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国、委内瑞拉和债务陷阱外交的幻想
China, Venezuela, and the Illusion of Debt-Trap Diplomacy

陈懋修(Matt Ferchen),2018年8月16日,亚洲全球在线

2017年初,地缘政治专家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认为中国一直设法通过贷款换取基础设施这种令人难以为继的交易方式,故意使一些南亚邻国陷入困境。

自该文章发表以来,债务陷阱外交的概念在一些记者、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中间日渐流行起来。这些人士批评中国迅速扩大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尤其是借助无处不在的“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影响。

近期的一些传统观点认为,当接受中国贷款的国家无力偿还借款利息时,中国就会成为赢家,但这种观点有可能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已经并将成为自己贷款失误和傲慢的受害者。在这方面,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失调关系最具有代表意义。

一个概念概括了时代风潮
“债务陷阱外交”这一概念或许比任何其他概念都更加形象,它代表着对近年来中国日益高调自信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强烈抵制。大多数批评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言之凿凿地认为中国正在卓有成效地践行新重商主义。这种行为旨在确保中国在海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金融工具和举措,可以达到其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宏大目标。

美国已将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明确纳入其外交政策的考量之中。美国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明确采用了债务陷阱的概念。在该报告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领导下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认为,“中国采用了掠夺性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债务陷阱’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融资。”另一份广为人知的报告对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发出主权债务风险警告,强调最近数月以来,对中国掠夺性金融治国之道的担忧日渐盛行。

然而,针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指控(如有)很少引用明确的案例,证明中国公司、银行或外交政策官员通过长期战略计划达成这种协议,以通过不可持续的贷款交易获得经济资产或政治杠杆。此外,针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不加分别地加以假设,认为当接受贷款的伙伴陷入困境时,中国自身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将最大化。这种假设需要经过更仔细地研究,委内瑞拉的案例就说明了其中的原因。

中国和委内瑞拉:两败俱伤
那些最热衷于强调和警告中国债务陷阱外交或类似威胁(如“债权帝国主义”)的人,未能提及与中国有着可以说是最不可持续的债务关系的国家——委内瑞拉,这可能绝非巧合。

委内瑞拉不是一个边缘案例。事实上,该国是中国官方资金的最大接受者,自2007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600多亿美元的贷款。

委内瑞拉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和石油进口量最大的国家。提供贷款的最初商业理由(或者用中方的话来说,出于“双赢关系”)是为两国之间的长期石油合作提供资金。绝大多数贷款是在乌戈·查韦斯执政委内瑞拉时签署的,这绝非巧合。当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期望提升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并借此机会平衡美国向亚洲“重心转移”的政策。正是在此背景下,查韦斯提出建立诱人的外交甚至意识形态伙伴关系。
然而,自2013年查韦斯去世和2014年油价暴跌以来,委内瑞拉陷入了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深渊,中委石油贷款关系出现了严重问题。当然,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贷款,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提供的贷款,加速了本就存在严重缺陷的经济决策;当时,查韦斯本可另觅途径,采取更实际的政策来利用国际信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开行在查韦斯去世之前和之后向委内瑞拉提供的贷款,不过是满足了委内瑞拉政府对不可持续和不负责任债务的灾难性的欲望。

中国对委内瑞拉提供贷款,与其他旨在突显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贷款不仅加速了委内瑞拉走向自我贫困,还明显损害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具体而言,委内瑞拉石油部门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体经济崩溃,意味着该国无法按照最初的贷款条款偿还贷款并向中国运送石油。如果这还不足以损害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那么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崩溃导致了最近全球油价上涨,从而增加了中国的巨额石油进口账单,便足以使中国利益受损。

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委内瑞拉已经从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亲密的盟友演变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责任。此外,如果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对委内瑞拉石油施加制裁,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和银行便很容易成为下一个目标。

冰山一角
中国与委内瑞拉难以为继的债务关系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说明了债务陷阱外交概念的误导性,尤其是中国可能会作茧自缚。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委内瑞拉可能是中国债务关系出现问题最为极端的例子,但其他的例子也在显现。中国对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及更遥远的南苏丹和安哥拉的投资和贷款,越来越多地受到审查,因为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会因交易出错而受到损害。

