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在朝鲜问题上打好中国牌
The Right Way to Play the China Card on North Korea
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车维德（Victor Cha），《华盛顿邮报》，2017年7月5日
朝鲜7月4日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给特朗普政府提出了难题：未来究竟有没有一条政策路径能既不引发战争、也不用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且能打击美国大陆？外交途径究竟能否有效预防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严重、重大冲突”？
越来越多的人日渐认识到老一套已不会奏效。恢复朝鲜已经违反的旧协定只会是徒劳，中国也不会真正施加压力，而军事打击只会引起全面战争，造成无数伤亡。我们需要考虑全新的外交途径。
这意味着要打中国牌，不过打法不同于以往。要求中国向朝鲜政府施压安排美朝谈判还不够，中国也必须成为谈判的核心一员。朝鲜停止、撤销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代价，应当由中国而不是美国承担。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
最好的选择莫过于中国同意与美国和韩国合作，更迭朝鲜领导层以让不那么痴迷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领导人掌权。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原因有很多，比如：中国和朝鲜这个共产主义小兄弟的历史渊源颇深；中国担心其政权垮台；中国不确定能找到可以替代金氏家庭的权力中心；中国对美方的动机缺乏信任；中国与韩国关系紧张等等。
次优的选择是中国中断或者至少严格限制与朝鲜的商业往来，以达到钳制朝鲜政府的目的。目前中朝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量的85%至90%。不过，特朗普在近日的推文中也指出，中国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也不太可能走出这一步。
所以，我们只剩下以逐渐增加的压力为依托，不那么激进的“胡萝卜加大棒”外交。但它不能重复先前的套路。
中国以往基本都让美国抛出谈判诱饵。克林顿和布什政府曾与朝鲜签下核协议，每月向朝鲜政府支付能源援助款以换取去核化，总计已支出五亿美元。（日本和韩国也承担了该有的份额，而中国仅承担布什协议的少量款项。）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享受与朝鲜的贸易关系，以远低于全球市场价格的代价来换取朝鲜的矿产资源。
现在中国再次试图把美国推到谈判桌前。周二朝鲜试射导弹之后，中国与俄罗斯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放弃军事演习，换取朝鲜冻结导弹试验。
美国应当拒绝“以冻结换冻结”的提议。此外，还应当告诉中国它必须在处理朝核问题中有所付出。基本的交易做法是由中国向朝鲜政府提供资金和安全保证，以换取朝鲜对核计划的限制。中国可以继续购买朝鲜的煤炭，但也应为朝方遵守约定承担开支。
中朝可签订冻结和逆转协议，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遵守情况。如果朝鲜出现违约行为，中国的支付的款项就打了水漂。这时中方合理的做法就是扣留给朝鲜的经济甜头，直至朝鲜重新遵守协议。
当然，中国可能无论如何都会继续为朝鲜政权提供资助，朝鲜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拒绝这样一笔交易，但这些情况都好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局面。而且可能让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旦中国没有得到其应得的回报，或者受到了朝鲜政府的冷遇，它将更有可能愿意与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以尝试其他选项。
中国此前从来不愿真正使用其经济影响力，现在又为什么要同意此项计划呢？
因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当前危机。今年中国将召开第19届党代会，值此关键时期，习近平主席仍在寻求与特朗普建立良好关系。此外，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处决亲中的家庭成员和政府官员之后，中国颇感挫败。这些都给了特朗普政府与前几届政府相比更多的筹码。
美国还握有一个重要的“大棒”。上周美国财政部制裁了一家与朝鲜往来的中国银行。如果中国拒绝按以上思路操作，美国便更有理由对此外其他与朝鲜有商业往来的中国企业展开普遍的二级制裁。因为美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这招也不算杀手锏。它并没有回答如何对朝鲜施加可查证、可执行、且持久的约束这一问题。如果朝鲜真正关心的是从美方获得些什么，那这条路也走不远。不过对于朝鲜这块地方所有的选项都很糟糕。我们探索的策略不仅应当胜算更高，而且应当即便失败也不一无是处。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文件发布：《迈向反对操纵财务数据的完整性的全球规范》
Launch: Toward a Global Norm Against Manipulating the Integrity of Financial Data
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格雷格·拉特雷(Greg Rattray)， 西沃恩·麦克德莫特（Siobhan MacDermott）， 蒂姆·毛雷尔(Tim Maurer)， 邓肯·霍丽斯(Duncan Hollis)，2017年6月1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恶意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为金融体系带来风险，而且可能危及金融稳定。卡内基的“网络政策倡议”（Cyber Policy Initiative）主持了卡内基白皮书《迈向反对操纵财务数据的完整性的全球规范》（Toward a Global Norm Against Manipulating the Integrity of Financial Data）的发布会。在2017年3月18日发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的基础上，卡内基的白皮书提出，G20下一步应承诺不操控数据完整性和金融机构算法，并承诺在此类事件发生时进行合作。
本次活动及座谈会探讨了这一提议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一旦提议得到采纳后应采取的措施。迈克尔·切尔托夫致开幕词，随后进行了深入的小组座谈，嘉宾为格雷格·拉特雷、西沃恩·麦克德莫特以及白皮书的第一作者蒂姆·毛雷尔。邓肯·霍丽斯主持了本次活动。
通过创新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Innovation
