中国核政策及战略的演变,并为中国的未来选择提出了建议。作者认为,中国的经典军事思想是其核威慑思维的主要来源,并将持续推动中国核威慑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作者指出,大国之间因相互关系的恶化没能在开展大规模军控和裁军上达成一致共识,导致近几年国际组织在裁军上的势头有所放缓。其次,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愈发依赖核武器以威慑北约更先进的常规部队,并且以核战略作为俄罗斯安全政策的基础。因此,虽然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并大幅度削减了核武库,两国都推进了核武现代化的进程。此外,朝鲜核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但是,去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是国际社会如何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地区核问题的一大成功示范,该协议对利用核能与发展核武作出了清晰的界定。

接着,作者解释了新中国迅速发展核武器的动因。首先,对于新成立的国家来说,生存和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新中国必须对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作出回应。其次,中国领导人试图对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垄断地位进行挑战。在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原子弹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政治影响力。作者认为,中国将坚持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first-use)为特征的防御性、自卫性核威慑战略。第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中国的国家政策,反映了中国关于战争的哲学和文化。其次,在可预见的将来内不会爆发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常规战争。第三,人民解放军在经历现代化改革后已具有保护大陆不受侵犯的能力。第四,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将彻底改变中国的核武结构和部署。作者具体分析了中国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徳”导弹防御体系的反应,中国已明确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表示强烈反对。为了保持有效威慑力,中国将谨慎维护其核弹头和运载系统的态势, 并在核政策和战略上继续保持自卫态度。

最后,作者对中国核威慑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作者指出,由于中国发展核武的根本动因没有改变,中国基本的核政策近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中国的屈辱史以及当前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使中国长期处于戒备状态,因此中国将继续发展核力量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次,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不仅是维护道德的制高点,也是维持有效战略力量的最经济的方式。另外,为了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中国可能会在核军控与裁军方面与与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双边和多边对话。

中国的核战略思想:争论与演变
China’s Nuclear Doctrine: Debates and Evolution
夏立平(Liping Xia),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6年6月30日

目前中国有大量关于中国核战略思想发展的争论。最终如何化解这些争论对中国的核战略思想以及核武库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介绍了争论的四大学派,对当前争论进行了评估,并预测了中国核战略思想的未来演变。

报告指出,有关中国核战略思想的争论分为四大学派:自卫防御、最小核威慑、反核威慑,以及有限威慑。这些学派都对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建设精干有效的核武库并保证二次打击能力的核战略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自冷战结束后,新的战略因素如高精度常规武器能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美国的常规快速全球打击,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产生了极大挑战。另外,中国在事先知悉核打击的情况下如何使不断增长的信息技术能力更好地配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也是其一大新的挑战。 尽管部分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改变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是作者指出,有四大战略考量支持中国继续保持当前政策。首先,决定战争最终结果的是人而不是先进的武器或核武器,中国国防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民战争的概念。 其次,该政策体现了中国拥有核武器只为了自卫和作为威慑力量的承诺 。第三,该政策保证中国能在国际社会上保持道德制高点。 最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核武器。

接着,作者分析指出了中国核战略思想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虽然中国会继续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可能会考虑增设一些条件以应对当前挑战。例如:如果其它国家对中国核基础设施进行长程精准传统攻击,中国应将其看做核打击,并对该国进行核反击。另外,中国会发展核反击能力以保证国际战略稳定,并与美国同时建立威慑与合作的核关系。一方面,台湾问题等导致的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意味着两国必将形成相互核威慑。而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有许多共同利益, 因此两国会在朝核问题、伊朗核扩散以及国际核安保等问题上增进合作。

中国如何谈判获得和平容纳?
How Could China Bargain for a Peaceful Accommodation?
何凯(Kai He),《奥比斯》(Orbis),第60卷第三期

本文在建构主义和交易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崛起国如何获得霸权国和平让步的两大战略:“社会化”和“合法化”。首先,崛起国可以通过社会化战略转变身份以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被国际体系接纳后,崛起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同时也可以调整甚至创造新的规范。其次,崛起国可以合法化其需求以改变其它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对其身份的认知。