就像委内瑞拉的情况一样,如果中国真的试图采用更强制的方法收回其资助的金钱、石油或港口,那就有可能给人们造成一种越发强烈的印象,即关于发展合作的双赢言论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掩盖传统的零和权力政治的借口。
这正是对中国发展融资热潮产生诸多担忧的所在。不管中国企业或外交政策官员是有意还是无意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关系,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中国似乎正在重复西方政府、企业和多边金融机构所犯的错误。中国作为全球金融服务提供者,其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公司以及随后的美国政府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颇为类似。当时的美国公司和政府也陷入了于人于己均不利的不可持续的债务关系之中。

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密切关注中国作为基础设施和能源融资提供商背后的战略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但是,与其针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进行尖酸刻薄的指责,不如向中国官员、银行家和高管清楚表明,这种不可持续的交易往往损害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后者要有效得多。

中国与任何国家或个人一样,也会犯错。问题是吸取了哪些教训,谁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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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美印2+2:对话薛瑞福

The U.S.-India 2+2: A Conversation with Randall G. Schriver

阿什利·J·特利斯(Ashley J. Tellis)、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2018年8月29日,华盛顿特区

2018年9月6日,美国和印度将就外交和防务合作举行首次“二加二”对话。在美印首次“二加二”对话之前,卡内基基金会的阿什利·J·特利斯和薛瑞福讨论了美印关系的未来前景以及未来数月的重要优先事项。2017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话后首次提出“二加二”对话,该对话将于2018年9月6日举行。双边会谈旨在推进美印两国的外交和防务合作。

 

每一天都是额外的:对话约翰·克里

Every Day is Extra: 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Kerry

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约翰·克里(John Kerry),2018年9月10日,华盛顿特区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与客座嘉宾、杰出的政治家约翰·克里讨论他的新回忆录《每一天都是额外的》。《每一天都是额外的》描绘了克里作为军人、参议员和政治家50年的公共服务岁月,讲述了一段非凡的旅程,记录了美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并针对如何应对本世纪的国内挑战和全球挑战介绍了诸多经验。

贸易战、朝鲜和美日对华政策

Trade Battles, North Korea, and U.S.-Japan China Policy

川岛真(Shin Kawashima)、神谷万丈(Matake Kamiya)、伊藤亚圣(Asei Ito)、艾伦·L·弗罗斯特(Ellen L. Frost)、埃文斯·里维尔(Evans Revere)、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8年9月11日,华盛顿特区

美国和日本在对华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信号,他们虽然正在为对华战略竞争做准备,但也试图在某些优先领域加强合作。 特朗普政府推出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并继续推进难以捉摸的对朝谈判,这些对朝谈判可能对地区安全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协调正面临着新压力。美国和日本在对华政策方面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信号,他们虽然正在为对华战略竞争做准备,但也试图在某些优先领域加强合作。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领导人会面之前,神谷万丈、川岛真、伊藤亚圣、艾伦·L·弗罗斯特和埃文斯·里维尔就对华政策和未来前景讨论了不断变化的美日观点。卡内基基金会的詹姆斯·肖夫担任主持人。 本次活动由日本国际关系论坛联合主办。

纠纷导致对抗升级

Escalation Through Entanglement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n)、斯科特·萨甘(Scott Sagan),2018年9月12日,华盛顿特区

詹姆斯·M·阿克顿将就其最近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解释为何对抗升级的风险正在逐渐加重,并将简述缓解对抗升级的可能途径。

俄罗斯和中国都在设法构建反卫星和网络武器等能力,以对美国指挥控制系统造成威胁,这是俄中两国为抵消美国常规力量所做的部分努力。然而,美国许多关键的指挥和控制资产也为核行动提供支持,打击这些资产可能会导致常规战争意外升级,成为灾难性的核战争。詹姆斯·阿克顿将就其最近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解释为何对抗升级的风险正在逐渐加重,并简述缓解对抗升级的可能途径。斯科特·萨甘将主持本次活动。

印度外交:超越战略自主

Indian Diplomacy: Beyond Strategic Autonomy

阿什利·J·特利斯(Ashley J. Tellis)、拉金德拉·M·阿比安卡尔(Rajendra M. Abhyankar)、阿帕娜·潘德(Aparna Pande)、特雷西塔·谢弗(Teresita Schaffer),2018年9月20日,华盛顿特区