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 大卫·奥沙利文（David O'Sullivan），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马尼希·巴布纳（Manish Bapna）， 乔恩·蔡斯(Jon Chase)，丽莎·哈格曼（Lisa Hagerman），杰西卡·尼格罗（Jessica Nigro）， 基格·沙(Jigar Shah) ，2017年6月2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巴黎协定》之后，欣然接受向低碳经济转型这一提议的国家激增，次国家团体也数以千计。尽管美国明确表示退出《巴黎协定》，但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巴黎协定》是发展经济和减缓全球变暖的重要工具。而且，欧盟在全面执行《巴黎协定》方面一直保持了坚定不变的决心。
在年度“欧盟气候外交日”（EU Climate Diplomacy Day）之际，欧盟驻美国代表团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有幸举办了此次会议，围绕当前的创新趋势和重要领域内无损经济发展的减碳尝试展开了讨论。世界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作了主旨发言。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论民主所面临的威胁
U.S. Senator Bernie Sanders on Threats to Democracy
莎拉·查耶斯（Sarah Chayes），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7年6月2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继为期一周的欧洲之行之后，美国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针对专制主义的崛起、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民主所面临的威胁，以及这些因素对美国国内及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卡内基的莎拉·查耶斯主持了本次活动。
美台关系与民间交流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包道格（Douglas H.Paal），梅致远（Adam Meier）， 卜睿哲（Richard C. Bush），迟耀宗（Yuri Yao-Tsung Chih），雷明（Claire Reade），李沃奇（William Vocke），2017年6月27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因为长期的历史联系和相似的文化价值观，美国与台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民间交往为美国和台湾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商业关系、经济价值链、语言交流项目、留学机会、文化活动以及旅游，这些都是培养和深化美国与台湾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也会极大地丰富美台关系。
卜睿哲、迟耀宗以及雷明就美国与台湾之间活跃的民间交往的持续战略意义及长期价值进行了探讨。会上李沃奇致简短欢迎词，梅致远致开幕词，包道格主持了本次讨论。
美国外交的艰难选择
Tough Choices for American Diplomacy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2017年6月28日，《查理·罗斯访谈录》（Charlie Rose）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第三次做客《查理·罗斯访谈录》，针对为什么外交是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首选工具这一话题做出了有力解释。
任务完成？对核武器综合体的安全文化的挑战
Mission Accomplished? Challenges to Safety Culture in the Nuclear Weapons Complex
乔伊斯·康纳利（Joyce Connery），帕特里克·马龙（Patrick Malone），唐·尼克尔斯（Don Nichols）， R.杰弗里·史密斯（R. Jeffrey Smith），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2017年6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美国核武器综合体的口号是“任务第一位，人员永为先”（“Mission First, People Always”。但是无党派组织公共诚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近期开展的调查的结果显示，综合体内部对安全风险、事故、以及薄弱的管理实践表示不满，这些问题导致了可避免的辐射暴露和一些险些引发灾难的事故的发生。这些报告提出了核弹头生产和开发任务是否正在以牺牲工人安全为代价等问题。座谈会针对这些事件以及监管者和联邦承包商在美国核武器设施落实强势安全文化时所面临的更宏大的挑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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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中美冲突之路
No Collision Course
史文（Michael D. Swaine），《纽约时报》，2017年6月30日
在缺乏专业研究的读者眼中，当今中国是一个决心要统治亚洲甚至更大范围的现代帝国王朝。为了打消这一观点，很多汉学家已经付出了多年的艰苦努力。
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怎样终结了“美国治世”
How Bush, Obama, and Trump Ended Pax Americana
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华盛顿邮报》，2017年6月27日
三位风格迥异的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以出人意料的和谐步调削弱了史上任何国家或帝国都不可匹敌的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面对特朗普 最好聚焦双边关系而非全球议题
With Trump, Best to Focus on Bilateral Ties, Not Global Issues
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亚洲时代报》，2017年6月18日
莫迪总理和特朗普总统即将会面，这是莫迪阐明印度国家利益的机会，或许可以帮助特朗普将印度看作机遇。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路线修正：如何阻止中国的海洋扩张
Course Correction: How to Stop China’s Maritime Advance
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7年7/8月刊