接着,本文考察了中国如何在冷战后使用这两种战略获得外界的和平让步。首先,作者分析了中国以领导层为中心的社会化策略。作者指出,中国在邓小平带领的改革开放后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身份,并学习如何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加入了许多主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此外,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还积极参与多个多边安全组织,尤其是军控体制,包括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内的多项条约。这一社会化战略使新成员中国很快被国际社会所接纳,虽然也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施压的成分,但是总体而言西方社会期望中国成为更加负责人的大国。接着作者分析了中国处理西藏和新疆反政府势力的策略。中国通过将新疆的“东突”运动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制造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联系起来,将其对维吾尔分离主义运动的镇压合法化,因此也使美国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和平让步。作者指出,美国没能在西藏等其它问题上迁就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未成功在这些问题上实现合法化。

作者认为,未来北京继续寻求对其身份的让步面临重重挑战。眼下中国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主要障碍不是中国的国际行为本身,而是其政权性质。让美国迁就中国并接受中国的崛起非常困难。然而作者也指出,否认现实并拒绝与中国谈判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亚投行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决策者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在谈判上的努力,考虑迁就中国的崛起并保护其国家利益。同时,美国还应考虑如何在谈判中塑造中国的需求,强调中国的承诺并转变其国家身份。

欧盟能否战胜民粹主义?
Can the EU Survive Populism?
希瑟·格拉贝(Heather Grabbe), 斯特凡·莱内(Stefan Lehne),卡内基欧洲中心(Carnegie Europe Center),2016年6月14日

目前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多个欧盟成员国掌权,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排外言论鼓励攻击少数族裔并增加社会紧张局势,对欧洲社会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欧元和移民危机也大大加速了目前两极分化和欧盟分裂的趋势。本文作者认为,为了应对民粹主义造成的威胁,欧盟应该直接与民众接触,重新关注他们的不满,并促进包容和多元化等传统价值。

作者首先分析了民粹主义对欧盟产生的三大威胁。第一,新老权力之间的斗争。作者指出,国家和欧盟层面的政治变化之间存有时滞。大多数新党派的权力基础都建立在区域地方或网络上,虽然他们在制定国家的新政治议程上影响力很大,但由于只有国家执政党才能在欧盟层面获得权力,所以在欧盟仍是传统党派代表他们的国家,这也因此激怒了新势力。第二,由于欧盟的政治制度极度依赖跨国合作和最基本的政治稳定,近日的政治变迁使欧盟变得更难管理。第三,欧盟的象征意义和意识形态也受到了威胁。反紧缩政策的抗议者认为欧盟扼杀了福利国家的财政规则。对于反全球化示威者而言,欧盟是贸易自由化的代理人和跨国公司的朋友。而极端保守派则认为欧盟代表了性少数人群和和宗教少数派,破坏了欧洲的传统价值。但是最根本的威胁来自民粹主义。排外民粹主义声称相互依存十分危险,国家应该拥有绝对主权,支持多数人统治并拒绝多元化,这种世界观直接违背了欧盟的目标和工作方法。

接着,作者为欧盟应对民粹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作者指出,虽然此前在国内政治和欧盟政治层面都有过孤立激进派的做法,但是有时候效果可能事与愿违,并给民众造成一种体制保护自己而不是听取民意的看法。而一些极左或极右党派的价值观与欧盟的格格不入,欧盟也很难与之妥协。所以欧盟应寻求巩固欧洲社会在包容、权利和多元化上的共识,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为欧盟条约守护人的作用。此外,鉴于欧盟的决策体制需要国家、区域和欧盟层面的广泛参与,欧盟应尽可能地快速与新兴政党磨合,尽早地将这些新兴政治力量纳入到议程的讨论中,让新兴政党利用体制来实现其目标,并成为体制的利益攸关方。这将有助于促进新势力抛弃极端立场并加入到主流政治中。最后,欧盟应通过解决民愤的根源问题重建公众的支持。欧盟应通过创建新的审议机制和线上互动,直接与民众进行沟通。

利益伙伴?乌克兰危机之后的中俄关系
Friends with Benefits?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陈寒士(Alexander Gabuev),卡内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2016年6月29日

为应对克里米亚事件后西方的严厉制裁,俄罗斯试图打破外交孤立,调整其经济政策,最大程度地在中国争取市场并从中国获取信贷和技术支持。本报告指出,莫斯科有可能进一步倾向中国,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将愈发不对称并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早在西方实施制裁之前,俄罗斯的经济关注点已经转向中国,但这种趋势在乌克兰危机后更为明显。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直接地给予批评,但中国对俄罗斯的“东进”政策表示欢迎。2014年,俄罗斯政府进一步巩固同中国的经济联系,鼓励中国的金融机构加大在在俄罗斯市场的投资以填补西方企业撤出所导致的损失。同时,莫斯科还大力升级了与北京的沟通机制,两国都通过政府宣传和国家媒体试图拉近两国社会并消除相互的不信任。作者还指出,两国领导人普京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亲近关系也是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一大核心要素。