印度力争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国,其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影响远远超出了所在地区。

印度力争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国,其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影响远远超出了所在地区。在新书《印度外交:超越战略自主》中,前印度大使拉金德拉· M·阿比安卡尔探讨了外交政策的推动因素和促成因素。他凭借在印度外交部门37年的工作经验,描绘了印度独立七十年来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特雷西塔·谢弗和阿帕娜·潘德将与阿比安卡尔展开对话,由卡内基基金会的阿什利·J·特利斯主持。随后将举办招待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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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贸易战的最佳选择

Beijing’s Three Options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2018年7月27日,《巴伦周刊》

如果可以促进中国政府加快自2012年以来的国内再平衡,那么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利。

中国极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因为其国内市场正在萎缩和失衡。尽管中国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人民币贬值或利用法规来区别对待美国公司,以此应对美国增加关税的举措,但这些措施很难保证能够取得成功。更可取的途径是,重点增加普通中国人的收入,这样他们就可能增加支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可以促进中国政府加快自2012年以来的国内再平衡,那么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威胁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利。

若想明白其中的原委,请记住,任一国家生产的所有产品必须用于满足国内需求或者出口国外。只要世界其他地区接受了这些出口产品,则该国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就可以通过减少花费来实现集体储蓄。相反,如果国内消费和投资支出大于国内生产,那么二者之间的差额必须通过进口来弥补。当人们的支出超过收入时,必须通过吸引外国投资者来弥补差额。

人们可能预计中国会出现巨大的贸易赤字,因为政府和企业在基础设施和资本支出上消耗的产出份额一直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取得贸易顺差,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非常低。其结果是,中国的储蓄率显著高于投资率。
然而,如此高企的储蓄率与中国家庭的储蓄偏好并无关系。相反,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家庭从中国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相对较少。国有企业和中国政府不成比例地攫取了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

如果全球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冲击超过了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影响,那么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将被迫缩小,与出口收入下降相匹配。

可能有四种方式会造成这种结果。

政府可以促进国内投资。这是政府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反应,因为危机粉碎了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中国采取的刺激政策和其他地区经济疲软态势相互作用,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三年内从2006-2008年的约7%下降到不到这一水平的一半。然而,中国现在认为刺激政策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在2008年之前已经在基础设施和建筑上投入了太多资金。增加投资导致债务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偿债能力,这就是中国为何经历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一次债务繁荣。

因此,自2011年以来,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放缓投资增长速度。中国贸易顺差的萎缩可能导致储蓄率下降,而不是投资率上升。要实现这一目标,方法之一就是提高失业率。即使停止挣钱,人们仍然需要吃饭,因此失业率飙升会机械地降低国民储蓄率。这就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和最近希腊所发生的状况,但这显然是中国政府想要避免的局面。

还有另外两种途径可选。

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家庭通过借贷减少储蓄,增加支出。中国家庭负债在过去五年中已经激增,现在与美国水平不相上下。进一步增加家庭借贷不是一个可行的长久之计。

因此,唯一可持续的应对措施是政府重新平衡收入分配,但此举首先会使中国易受伤害。中国政府必须大幅增加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便国内消费迅速上升,足以抵消贸易顺差的下降。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提高中国普通家庭的收入份额意味着减少强大的地方政府和精英阶层的收入份额——中国总理李克强称之为既得利益。

尽管中国在2012年开始再平衡,但这一过程过于缓慢,无法控制债务增长,更不用说让中国经受住贸易战了。

过去几个月来,在各种令北京头痛的忧虑中尚存一丝平静的乐观,原因在于:贸易战的威胁将使中国能够突破既得利益者对经济再平衡的阻力。如果失败,则仅剩的选择就是失业率上升或者背负更多债务。 
 

特朗普和欧洲能否重修旧好

Can Trump and Europe Restart Relations?