南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也是亚洲六个区域政府争夺的目标。掌握南海中礁石的主权，不仅攸关国家荣耀，更事关南海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归属。尽管过去数十年间各国争执不休，但从未有过国家试图主宰南海。这一局面随着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咄咄逼人的举动被打破。如果中国的图谋成功，将极大地削弱美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亚洲的权力平衡状况将被导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因此特朗普政府必须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强有力的立场，软硬结合地警告中国如果继续其扩张举动，美国将会放弃其在南海主权争端上的中立立场，帮助区域内其他国家维护其主张。
中国自2008年全球财政危机爆发后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更张，采取了一系列举动试图控制南海。从2014年早期开始建造人工岛礁，在随后十八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的面积达到了3000英亩，而过去数十间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总共在南海的填海造陆面积也不过150英亩。而且中国违背了习主席在2015年访美时作出的不将南海军事化的承诺，正迅速地在人工岛礁上建立军事设施。如果中国的举动成功，它将在南海建立起一大片势力范围，迫使区域国家不得不屈服于其意愿。这对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美国进入亚洲市场的通道安全和美国的区域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造成巨大伤害。
然而美国在阻止中国的扩张方面并未取得成功。过去十年间美国试图引导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一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中美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议题上进行了有效合作；中美高级官员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频繁，从而降低了战略误判的可能；中美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被有效降低。但是美国在中国在南海上步步紧逼之时总是希望避免与中国的冲突，导致了美国几乎放任中国蚕食南海。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中国在南海上的举动取决于它对美国回应的判断——美国反制举动的缺失致使中国相信美国不愿以对华关系恶化为代价来制止中国在南海的举动。美国必须意识到当下在亚洲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大国间的战争，而是中国逐步成型的区域霸权。
作者认为中国并非不担心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中国确信如果自己不采取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美国就只会对其施加微小的惩罚。因此美国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军事开支，扩张军力并不能改变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作者进而提出美国必须对中国进行明确的警告，如果中国继续建造人工岛礁并将其军事化，美国将改变其在主权争端上的中立性，帮助区域国家增强抵制中国胁迫的能力，甚至考虑在南海争议岛礁上驻军。
这一战略成功的前提是区域国家必须增加军事开支，更紧密地与美国合作。过去几年区域国家已经展现出深化与美国合作的良好势头。但是特朗普政府推出跨太平洋合作协定（TPP）的行为使得区域国家担心中国会毫无疑问地主导区域经济秩序，从而出于担心中国报复的心理在安全议题上中国低头。因此，美国必须提出发挥TPP那样作用的雄心勃勃的关于区域贸易和投资的倡议。同时，美国还需要公开地更透明地发布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举行，与区域国家更频繁地互通信息。美国也必须定期地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即使这些都不能改变中国的扩张性行为，只要区域的权力平衡不向中国方面过分倾斜，美国可以接受一个更加军事化的南海。在维持区域和平上，保证区域国家也能在震慑中国方面作出贡献比仅仅依靠中国的善意或者美国的军事力量有用得多。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阻止任何国家主导区域海洋是维持和平的最佳途径。
中国公民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基于对中国十大主要城市的调查结果
How Chinese Citizens Percei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Survey Results from Ten Major Cities in China
潘欣欣（Hsin-Hsin Pan）, 吴文钦（Wen-Chin Wu），张佑宗（Yu-Tzung Chang），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年第26卷106期
关于两岸问题的民调一直以来都主要针对台湾民众的看法，而缺乏相关中国大陆民众的声音。本文填补了这部分信息的空白，对中国的十大城市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文章发现，多数中国民众的态度与中国政府在两岸问题上的宣传一致，尤其是对台湾民众在统一问题上看法的错误认知。文章总结到，如果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城市的经济水平比台北市更加发达，他们就会更加支持尽快解决两岸问题和使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冲突。
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强调了中国民意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中国的领导人现在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等诸多议题上对民众的呼声越发敏感，也越来越受到民意掣肘。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本文调查反映了中国民众对统独，解决两岸关系的速度和方法，以及两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看法。