本报告还详细分析了中俄合作的多个领域。能源是中俄贸易的中坚力量,近两年两国能源贸易的逐步增多,大力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2015年石油价格的下跌给中俄在能源投资上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除了能源市场外,铁路和电信上的合作项目也成为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新领域。这使俄罗斯减少了和西方在技术上的联系,并增大了对中国的依赖。虽然俄罗斯也大力吸引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然而相较于欧美金融环境,俄罗斯的市场监管过度,同时中国银行也缺乏对俄罗斯市场的经验以及受到国内反腐后谨慎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所以目前只有两家中国政治性银行愿意和俄罗斯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而危机之后,变化最大的领域为军工业。俄罗斯向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了军工业市场,其中包括最先进的系统。随着两国武器贸易的扩大,中国军队将拥有更先进的装备,这对台湾、中国东海和中国南海的战略平衡将造成极大影响。此外,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合作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两国没能在中亚成功协调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俄罗斯带领的欧亚经济联盟,中亚地区可能成为两国发生对抗的潜在舞台。然而,两国的共同利益要胜于分歧,两国可能达成的模式为中国主导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俄罗斯则为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报告还指出,随着俄罗斯对与中国的合作的依赖日益加深,中俄关系越来越不平衡。如果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莫斯科可能愿意接受这种不平衡的关系。然而,西方领导人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结成反西方联盟。北京不希望在如乌克兰等非自己的核心问题上抗衡西方,莫斯科也不情愿被拖入亚太地区不断升级的中美抗衡或领土争端中。尽管如此,莫斯科对中国日趋加重的依赖,以及其一如既往的反美态度都会迫使其在一些争端中支持中国的立场。

克里米亚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和西方
Russia, China, and the West After Crimea
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跨大西洋学会(Transatlantic Academy),2016年5月13日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关系,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并加强了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然而本报告分析认为,尽管中俄关系日益密切,这仅为服务两国现实利益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非两国结成联盟的标志。

首先,作者回顾了克里米亚事件之前的中俄关系。从1949年到1989年,中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抗性的。中国对苏联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挑战,质疑其领导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声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在叶利钦时期,中俄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大量工人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重振俄罗斯经济。自普金上台以来,中俄大力发展了多项双边和多边议程。但是在过去15年,中俄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变得愈发明显。

在第二章中,作者分析了中俄关系的五大要素。第一,中俄两国的边界管理。2004年,两国边界划界尘埃落定,但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仍然对其近邻心存忧虑。边界两边的差距也成了两国实力的一个体现。 第二,在贸易与能源领域,中方多年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俄双边贸易在中美贸易额面前无疑相形见绌。两国能源领域的合作也一波三折,乌克兰危机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双方的能源大单,但是油价下跌使中方兴趣大减,俄罗斯恐也难实现其出口多样化的目标。第三,中俄一直努力协调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关系。中俄目前已经成功处理了两国的竞争, 俄罗斯保留对该地区主要的政治影响力并提供安全保障,而中国则作为该地区重要的经济大国,大量购买能源并建设投资项目。 第四,15年内金砖五国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具有野心的议程和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尽管五国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其无疑已经在全球金融体系内举足轻重。第五,中国一直通过和俄罗斯协调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权处理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共同抵制西方对两国利益所造成的威胁。

在第三章中,作者评价了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转向中国”的政策。乌克兰危机伊始,虽然中国也谨慎地在美欧与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但中俄关系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在联大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事情上都投了弃权票;中国也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替代能源和贸易市场;中俄两国在政治上有相互需求,中国在西方制裁俄罗斯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避免了其被政治孤立的局面并为其争得话语权,而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也多中方举动不予置评。

最后,作者分析了中俄关系对西方国家的启示。作者指出,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和冷战时美国占上风的局势不同,现在中国手上拥有最多的王牌。只要中国仍然是这个不等边三角形的最长边,它将会持续保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共同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 只要中俄仍然认为西方没能满足其要求,跨大西洋联盟将继续面临单独以及集体与中俄两国打交道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