埃里克·布拉特伯格(Erik Brattberg),2018年8月03日,《国会山报》

在当前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特朗普和欧盟之间最新建立的融洽关系虽然是可喜的缓解举动,但由于美国和比利时之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这一势头不太可能长期维持。

特朗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 上周在白宫会晤时语气非常亲切,这与特朗普过去描述欧洲时使用的强硬措辞形成了鲜明对比。特朗普没有把欧盟称为经济“敌人”,也没有指责欧盟利用美国,反而是同意了一项更积极的议程,呼吁美欧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在当前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特朗普和欧盟之间最新建立的融洽关系虽然是可喜的缓解举动,但由于美国和比利时之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这一势头不太可能长期维持。

两位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同意努力消除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取消补贴。欧盟承诺从美国进口更多液化天然气,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容克还暗示欧盟可能进口更多美国大豆,以帮助抵消与中国贸易产生的损失。特朗普政府也投桃报李,同意暂时不对欧洲汽车制造商征收关税。此外,两位领导人承诺合作改革世贸组织,并成立一个工作组来推进这一联合议程。

尽管这些成果很有价值,但不可全信。与任何类似的贸易谈判成果相比,特朗普和容克宣称达成的所谓“交易”更加雄心勃勃。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大多含糊不清。即使欧盟想要在短期内购买更多的美国天然气,也不太可能实现,因为获得天然气的成本更高,途径更难。此外,很难想象欧盟会大幅开放其共同农业市场,允许从美国进口更多农产品,对此,法国尤其持怀疑态度。

鉴于美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分别同时进行了大量贸易磋商,双方能否就跨大西洋贸易谈判投入极大关注和人力尚不确定。此外,特朗普继续关注与欧洲的贸易逆差,并抨击欧盟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这意味着只要一条不合时宜的推文,就可以轻易破坏两者之间达成的任何稳定性。针对汽车关税启动的“232调查”尚未结束,也有可能会再次提上议程。一旦如此,将会引起欧洲大规模报复。

特朗普破坏性的贸易政策导致跨大西洋各方之间出现分歧,使得欧洲在其他地方寻找合作伙伴,为中国发挥影响力和树立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形象提供了新机遇。虽然美国和欧盟之间新近达成一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特朗普一再拒绝欧洲提出的与中国携手合作的提议,并斥责欧盟“比中国还要糟糕”。这一事实表明,特朗普总统并不看好与美国传统盟友合作应对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共同关切。尽管如此,如果美国和欧盟能够解决自身的贸易争端,并共同努力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改革世贸组织,那么将会为规则化的国际组织提供极大帮助,并将极大有助于追究中国的责任。

除此之外,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认为加强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存在任何内在价值。不过特朗普已经表明愿意干预欧洲内部政治动态,以支持疑欧派的事业,例如,支持英国脱欧,并称鲍里斯·约翰逊会是一位伟大的首相,对意大利新晋民粹主义领导人朱塞佩·孔特指手画脚,以及严加抨击德国及其领导人安吉拉·默克尔。对于唐纳德·特朗普而言,欧盟代表了他在总统竞选中所反对的一切:多边主义、自由主义和支持全球化。

最终,大西洋两岸国家能够冰释前嫌自是令人欢迎,但特朗普仍然是非常不受欧洲国家欢迎的领导人,美国最新发表的贸易声明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在欧洲各国心目中的形象。在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核协议等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继续存在。然而,经济问题为陷入困境的跨大西洋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合作领域和重新开始的机会。双方都应该设法利用特朗普-容克会晤所产生的积极势头,推进巩固双边关系,同时需记住,特朗普很容易改变主意,美国政府和欧洲国家之间仍有许多根本问题尚未解决。简而言之,大西洋两岸关系尚未真正走入死胡同,但要使其回到正轨,仅凭一场良好的白宫会晤还远远不够。

庆祝特朗普向塔利班伸出友谊之手

A Cheer for Trump’s Outreach to the Taliban

丹尼斯·马克多纳(Denis Mcdonough)、道格拉斯·卢特(Douglas Lute),主题评论,2018年9月7日,《纽约时报》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将出任阿富汗和解顾问。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曾指示国务院评估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是否存在正式对话的可能。