有研究表明，经济差距是影响中国民众对待两岸问题态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滋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因此，中国民族主义抬头会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两岸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使得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处理领土和主权问题上更加有底气。中国有着更多的资源可以抵御外来威胁并实现政策目标。中国民众可能会认为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有着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筹码。因此，文章猜测中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了验证。
调查一共询问了五个问题，结果如下：1）在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台湾民众在统独问题的态度时，多数中国民众认为台湾民众倾向统一，这体现出错误的认知。2）在解决两岸问题的速度时，一半的民众认为越快越好，这体现出从下至上的民族主义倾向。3）在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法时，大多数民众还是认为通过和平协商，这是未来两岸关系的一个好迹象。4）在两岸多方面交流时，更多中国民众认为中国更能够从两岸的交流中获益。5）在问到如果民进党再此成为台湾的执政党时，有三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不作答，文章的解释是蔡英文上台后在两岸问题上的政策并不清晰所致。文章最后通过建模得出，受访者的态度受到对经济发展水平认识的影响，如果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城市的经济水平比台北市更加发达，他们就会更加支持尽快解决两岸问题和使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冲突。
民族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中国国际关系专家激辩未来
Nationalist or Internationalists?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s Debate the Future
罗格·欧文(Roger Irvine),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年第26卷106期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国的国际关系受这二种思潮中的哪一个影响更大？抑或是二者复杂交织且不断变化的结合的思潮主导？这一问题对中国的前景和世界局势都有重大影响。本文通过聚焦中国主要智库和大学中国际关系学者关于中国宏观国家战略的论述来剖析这一问题。作者分析了2013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这些学者在其机构或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作者指出很早以前中西方学者就注意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存在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两个阵营。在2010年之后双方就中国是否应当继续保持“韬光养晦”这一邓小平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一辩论受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外交政策上出现的新动向的巨大影响。与其前任相比，习近平在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上展现出更加决然的姿态，提出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并且着力强军。这些似乎都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军方备受鼓舞。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的辩论达到了新高度。一方面，以阎学通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在这一战略下，中美间将从“表面友好”转变为“和平竞争”，中国可能与周边国家发生军事对峙，中国的国家首要目标是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地位。这将毫无疑问地引发中国和美国就世界领导权展开竞争，从而促使中国抛弃过往的不结盟准则，在周边形成盟友体系。另一方面，以秦亚青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中国完全转向阎倡导的“奋发有为”的战略是危险的，可能引发中美零和竞争，中国的外交战略应在总体延续的前提下逐步改变，在延续和改变间形成适当的平衡，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以阎学通为代表的学者流派对于更加积极坚决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有着极高的热情，认为中国正迈向全球领导者地位，可能将全球秩序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行重新塑造。这一派别的学者还包括王在邦，袁鹏，林利民等。然而与之不同，大多数中国学者似乎对于中国国力的界限有着更冷静的认识，主张中国采取和阎学通的观点相比更为冷静低调的外交策略。这些学者包括陈东晓，赵干城，张睿壮，刘建华，阮宗泽，达巍，李永辉，王逸舟，吴建民等。他们中的一部分认为如果中国按照阎的主张展开国家战略，可能会激起周边国家的戒心，不利于中国发展。还有楚树龙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力尚不足以支撑雄心勃勃的国家战略。相应地，相当部分的中国学者，包括吴心伯，秦亚青，楚树龙，傅梦孜等支持更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强烈支持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扮演更具合作性，更负责任的角色。不过他们也认为现有国际体系确实需要改革。
对比中国自2012年以来的外交表现，中国似乎表现出更强的企图心和行动力，似乎更贴近阎学通所代表的流派，但是也需要注意到阎学通的许多主张并未被中国领导人采纳，比如抛弃不结盟战略，放弃不干涉内政的战略，国家间存在等级之差并非平等，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两极而非多极等。所以中国的外交战略中的许多准则继续完整延续。但是在某些议题上阎的主张似乎还是得到了认同和实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海洋争端上表现出的强势作风。
