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对华关税并非明智之举
Tariffs on China Are Not the Way to Go

黄育川(Yukon Huang) , 主题评论,2018年3月18日,《国家利益》

尽管专家和部分白宫顾问已发出一连串警告,但特朗普总统仍决定采取一系列具有负面影响的保护主义措施。继今年一月对进口太阳能设备和洗衣机征收关税以后,美国又将进口钢材和铝材纳入了加征关税的范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美国很可能会基于《1974年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中对涉嫌歧视性投资行为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规定,采取更多针对中国的严厉举措。

不过,历史和理智都告诉我们,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几乎毫无意义。钢材加征关税导致美国股市抛售下跌2%的事实说明,金融界也意识到,这些举措对美国经济毫无裨益。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美国的盟友一致反对美国对钢材加征关税,这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钢材关税将提高消费价格,并导致那些需要钢材原料生产其他产品的企业降低竞争力,但它却无法减少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而这一观点无疑与特朗普总统最近发表的言论(贸易战非常好,而且很容易取胜)背道而驰。这一举措反映了对贸易原则的根本性误解。

贸易涉及多方利益,从双边角度理解贸易问题是不正确的,在生产网络主宰全球贸易体系的时代尤为如此。来自一个国家的产品很可能包含产自其他国家的零部件。此外,一国与一些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而与另外一些国家保持贸易顺差,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事实上,真正重要的是保持贸易平衡。为了遏制美中或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逆差而针对特定产品加征关税,并不能从整体上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它只会将赤字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有趣的是,中国去年的总体贸易顺差下跌到了十年内的最低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如果一国的整体贸易差额取决于其储蓄率和投资率,那么关于关税和进口配额将减小美国贸易逆差的推论就是错误的。美国家庭长期下降的储蓄率加上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使得贸易赤字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在连续40年的时间内(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始终无法摆脱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甚至在中国成为主要输出大国前的几十年,美国就出现了经常项目赤字)。

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日益提高的生产率。讽刺地是,太阳能设备的进口关税非但不能帮助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企业保住数百个工作岗位,反而可能导致其损失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钢材关税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

有人认为美国可以顺利推行惩罚性关税,在贸易战中报复性较强的一方终将掌握主动权,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没有赢家,而消费者无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

这一举措是否合理显而易见,但为什么本届政府对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保护主义理论仍如此热衷呢?这自然是出于政治目的了。特朗普总统赢得大选的原因在于他迎合了民粹主义者的焦虑情绪(也就是与自由贸易有关的失业问题)。他还肆意宣扬一套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全球体系是不公平的,而中国则利用了这种现象。近年来,美国商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抱有明显的消极情绪,这使得特朗普的举措更易于推广。此外,美国在一月上旬发布的公告中声称,美中两国间的双边贸易赤字于2017年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不可避免的导致美国政府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那么,如果抛开政治目的,美国政府应该如何理性应对中国政府不按规则行事的问题呢?现行的世贸组织框架是由西方大国建立的,其目的旨在创建一套基于规则且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体制。讽刺地是,美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目的正是为了确保中国能依照这一框架行事。

只要能确保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公平高效地发挥作用,那么这一设想就仍有望实现。一直以来,中国大体上都能按此行事,不过,仍存在改进的余地。世贸组织收到的针对中国的投诉居高不下,但中国一直都尊重相关的判决结果。不过,世贸组织的指导方针并没有随着贸易和投资的趋势(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和跨境信息交流方面)而迅速发展。我们采取应对措施的目的应该是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试图推翻相关制度。

不过,美国某些与特定外国投资有关的问题尚无法在世贸组织体系内得到有效处理(特别是那些涉及歧视性行为、安全或关键技术转让的问题)。中美商务理事会建议,对于此类问题,应优先推进双边投资协定持续多年的谈判进程。不过,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这一谈判进程,但特朗普政府却已将其束之高阁。这是极其不明智的。此类条约可以避免适得其反的保护性措施,并提供基于规则的方案来解决相关问题。

返回目录 ↑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东北亚地区的核风险
Nuclear Risks in Northeast Asia

瑞伯卡•赫斯曼 (Rebecca Hersman)、 金吉娜 (Jina Kim)、 乔恩•沃尔斯塔尔 (Jon Wolfsthal)、 吉田文彦(Fumihiko Yos hida)、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 托马斯•康特里曼(Thomas Countryman)、 莎朗•斯科索尼 (Sharon Squassoni)、 维克多•赖斯(Victor Reis)、 铃木达(Tatsu Suzuki)、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Acton), 2018年2月27日, 美国华盛顿特区