7月,《泰晤士报》称,特朗普政府指示国务院与阿富汗塔利班直接对话,评估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是否存在开展正式对话的可能。塔利班官员很快就宣称会见了美国外交官,但美国官方尚未就此说法公开发表评论。本周,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前往巴基斯坦的途中宣布,前驻阿富汗大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将出任阿富汗和解顾问。 

这些举措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在往届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高级职务时,曾花费数年时间试图在美国、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展开外交对话,但都徒劳无功;我们认为,各方直接对话促进阿富汗各派别之间政治和解是结束阿富汗17年内战的唯一途径。而现在,特朗普政府显然决定要实现同样的目标,这是我们未能企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尽管美国政府目前实施的政策——美军不限时驻扎阿富汗——给塔利班增加了压力,但是军事和文职专家普遍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美国政府愿意开启直接对话,应向塔利班强调,美国认为对话是实现其既定目标(即保持阿富汗稳定,防止阿富汗重新沦为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及其盟友的避风港)的唯一途径。

包括阿富汗官员在内的部分批评人士担心,塔利班和美国直接对话会使叛乱分子地位合法化,从而削弱阿富汗民选政府的地位。相反,与美国直接对话可以测试出塔利班是否希望在阿富汗国内政治生态中拥有自己的未来,而不是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保持联系继续叛乱。双方举行对话,揭示出塔利班的真实意图,可能会为阿富汗各方之间的对话打开大门。 

此外,批评者还质疑是否有任何塔利班合作伙伴能够达成一项协议,来约束这一庞大的多元化运动。位于卡塔尔多哈的塔利班政治办事处是不是该运动的高层领导?这是试探性对话中应该优先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自身经验表明,多哈办事处是接触塔利班领导人最便捷的纽带——而塔利班领导人能够从塔利班最高管理机构做出决定并执行其协议。

2014年6月1日,5名被捕的塔利班成员从关塔那摩湾拘留营被转移,换取释放被塔利班关押的唯一美国士兵鲍·伯格达尔中士,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四年多时间。这些塔利班成员没有返回战场,而是按照我们的协议留在了卡塔尔。这并不是说塔利班可以信任,但这是政治办事处能够兑现承诺的证据。
其他批评人士担心,塔利班只有遭遇了军事失败,才会与美国展开严肃对话。 

可以肯定的是,塔利班远未被打垮,最近几个月,塔利班袭击了喀布尔和阿富汗其他主要城市,这便是例证。但是塔利班内部面临着威胁团结的政治挑战。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塔利班很难证明他们带给阿富汗的除了无休止的冲突还有什么。特别是,塔利班领导人坐在巴基斯坦相对平静安全的地方,远离战场上的苦难,更多地关注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需求,而不是阿富汗兄弟们的愿望。

同样明显的是,阿富汗伊斯兰国的出现威胁着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给他们带来了共同的敌人。一些心怀不满的塔利班战士加入了伊斯兰国,塔利班领导人知道,阿富汗的动荡局势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是又一个可能的动机,可以就阿富汗的未来问题开展对话。 

下个月,阿富汗将举行议会选举,4月份,阿什拉夫·加尼总统将再次参选。他大胆地将和平列为首要目标,宣布愿意在“任何地方”与塔利班对话,并在上个月斋月结束时与塔利班达成了非同寻常的停火。在加尼政府密切协调下的直接对话,将检验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并成为加尼总统对和平承诺的加持。在与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的会谈中,美国发挥着直接作用,这也可以使阿富汗非普什图族各方放心其利益将在谈判中得到保护。 

美国和塔利班的直接对话不是万能药。直接对话只能为阿富汗政府与叛乱分子之间的谈判创造条件,阿富汗的未来可以通过会谈由阿富汗人来决定。但仅凭直接对话也不会带来稳定。最终,需要采取更广泛的外交努力,但必须考虑到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海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都有利益牵涉其中。该政治进程既不可能迅速结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直接对话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毕竟,自2001年9月11日以后,一直是美国在主导阿富汗境内的国际反恐行动。我们摧毁了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17年来,我们投入资源稳定阿富汗局势,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难所。经过持续的国际努力,我们与许多专家一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寻求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使这场长期反恐运动达到顶点。

现在,就像2001年一样,需要美国发挥领导力。我们应该直接与塔利班对话,为在阿富汗取得符合我国利益的政治结果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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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