对于中国的许多学者而言，如何调和捍卫国家利益和支持国际合作之间的冲突将是他们展开论述时深具挑战性的课题。就中国现政权而言，其外交战略似乎是在阎学通为代表的派别和以秦亚青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主张间谋求平衡：“韬光养晦”战略似乎已经不会再度浮现，但“奋发有为”中也还存在很多克制和局限。作者提出，通过这一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简单地受到盲目的民族主义和追逐权力的欲望驱使，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主张在中国的外交行为中都能看到痕迹。西方学者需要继续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间的辩论紧密关注。
习近平治下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机构变迁：权力集中化还是制度化缺失下的各自为政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Realm Under Xi Jinping: Power Concentration vs. Fragmentation Without Institutionalization
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东亚：国际季刊》（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第34卷第2期，2017年6月
本文聚焦习近平于2012年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在中国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机构变迁。作者提出习决心对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机构进行大幅改革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习上台之后认为中国的决策体系和政策执行框架都亟需改革以适应中国新的外交和安全重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的表现以及习提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倡议都需要有相应的决策体系改革来配套；另一方面，习认为在胡锦涛治下外交与安全决策领域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严重，需要进行大幅修正。
基于这两方面的考量，习近平主导了四方面的改革：首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党的机构而非政府机构，习通过这一机构来掌控国内外安全事务。但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似乎将其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在对可能危及党的领导的威胁进行决策之上，而不是对国家领导人拓展国际外交安全关系建言献策，更遑论处理国际危机了。同时，这一机构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间的关系也不明朗。
其次，习近平主导了军队改革，大幅强化了中央军委的权威，将解放军原四总部改革为15个职能部门，废除旧有的七大军区制度，建立五大战区，设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习也增加了“军威联指总指挥”这一头衔；其三，习近平对海洋安全机构进行了重组调整。在2013年之前，中国有五个政府机构负责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中国海监，中国渔政，中国海警，海事局和海关总署。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主导建立了国家海洋委员会，并有改革后的国家海洋局负责协调中国海监，中国海警，中国渔政，和海关总署的活动。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在维护海洋权益上九龙治水的局面，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中国外交部和解放军之间关于海洋整顿的看法任存在冲突，国家海洋委员会的角色不明朗；最后，习近平主导成立了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这些改革体现出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上三方面的变化。首先，与其前任相比，习近平的权威大幅提升。习不仅直接掌握国内安全事务，也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改革握有最终决定权，并且明显强化了国家主席参与外交活动的强度。其次，习增强了党的机构在外交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削弱了相应政府机关的权力。其三，习依靠很多部门来进行外交安全决策，并且正让其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智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作者最后总结认为从贯彻习的外交理念而言，中国新的外交和安全决策架构运行良好，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胡锦涛时代各自为政的状况。但是，这一新的组织体系并未走向透明化和制度化，决策参与部门数量繁多，新旧决策部门间职能重合，相互争权夺利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这些改革带有很强的领导人个人偏好色彩，能否长期延续存在疑问。
在“灰色地带”震慑中国：南海给美国联盟体系的教训
Deterring China in the “Gray Zone”: Lesson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U.S. Alliances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奥比斯国际事务》（Orbis），第61卷第3期，2017年夏季刊
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其周边海域实行“灰色地带”战略，在该战略下中国将军事，准军事，公务和民用海上力量相结合，迫使周边国家在中国声称拥有所有权的海域内服从其意志，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有意地避免将争端升级为军事冲突，从而为美国这样的国际秩序维护者设下难题：美国要么就将争端率先升级为军事冲突，从而背上挑起战争者的恶名；要么就被迫忍受中国蚕食区域海洋和秩序。中国的“灰色地带”战略对美国的亚洲盟友和伙伴形成巨大挑战，美国的不温不火的回应也让区域国家开始怀疑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
怎样才有有效威慑中国的“灰色地带”战略呢？作者认为有三项前提需要首先明确：第一，任何威慑中国的策略都不可能完全阻绝中国的挑衅行为，但是有效的震慑策略可能让中国放弃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或者将争端升级；第二，威慑策略几乎没有可能让中国放弃已经占据的岛礁，但是可以阻止中国占领新的岛礁或者利用军事化的人工岛礁来妨碍航行自由；第三，威慑的目的是要让中国的各种海洋力量都被迫遵守国际准则。如果希望威慑战略成功，那么三个要素必不可少：实力，运用实力的决心，以及让中国相信美国及其盟友有在必要运用其实力的意志。