东北亚已成为全球核危机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国的崛起,朝鲜在核和导弹计划方面取得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场关于美国在努力保护日韩安全方面是否应该更多依靠核武器的深入讨论。与此同时,民用核能项目也引发了钚元素囤积的风险。日本意识到自己无法利用已经提取的钚元素来制造新燃料,在日本为此绞尽脑汁时,韩国与中国开始考虑从乏燃料中提取钚元素。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长崎大学共同主办了有关东北亚核危险的讨论活动,与会嘉宾探讨在当前东北亚日益紧张局势下各方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核挑战。

印度转向东方
India Turns East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Tellis)、弗雷德里克•格瑞尔(Frederic Grare), 2018年2月13日, 美国华盛顿特区

印度提出“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初衷在于促进帮助印度融入亚洲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此后这一政策不断发展,现已成为包含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全面区域性战略。但是,随着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印度开始面临一些新的困境。虽然美国和印度政府可能会就在中国这一区域所发挥的作用上达成共识,但两国地理位置和实力的差异进一步增加了制定共同政策的难度

弗雷德里克•格瑞尔在其新著《India Turns East: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U.S.-China Rivalry》(印度转向东方——国际参与和中美竞争关系)中,研究了印度对中国崛起做出的反应。此外,中美存在竞争关系,美国对亚洲安全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使得亚洲环境瞬息万变,弗雷德里克•格瑞尔对这一环境下印度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也进行了分析。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阿什利•泰利斯将参与本次对话。活动现场备有该书供参会者购买。

权力互动与“两个亚洲”
Power Dynamics and the “Two Asias”

方艾文(Evan A•Feigenbaum), 2018年2月1日, 中国力量(China Power), 美国华盛顿特区

本期“中国力量”探讨了两种亚洲构想的发展,这两种亚洲构想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其中一种构想是“经济亚洲” ,其特点是贸易一体化和正在兴起的联动增长;另一种构想是 “安全亚洲” ,依存于强大的民族主义和相互冲突的安全理念。本期节目中,嘉宾方艾文首先回顾了他在2012年的一篇有关亚洲发展轨迹的文章(合著)中所做的种种预测,之后探讨了中国和美国如何在亚洲发挥影响力以及两国在该区域的角色演变。他研究了当前的种种趋势,以探究上述相互冲突的 “两个亚洲” 构想的持续有效性,并预测了他所设想的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向 。

返回目录 ↑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更新What's New on Carnegie ChinaNets

特朗普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Trump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埃里克•布拉特伯格(Erick Bratteberg)、迈克尔•金米奇(Michael Kimmage),2018年2月26日,《国家利益》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倾向于竞争而非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彻底放弃美国在全球安全领域已经确立的角色。

在特朗普上任一年后,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仍然令美国的欧洲盟友困惑不已。过去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是否背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保护人这一传统角色成为了欧洲各国的讨论焦点。我们是否还能期待特朗普延续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保护人)的这一立场呢?这位标新立异的总统在离任前是否会制造更大的乱子呢?在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包括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内的多名杰出欧洲政治家都曾建议,欧洲应该更加努力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此填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计划留下的空白。

中国从来就不是普通经济体
China’s Economy Is Not Normal. It Doesn’t Have to Be

黄育川(Yukon Huang),2018年3月13日,《纽约时报》

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是否会继续按其所需的方式打破常规,而是一如既往地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否在国家干预和市场力量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返回目录 ↑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评估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以中国强硬的海洋行为为例
Assessing Public Opinion’s Influence on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China’s Assertive Maritime Behavior

朱波(Andrew Chubb),《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 2018年3月7日

近十年中国在海洋问题,尤其是南海争端上态度强硬。许多外国专家认为,这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但事实上,纵观多个案例,国内公众情绪与中国的强硬政策并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作者先定义了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这两个概念。构建了舆论-外交关系的两种模型。第一种模式适用于政权合法性缺乏的情况下,其内容包含:公众知道国家强硬行为;国家承认强硬行为;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强硬行为;公众关注度上升而采取强硬行为。第二种存在于精英冲突的情况下,包含:与国内政治争夺有关的强硬行为;媒体猜测不一;民族主义动员先于强硬行为。在这两个模型中,作者都给予确定性与独特性的解释。

作者接下来阐述了除了国内舆论,其他影响强硬外交政策的因素。其中,外部性的因素有:地区权力平衡的考虑;资源价值;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影响等;而内部性因素包括:游说团体的作用;一贯的战略传统;领导人风格等。