峰会之后:朝鲜半岛前景
After the Summit: Prospects for the Korean Peninsula

布鲁斯·班奈特(Bruce Bennett)、詹姆斯·杜宾斯(James Dobbins)、杰弗瑞·霍农(Jeffrey W. Hornung)、 施道安(Andrew Scobell),《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第60卷第5期,2018年9-10月

作者将美朝首脑新加坡峰会概括为一场气氛友好但缺乏具体成果的峰会。作者指出,美朝首脑所达成的共识正是中国所提出的“双暂停方案”,即朝鲜冻结核武器研发,美韩暂停军演。此外,美朝首脑也达成了启动朝鲜半岛停战协议谈判的共识。事实上,半岛无核化和半岛停战这两个议题都已经讨论许久,金正日和金日成都做出过相似的承诺但收效甚微。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一定期待,认为相对年轻的金正恩会改变过去无疾而终的状态,但是实际情况如何仍有待历史检验。

作者首先探讨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历程。历史上,尽管朝鲜曾经出尔反尔,但其他有关方面也同样未能履行协议。克林顿政府曾经承诺为朝鲜提供重油和两个反应堆以换取朝鲜关停核设施,但美国国会的批准程序缓慢,日韩也对此心存疑惑,其结果是无疾而终。到了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内部已经出现了退出六方会谈的声音,对如何验证无核化美朝双方莫衷一是。作者对比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指出了两方面的差别,一方面朝鲜比伊朗更为封闭,要朝鲜的无核化达到与伊朗一样的可验证程度难度巨大;另一方面即便金正恩同意,实际操作查验也存在困难。核反应堆不可移动、设施巨大,可以从卫星观察。而核武器尺寸小、可移动,一旦被朝鲜隐藏外界很难发现。

作者继而讨论了宣布朝鲜战争停战问题。65年前朝鲜战争暂停,但半岛南北方都不愿意签署协议停战而且都希望单方面统一朝鲜半岛。65年来签署停战协议遇到了很多阻碍。朝韩双方都希望统一而非从法律上进入分割状态。朝鲜要求美军从半岛撤军并签署朝美双边协议;华盛顿方面坚持韩国需要参与停战协议;北京方面自九十年代以后便不再积极参与停战议题。停战协议还面临技术问题,例如需要取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实际上,韩国和美国都非常看重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即便没有正式签署停战文件,韩朝所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可能对韩国和美国在韩军事存在产生巨大影响。

最后,作者讨论了朝鲜半岛周边国家的对峰会的态度。作者判断北京方面欢迎无核化和终战协议,但北京对谈判进展速度持保留态度且担心被边缘化。东京方面怀疑金正恩的诚意也担心自身的边缘化问题。此外,东京不希望威胁日本的中近程导弹问题和被绑架日本人问题被忽视。


当中国统治互联网:技术服务国家
When China Rules the Web: Technology in Service of the State

赛格尔·亚当(Segal, Adam),《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97卷第5期,2018年9-10月

互联网的原型诞生在美国。然而如今,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国际领导力超越了美国。作者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国内监管,技术创新和外交政策构建滴水不漏的数字安全防御网,在互联网治理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培育更多世界级互联网企业,引领全球技术创新。

作者认为,中国成为互联网超级强权不是必然。国家主导、顶层设计的创新政策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领域可能会失败。中国的科技公司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面临经济和和政治上的国际压力。中国互联网用户尽管似乎对政府保护隐私没有任何期待,但可能对科技公司的隐私政策有更高期望。

作者承认北京在中美互联网竞争中占据优势,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建议美国政府重新推行数字外交,曾经创造大量科技公司的美国经济也会由此重获活力,美国互联网产业也可能再次繁荣。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互联网技术应用方面的先进性,北京方面有很大可能在中美竞争中取得成功 ,进而以自己的意志重塑网络空间。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互联网将不再是全球性、开放性的互联网。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软件应用而非中国制造的硬件。北京将获得巨大的经济、外交、国家安全和情报利益,而这种利益一度主要由华盛顿方面掌控。

 

贸易战下的经济政策:中国能否超越“以牙还牙”
Economic Policy under Trade War Conditions: Can China Move Beyond Tit for Tat?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8年8月29日