由于美国和盟友国家对于国家利益在认知上的差异，美国和盟友要形成统一有力的威慑战略任务艰巨。在历史上中国也正是利用了美国和盟友或区域国家出现嫌隙之时来攫取战果。譬如1974年中国趁南越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夺取了西沙群岛，1988年趁越南为区域国家排挤之际夺取了赤瓜礁，1994年趁美国和菲律宾防卫同盟弱化之际夺取了美济礁。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9年间，中国的“灰色地带”战略最为和善，这一时期中国在东南亚大力推行魅力外交，运用经济和软实力来拉拢区域国家，从而让美国的区域影响力逐步下降。2009年后中国开始改弦更张，以压倒性的区域军事优势为后盾，大力推行“灰色地带”战略，将民用船只，公务船只和准军事力量推上海洋争端的第一线，强行改变区域海洋现状。2016年国际法庭对于南海作出的裁决给予了中国巨大的外交打击，但中国政府对于裁决的藐视让区域海洋争端继续在实力政治的逻辑下发酵。
美国如果希望威慑中国进一步蚕食区域海洋，其出发点是美国必须认识到这一努力将是长期且艰巨的。首先美国需要根据各个盟友的不同情况来设计威慑战略。东北亚由于美日同盟的坚实存在，盟友实力强劲和地缘条件使得威慑相对容易，而东南亚则缺失这些优势从而使得威慑施行起来非常困难。最后作者为威慑战略的实现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美国和盟友们都必须投入进来且进行长期的努力；第二，美国必须清晰地向世界阐述中国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阐述在何等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将决然回应；第三，美国及其盟友也需要学习中国的战术，将综合地运用民间，准军事和军事力量，全面地抵制中国的行为；第四，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继续占领道德高地，揭露中国的行为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造成的恶劣冲击；第五，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强化在和平时期强化战略设计和力量部署；第六，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强化针对中国常规力量的威慑，从而让中国不敢擅开战端。
中国在中东的倡议：寻求在该地区的大国角色
China’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A Great-Power Role in the Region
约拉姆·埃夫龙（Yoram Evron），《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7年第31卷第2期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一直是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对中国政府近几年在中东问题上立场的变化进行了梳理，并仔细分析了中国在巴以冲突和叙利亚内战期间的参与情况。文章认为，中国虽努力在中东扮演更大的角色，但是中国的参与方式并不希望耗费太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
作者首先整理了阿拉伯之春事件爆发后，中国社会在该问题上的观点和中国政府的新动作。中国社会要求积极参与该地区事务的呼声主要基于以下两点，首先是从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中东地区的尤其是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需要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否则中国的利益将会受损，能源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其次是从政治影响力和大国角逐的角度出发，指出阿拉伯之春为中国提供了最佳时机，来改变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此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经济危机应接不暇，中国如果能够借机在该地区更加积极地参与则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作者认为，习近平在2013年10月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构想暗含了向中东地区的迈进。“一带一路”旨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打造命运共同体，并有可能的军事意义。但是作者也指出，中国的这些新动作仍然受到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制衡。
作者紧接着分析了中国在中东地区一些重要事件上的动作。首先是在巴以冲突问题上，2013年5月，习近平在华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后，提出了巴以冲突的四点主张。次年，王毅提出了解决加沙问题的五点看法。作者认为，这些主张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日程，避开了敏感的议题，并且缺乏任何驱动力。因此，这些更像是中方平衡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亲巴勒斯坦，但是主张两国解决方案。在马德里会议和平进程和中东和平四方会谈（Middle East Quartet）中，中国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中方主张中更多地强调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参与也是进行大国力量平衡。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明显支持阿萨德政权。在多项指责叙利亚的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上，中国和俄罗斯一道都投了否决票。但是在阿萨德政权无差别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爆发后，中方处境尴尬，国际和地区形象受挫。在考虑了一系列的政治战略因素，包括在中东地区反美阵线的崩塌和中东地区极端分子对新疆分裂分子的影响，以及可能的经济因素，包括中国在叙利亚的油气投资和叙利亚的地理区位优势后，中方提出了四项主张。但是作者认为，这份主张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阻碍国际行动但是并未提出替代性方案的指控，只具有象征意义，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作者总结说，中方的这些主张虽然显示了参与中东政治事务的意愿，通过提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暗含了对西方国家的指责和挑战，但是中方并没有明确表示会积极参与到中东危机的解决当中，更不会倾注大量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