作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在海洋争端中采取强硬行为的五个案例。2006-2007年,中国开始在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水域实现“定期维权巡航”。这一行为是中国在海事领域行为的重大转变,但此事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大肆宣传。中国增长的军事、经济、海军实力与对资源的需求是政策转变的影响因素。2009年“无暇号事件”同样没有在中文媒体中持续报道,不涉及民意舆论。与此不同的是,2012年黄岩岛事件,中国出现了水上行为回应与后续制裁,并通过引导舆论,迫使菲律宾退让。反应民族情绪的行为在引导下出现。同年的钓鱼岛事件中,民众的反日情绪先于政策出现,但根据中国水上行动的数据显示,即使没有民族主义的舆论参与,在日本购买海岛的情况下中国仍会做出巡逻等反应。而在2014年南海981钻井平台事件中,由于越南的反华行为,中国国内开始压制公众对此事的注意。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国内舆论并非影响强硬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加强沟通、理解民意舆论才是当前中西方官员在外交中的关键。

中国的制度均势战略:理由,实施和效力
Beijing’s Institutional-balancing Strategies: Rationales, Implementation and Efficacy

袁劲东(Jingdong Yuan),《国际事务》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年3月14日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国际社会的期待与担忧,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图强”,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学术界就中国是否会挑战并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作者先解释了制度均势理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在现有秩序中,国家间利益分配不均,新兴力量会抗争并要求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竞争多边主义产生,旨在改变体制或设立替代机构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制度均势战略有两种:包含性均势和排他性均势。如果一国重视合法性,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并且它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来解决最关心的问题,包含性均势战略往往被使用来将目标国家纳入一个机构,并使用规则和规范来约束其行为。而当一国面临威胁,现有的制度又不利于其发展,它往往采取排他性的制度平衡策略,即在建立组织、排斥目标国家,同时调动该机构内部的资源以应目标国的威胁。

接下来作者详述了中国在进入现有秩序后的发起的四个组织/倡议来分析其制度均势战略。2001年成立的上海经合组织,以抵制种族隔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目标。中国采取包含性均势战略吸收俄罗斯,但又对其一些野心限制,同时排斥美国,以减少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2013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制度均势战略的又一运用。但事实上,亚投行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普遍规范和规则相一致,并且对现有规则产生深远影响。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则代表了中国排他性制度均势战略,该组织旨在引入一个反映中国偏好的亚洲安全的新概念。颇具野心的 “一带一路” 倡议试图改变欧亚的经济,贸易,投资和能源供应等领域的版图。

最后作者指出两种制度均势战略只是理想模型,并非二分。现在仍很难得出确切结论,中国其牵头的机构/倡议对区域和全球秩序会有何影响。

中俄在中亚、俄远东和北极的合作与竞争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Arctic

保罗•斯托尼斯基 (Paul Stronski), 伍欣莲 (Nicole Ng), 2018年2月28日

随着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加剧,中俄两国关系越走越近,甚至有向战略伙伴的方向发展。中俄两国都有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愿望。但中俄关系是复杂的,也存在着互不信任,如在中亚、俄东部、北极这些地区,两国的合作关系值得研究。

作者先回顾了中、俄、西方关系的历史。19世纪的中俄曾有许多边境领土纠纷问题。冷战期间,中苏出于同一阵营,但在60年代关系恶化产生冲突。戈尔巴乔夫时期,两国关系正常化直至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曾一度与西方亲近,企图改革本国,但随着北约的活跃与西方逐渐走向分歧。而中俄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打成共识,并开始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

接下来作者开始分别阐述中俄在中亚、俄罗斯东部地区和北极的现实关系。在中亚,中国正成为最有影响力之一,通过经济外交的方式,中国确保了本国的边疆安全,为本国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海外市场同时为出口搭建运输途径。俄罗斯将中亚地区视为自己的地缘政治中重要的一部分,更强调军事和安全。在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对比下,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显得黯淡无光。目前中国尊重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避免零和博弈,两国在这一地区关系相对稳定。

作者指出俄罗斯重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投资对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在过去的三年里,在双方促进下中国积极参与俄东部非石油部门的发展。但两个问题较为明显——一是俄罗斯的缓慢、官僚的商业环境使中国难以适应,二是俄东部地方对中国有所排斥。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较为有限。而在北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被西方制裁,俄罗斯需要依靠中国实现基础设施开发和资源开采的目标。中国也渴望通过与俄罗斯在重点项目上的合作来获得北极的经济潜力和技术实力,但中国不止俄罗斯这一种选择。

最后作者总结,俄罗斯与西方的分裂巩固了中俄双边关系。由于俄罗斯经济的衰退,中国在中俄关系中处于强势,但在未来俄对中的经济依赖仍不会减弱。对中国而言,依靠俄罗斯在有争议的全球问题上率先提出意见,可以避免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发生直接冲突。对此,西方应采取更为实际的外交政策。

央企领导的政治流动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China’s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 Leaders