迄今为止中国以一连串“以牙还牙”对等式措施反击特朗普政府难以捉摸的贸易政策。作者认为中国的回击政策效果如何仍有待时间检验,但很明显“以牙还牙”对等式反击措施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三种主要工具。作者逐个分析了中国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如何使用上述政策来稳定经济。作者指出,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过去三个月货币政策进入宽松周期。但北京当局不希望宽松进程过快,因为当局需要同时保持去杠杆和去风险的政策目标。从财政政策来看,尽管总体来说财政政策也处在扩张之中,但由于财政政策的主体在于地方政府,而由于财税改革和融资平台改革进程等因素,大规模财政扩张不具现实性。在外汇政策方面,尽管资本管制十分严格,但如果利差过大,资本外流依然不可避免。因此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方面实行温和扩张,三者的加总依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作者进一步论证为何中国的“以牙还牙”对等式措施不是长久之计。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远远小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且因为贸易反制措施会殃及本国企业。贸易中获益越多,进口税的利得越少。

除了贸易规模之外,作者指出,特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惩罚中国,而是要隔绝中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希望使美国脱离中国产业政策的影响范围。因此,从隔绝中国的目标来看,中国显然无法采取对等报复措施。

作者最后指出,中美贸易战是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极博弈。中国的最佳策略是组建广泛的支持全球化国际联盟,因应美国的单边主义。但目前中国在寻求跨国联盟方面进展差强人意。

 

韩国与台湾的经济民族主义:检视二战后身份话语与对日本的威胁认知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Examining Identity Discourse and Threat Perceptions towards Jap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1960s–1970s)

赖润瑶(Christina Lai),《亚太安全与国际事务》(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第5卷第2期,2018年8月

尽管战后台湾和韩国当局都加强了与日本的贸易联系,然而两地领导人对日本的威胁认知差异巨大。作者以蒋介石和朴正熙为例说明:蒋介石政府一直与日本军方高层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而朴正熙对日本颇为警惕,为保存韩国传统文化甚至禁止日本音乐和文学在韩国传播。作者认为,对日认知差异影响两地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朴正熙治下的韩国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而蒋介石治下的台湾则面临中国大陆的威胁。两地都以国家政府主导的形式发展经济,韩国希望尽快获得经济独立,而台湾则主张“反攻大陆”。产业政策上,韩国积极扶持大企业(财阀),而台湾更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对日经济政策上,尽管两地都曾是日本殖民地,二者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韩国保持警惕,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自主,而台湾和日本的经济合作更为广泛,采取容忍和开放政策。

作者进而分析了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理论未能完全解释韩国和台湾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日经济政策的差异。自由主义逻辑的结论是台湾和韩国都会加强与日本合作,但当局如何平息民众意见的议题被忽视。现实主义逻辑的结论是台湾和韩国都会在保持独立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有限对日合作,但未能解释日台、日韩的实际上庞大的贸易往来。

在此基础上,作者研究了台湾和韩国对日本的安全认知并指出,韩国把日本视为威胁韩国经济和政治独立性的隐患;而台湾不仅把日本当做经贸伙伴,并不担心日本对台湾有所企图,还积极寻求日本对国民党政权“唯一中国合法政府”的背书,阻止日本滑向中国大陆。在作者看来,认知差异是两个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如何看待新加坡美朝首脑峰会
Chinese Views of the Singapore Summit Between Donald J. Trump and Kim Jong-un

史文(Michael D. Swaine),《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8年8月29日

长期以来,中国支持美朝双方举行直接接触和对话。作者总结中国官方和一些智库的观点,认为北京方面确信美朝首脑峰会正是中国倡导的“双暂停”思路、“双轨并行”建议的实践。此外,一段时间以来中朝关系改善、平壤方面诸多实施中国式经济改革的信号都符合中方利益。有鉴于此,作者认为北京方面有理由对朝鲜问题前景持乐观态度。

中国的观察家们承认,落实美朝首脑峰会达成的愿景存在巨大困难。在非官方层面,中国也存在认为美朝峰会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峰会所达成的合作很容易因为猜疑和观点差异而破裂。此外,作者注意到,很多非官方分析责备美国在不提供安全承诺的情况下施压朝鲜,要求朝鲜单方面先行行动。

