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新一代美国官员如何推动中美贸易争端、台湾和南海问题
How U.S.­China Disputes on Trade,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Driven by Washington’s New Generation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2018年10月10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随着中美贸易战开打,许多西方评论家指出,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争端升级都是北京咎由自取。中国在国内的专制和重商主义以及在国外的挑衅行为令美国接触政策的拥护者备受质疑,令跨党派的新冷战观点论调更加强烈。

在中美关系转折的过程中有一个被我忽视而被中国朋友提及的重要角度。这一点在去年夏天美国离职外交官员研讨会上被生动诠释。一个跨代际的转折已经悄然发生。

美国政府内,无论党派属性,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有经验和认知的官员已经退休或被更年轻的官员取代。这些年轻官员从未经历过中美建交基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署;他们也没有机会见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他们更无从体会中国人民如何走出文化大革命极端的历程。

如今,绝大部分美国官员的中国经历都约等于或少于十年。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始于耀眼的北京奥运会,而非与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建立关系的尼克松之旅;他们所知的中美建交意图是强大崛起中的中国试图借助美国重塑亚洲格局,而非尼克松政府试图联手中国对抗苏联并从越战中抽身。

在这十年中,他们经历了中国至今尚未兑现的经济改革承诺以及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准入限制和知识产权窃取的日益抱怨。多年来一直游说政府和国会寻求与北京建立积极关系的商业联盟早已经瓦解,只剩下中美关系的批评者。

这一代的美国官员看到他们留存在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个人信息被中国从网络上盗取。他们在网络信息泄露中首当其冲。

他们看到北京十分袒护长期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平壤;但在韩美联合部署防御性导弹应对朝鲜时,他们看到北京执意因为韩国正当防御需求而惩罚首尔。

在他们看来,北京主张遵守国际法,但这种遵守只存在于国际法符合北京利益的前提下;北京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当国际仲裁法庭宣布中国的南海主张无效时,北京不承认其仲裁;中国军方在海上建造人工岛礁,但中国却声称岛礁建设并非用于军事目的。

在新一代美国官员眼中,“一带一路”倡议以行善为名却破坏着高风险国家的财政健康。他们怀疑“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掩饰其地缘政治野心的借口。

与此同时,北京正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打压充满活力的台湾民主。在过去十年间,无人再言中国曾经提出的形式上国家统一方案:即保证台湾自治且不在台湾驻军。过去十年间,北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显露出北京得寸进尺的欲求。

由此可见,淡忘历史对美国来说并非新鲜事。我们的选举周期和前瞻文化加强了一种倾向,即“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而非“我们如何在过去的合作上继续携手向前”。然而即便如此,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遗忘过去或行为失当都可以被宽恕。

相比以往,如今我们面临的困境不仅加速了我们的遗忘,而且敦促我们不要理会这些顾虑。大步向前,假装无事发生。目前掌权的美国官员们已经对中国失去了耐心和理解。这种情况下,一个虚荣浅薄的领导人上台创造出了一个更加危险的组合。

当下,我们迫切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和话语。我们需要找寻这几年来中国政策扭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改变了中国几十年前出台的真正有建设性的内政外交政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一局面? 同样,在谈及中国与欧洲、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时,这些国家也需思考同样的问题。

中国公共空间的关闭将使这种重新评估变得更加困难。以反腐为名的扫除异党系统性地摧毁了领导层的内部制衡,这给了外界更多责难中国的理由。

以上,我并非只是简单地指责和诟病中国所做出的举动。相反,那些认为我们必须避免冲突和分歧的人应该寻求利用政策工具来推动已经部分开放的中国大门。例如,推动早已被中国列为目标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自由市场改善。

个人谏言和领导层会议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中国格言所说的那样:“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过去十年的内部治理衰退以及对外过度张扬需要一种彻底且稳健的方式进行调整和修正。

对现在掌握着我们未来的新一代年轻官员们而言,看到中国的真正变化才能相信中美对抗的替代方案切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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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今日印度:与印度国会议员的对话
India Today: A Conversation with Indian MPs
米兰·维斯纳夫(Milan Vaishnav)、拉吉耶夫·戈达(Rajeev Gowda)、吉塔·科塔巴利(Geetha Kothapalli)、拉吉夫·普拉塔普·鲁迪(Rajiv Pratap Rudy)和迪内希·特里维迪(Dinesh Trivedi)
2018年9月13日,华盛顿特区