吕丽云(Wendy Leutert),《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18年3月

在中国,央企的领导——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属中组部管理。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高,缺乏在国企外的工作经验,多年在企业工作。作为一个独特的精英团体,研究他们的政治流动对了解中国干部管理体系有重要意义。

作者回顾现有研究,指出现存文献对中国干部的任命、考核、晋升、退休等尤为关注,但往往忽略央企的领导。而仅有的研究,在实际中非常局限,并将核心和非核心国企领导者混为一谈。而作者选取2003-2012年作为研究区间,关注中国核心央企领导的年龄、教育背景、任期、工作时间、工作经验以分析其离开本公司后的调任情况。

作者通过图表指出,除两例外,绝大多数2003-2012年的央企领导拥有大学学历。在这一期间,拥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数比例增长,且很多人在他们任职期间读完硕博。担任领导前没有省或中央党政机关工作经验的人数比例同样上升。在此期间,53.9%退休的人同时终止了职业生涯,平均年龄为62岁。

接下来,作者重点分析没有退休而是调任的央企领导的职业生涯。他们一般有三种途径:平调为其他央企领导;调任为省政府或党的领导;调任到中央领导层。在这一期间平级调任(仍为副部级)占90%。其中平调去其他央企的14人平均年龄53岁,大多缺乏央企外工作经验。平调去省任职的11人较为年轻,平均年龄在49岁,半数人有理工科硕士学位,且半数人日后会逐渐提为正部级。调去中央的15人有12人是平调,3人晋升。他们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在原有岗位上任职时间更长。他们多在中央工作后很快退休。

最后,作者总结道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之间的人员流动渠道不是“旋转门”而是“单程出口”。

创造不稳定的亚洲: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史文(Michael D. Swaine),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2018年3月2日

特朗普政府近期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旨在亚太印地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以对抗给国际秩序带来威胁的中国。事实上这一战略传达出了对抗性、零和竞争的含义,一旦实施只会适得其反。

作者指出这一概念最早是安倍于2006年提出,意图建立以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为中心的倡导自由贸易与民主的国家联盟与战略实体。但小布什与奥巴马两届政府并没有对此积极回应。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比之下更愿意将中国纳入亚太的自由市场秩序中。

作者接下来详细回顾了美国近几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按照美国对华的一贯政策,美国视中国“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并“鼓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承担更多责任”。而与之前不同,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多份报告中多使用对抗性的话语,指责中国与俄罗斯一起侵害了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并企图推翻现有国际秩序。

而对于其他亚洲国家而言,支持美国对抗中国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作者认为印度一贯的独立外交政策、经济实力以及与中国相近的专属经济区观点都不足以使印度成为美国这一战略的盟友。而日本对华经济依赖、其国民对修宪的抵触都可能使日本不积极。同样,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等国都可能因为现实原因不愿加入美国的反华体系中。

最后作者表示,中美两国应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流行病、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不稳定这些议题上有所合作,而不是陷入零和博弈。“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这种自我毁灭的概念应该被更有建设性的方案代替。

当特朗普会见金正恩:与朝鲜谈判的现实选择
When Trump Meets Kim Jong Un: A Realistic Option for Negotiating with North Korea

托比•达尔顿(Toby Dalton) , 艾瑞尔•勒维特 (Ariel (Eli) Levite),《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8年3月26日

特朗普政府在今年2月宣布将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后,朝鲜核问题再度成为国际热议的话题。现在普遍认为实现朝鲜无核化,是要彻底并不可逆地解除朝鲜的核能力。尽管美国强烈的制裁、威胁,朝鲜仍不放弃现有的核能力,彻底实现朝鲜无核化在目前似乎无法实现。

作者认为朝鲜现在可能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暂停核试验和导弹飞行试验,同时要求美国减轻制裁。但特朗普政府也很可能拒绝让步。特朗普政府在谈判中设立的目标应为对朝鲜核威胁的全面有效的封顶限制,这些限制要既应符合美国的中期利益,也应让日韩两位盟友感到安全,更应获得中朝两国的认可。

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封顶限制应包括减少重要的核弹钚和浓缩铀的生产,其他关键活动的开发和建设,特别是远程弹道导弹和相关部件,以及武器研究、开发和工程。这样做的代价是默认朝鲜在协议实施期间还拥有核武器。但伴随更严厉的制裁,如严格监控朝鲜的进出口,可以避免朝鲜沦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国主义国家。为防止朝鲜隐藏自己的实力、逃避限制,各类透明度要求与核实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特朗普政府要认识到前几届政府在朝鲜彻底无核化上的失利,做出适当让步,通过谈判先实现朝鲜核试验暂停与限制才是现实可行的。

返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