作者还对比了中国官方表态。官方表态几乎都避免直接评论美朝峰会后的半岛担忧,包括美朝走近会破坏中国的半岛影响力。但是中国是否真的对此感到担忧仍不得而知,尤其是在舆论讨论激烈的情况下。 

作者最后指出,尽管北京没有明确表态联合国应该放松对朝制裁,中朝关系和朝韩关系的进展都表明维持原先的制裁水平已经不再可能。作者认为目前需要担心的是中韩在朝核问题逐渐达成一致,而美国和日本逐渐失去耐心,施加更多压力。美韩之间如果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歧符合中国利益;但如果美国采取极端措施使朝鲜半岛回到会谈之前的紧张局势则显然不符合北京利益。

 

定义从月球到印度洋的等级秩序:近代中国与冷战的符号资本和政治支配
Defending Hierarchy from the Moon to the Indian Ocean: Symbolic Capital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the Cold War

保罗·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丹尼尔·内克松 (Daniel H. Nexon),《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iginations),2018年9月

自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演讲中承诺美国要将人类送上月球之后,阿波罗计划六次实现登月但实际价值有限,直至1972年尼克松政府取消登月计划并削减美国航空航天总署的预算。1405年,中国永乐帝派出大量船队连续远洋航海,最远到达印度洋,史称“郑和下西洋”;1433年,宣德帝下诏终止下西洋活动。尽管登月和航海的行动看似有很大不同,作者比较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指出美国的登月和中国航海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而成果却不具实际价值。

作者回顾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聚焦等级制度和支配地位。作者放松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有本质不同的假设,转而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国内政治具有相似性。国内政治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存在主导和服从的关系。而国际关系不是无秩序体系,国际关系也存在等级秩序和支配地位。

作者主张,在国际关系中,主导地位的行为体会获取关乎支配地位的社会领域资本。在高度不确定的历史时期,主导地位的行为体甚至直接把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不具备实际价值的社会领域资本。社会领域资本高度依赖于相互关联的社会和历史关系。

在国际等级秩序的理论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和明代中国的行动实质是试图巩固在高度象征性地区的政治支配地位。两国不计成本取得华而不实的成果是出于巩固政权合法性的考量。具体而言,首先永乐帝自身继位合法性备受质疑;其次作为明代中国统治者,永乐帝也希望巩固持续数百年的朝贡体系和泱泱大国的国际地位。冷战时期的美国则把自身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希望扭转在冷战竞争中的劣势。

 

修正主义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与二战后国际秩序
A Revisionist Stakeholder: China and the Post-World War II World Order

赵穗生(Suisheng Zhao),《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年4月25日

中国已经参与了一系列修正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要重新改写战后国际秩序和规范。在国际秩序中,中国和美国的区别不在于如何主导国际秩序,而是中国是否获得了与之国家实力相应的地位。过去一系列基于美国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机制和模式势必发生改变。作者指出在当前国际秩序变革中,合理接纳中国是稳定国际体系和保持美国影响力的核心。

作者注意到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此已经做出一些表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曾表示,作为负责任的竞争者,中国有义务与美国一道合力改革旧有的国际制度。傅莹则以呼吁中美合作构建新的包容性国际秩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空间作为回应。

作者认为中国还在学习如何参与国际秩序。尽管中华文明语境中治国(statecraft)的概念与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起源,中国在现代国家外交治理方面经验不足,落后于西方。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几乎要么作为中央帝国屹立于邻国家国之中,要么作为西方霸权的受害者饱经摧残。而在西方理念中,现代治国之术有赖于精于算计国家利益,通过交易互惠实现国家目标而不摧毁国际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判断,国际秩序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学习能力,取决于中国的理性思考能否超越民族主义情绪。尽管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和贸易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中国尚未接受政治自由主义,要中国在政治自由主义领域发挥影响力显得不切实际。国际秩序改革成功与否也取决于美国能否在接纳中国作为修正主义利益攸关方的同时严格执行规则。对美国而言,既欢迎中国崛起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又避免中国冲破原来的国际秩序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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