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任期即将结束,印度正在筹备2019年春季的全国大选。为评估2019年大选之前印度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现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合作,将邀请政界四位议员就此进行广泛的讨论。会谈将由卡内基基金会米兰·维斯纳夫(Milan Vaishnav)主持。代表团访问是印度工商联合会年度印美议员论坛的一部分,该论坛旨在加深两国议员之间的合作。

 

身份政治的全球崛起
The Global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
2018年9月18日,华盛顿特区

全球政治正在被身份而非意识形态所主导。

基于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述政治秩序发展的著作,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身份:尊严需求和怨恨政治》一书中指出,全球政治正在被身份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主导。

福山强调世界各国民众个体强烈渴望得到身份认可,以及对其尊严受到侵犯普遍感到不满。全书视野开阔,涉及发展中世界多地的政治演变过程,同时也非常关注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危机。在本次会议上,福山教授介绍了书中的主要论点,并与主持人托马斯·卡罗瑟斯和听众进行了讨论。

 

驾驭网络冲突:与大卫·桑格对话
Navigating Cyber Conflict: 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Sanger
阿里尔·伊莱·莱维特(Ariel Eli Levite)、凯瑟琳·查理特(Katherine Charlet)、大卫·桑格(David Sanger)
2018年10月4日,华盛顿特区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和对抗的中心舞台。各国越来越多地将网络能力用于政治影响和颠覆、国家安全、工业间谍和破坏以及军事行动。与卡内基一起,对话大卫·桑格。桑格与白宫、军方和情报机构高级官员以及企业界应对最严峻网络威胁的高级官员有过接触。

对话将由卡内基基金会阿里尔·伊莱·莱维特(Ariel Eli Levite)主持。桑格新著《完美的武器:网络时代的战争、破坏和恐惧》即将上市销售。讨论结束后将举行招待会和签售。

 

化朝鲜核武为犁铧
Turning Nuclea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in North Korea

韦恩·艾尔(Wayne D. Eyre)、佐佐江贤一郎(Kenichiro Sasae)、苏珊·桑顿(Susan A. Thornton)、包道格(Douglas H. Paal)、秋山信昌(Nobumasa Akiyama)、科莉·辛德斯坦(Corey Hinderstein)

2018年10月5日,华盛顿特区

由日本、美国和韩国学者和前官员参加的为期半天的会议,将探讨研究可增强集体安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切实可行的无核化方案。

随着美朝试图以某种形式的无核化换取外交和经济正常化,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考虑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对共同利益的潜在影响。这包括从联盟的角度出发,在技术、政治和安全等诸多方面考虑拆除朝鲜核武项目,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凝聚力。
为期半天的会议有来自日本、美国和韩国的学者和前官员参加,探讨研究了可增强集体安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切实可行的无核化方案。

 

遏制大国:从帝国到全球时代的软平衡
Restraining Great Powers: Soft Balancing From Empires to the Global Era
阿什利·J·特利斯(Ashley J. Tellis)、T.V.·保罗(T.V. Paul)、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和艾伦·莱普森(Ellen Laipson)
2018年10月18日,华盛顿特区

与传统的均势理论相反,面对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崛起、中国在南海的咄咄逼人或俄罗斯在西部边境摆出攻击之势,弱小国家并没有在军事上联合起来加以抵制。相反,均势政治形态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在其新著《遏制大国:从帝国到全球时代的软平衡》中,保罗指出,主要大国奉行“软平衡”政策,该政策试图通过利用国际机构、非正式结盟和经济制裁等来遏制构成威胁的大国。保罗将力量平衡行为的演变置于历史背景之中,考察了更微妙的均势政治形态如何帮助各国在没有战争或军备竞赛的情况下实现抗衡侵略性大国的目标。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和埃伦·莱普森(Ellen Laipson)将与保罗展开对话。会谈将由卡内基基金会阿什利·J·特利斯(Ashley J. Tellis)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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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签订的朝韩军事协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in the Latest Inter-Korean Military Agreement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

2018年10月1日,“战争困境”网站

如果朝韩领导人签署的朝韩军事新协议得到落实,那么误判或事故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将会减少。然而,在推动半岛实现稳定和平方面,依然存在着严重挑战。

9月份在平壤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议上朝鲜作出的无核化承诺遭遇到严格审查,掩盖了其他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如果朝韩领导人签署的朝韩军事新协议得到落实,那么发生冲突事故或误判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将会下降。但是,该协议存的内在矛盾,既会对协议落实构成严重挑战,也是推动半岛稳定和平进程的机会。

这一矛盾如协议第三条所述,该条规定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建立了禁飞区,禁止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固定翼和旋转翼飞机在禁飞区飞行。设立禁飞区旨在降低空中作业时可能无意中加剧紧张局势或导致意外冲突的可能性。
部分观察人士抱怨说,设立禁飞区削弱了韩国相对于朝鲜的重要监视和侦察优势,对韩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军事分界线周围非军事区分布的崎岖山地和森林地形,空中监测可以说是观察双方军事活动唯一最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作战准备和预警方面。部分批评人士认同由此带来的限制,认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降低朝鲜对韩国和驻韩美军的常规威胁之前,削弱盟军的防御能力上可能走得太远。”由于驻韩美军通过联合部队司令部与韩国部队联合行动,新的朝韩协议可能会对部署在禁飞区内基地的美国人员提供空中支援添加新的限制措施。

然而,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由于限制通过禁飞区进行空中观察,双方实际上将无法核实协定中许多限制措施是否得到遵守,例如禁止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火炮演习。基本上,该协议蒙住了双方的眼睛,双方将难以确认对方是否遵守了该协议——这可能会削弱协议阻止欺骗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这种限制规定意味着很难核实其他长期寻求的军事互信措施是否得到落实,如撤出部署的大炮或多个火箭发射系统等。
虽然韩国和美国拥有卫星和其他遥感平台减轻停止空中监测导致的数据丢失,但朝鲜没有此类设施。除非朝鲜从诸如中国等第三方得到相关信息,否则对军事分界线以南的活动,朝鲜相对来说更会成为睁眼瞎。朝鲜无法核实韩国是否遵守该协议,很可能会导致其就欺骗行为作出虚假声明,甚至出现更糟的局面。最终结果是,由于无法落实先前的类似协议,朝韩之间的信任程度降至最低,因此有必要核实军事限制措施,从而实际降低升级的可能性。

旨在缓和军事紧张局势的协议中存在这种矛盾,可能是一个严重缺陷,但这个矛盾也提供了建立新的合作监测手段的机会,可以填补朝韩两国之间的信息鸿沟。其想法是在九月协议设立的朝韩军事委员会的主持下,建立一个观察系统,用于核实商定的军事限制。例如,双方可以在指定的飞机上进行联合空中巡逻,利用市场上购得的拍摄设备或其他方法提供经过验证的共享信息。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双方确认遵守军事分界线两侧缓冲区军事活动的限制,并深化常规军事合作模式。鉴于美国和联合国力量已介入本地区,实施多方或第三方监测可促进必要信息共享,并提高建立信任带来的潜在益处。

换句话说,联合监测可为双方提供相同的信息,以及提供解决守约问题所需的手段。此外,还可形成一定程度的合作,这有可能成为未来签订和平协定的组成部分。军事分界线的存在意味着在理论上始终存在合作监测的可能性。而最近签署的协议设立禁飞区,限制了独立查证行为,因此使得这种监测变得尤为必要。
当然,合作监测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交关系转暖以及韩国在21世纪实施“阳光”政策之后,韩美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实施合作监测系统的想法,旨在减少朝鲜半岛不稳定因素和建立朝鲜半岛互信。

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想法都被束之高阁,但时至今日,有必要重新审视如何帮助朝韩打破危机循环,巩固持久和平。这份缓和军事紧张局势的协议确实有降低战争风险的潜力,并会成为半岛持久和平的基石,但前提是这种矛盾的管控方式能够为敌对各方之间的合作提供最大的机会。
 

 

欧洲最终是否会抵制中国投资?
Is Europe Finally Pushing Back on Chinese Investments?
埃里克·布拉特伯格(Erik Brattberg)、艾蒂安·索拉(Etienne Soula)
2018年9月14日,《外交官》

多个欧洲国家正在对中国投资实施限制,这一事实应引起注意,与几年前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然而,欧洲内部在如何对待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分歧仍然是一个障碍。

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情况喜忧参半。尽管与2017年相比,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但中国对欧洲投资价值现在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可比数据。目前中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是在美国直接投资的九倍。这一形势背后存在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一是特朗普政府企图在经济上打压中国,二是中国试图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制。然而,这些发展态势也在欧洲引发了围绕中国经济影响的新辩论。

欧洲对中国投资进行审查,根本原因是担心这些投资并非单纯出于商业需要,而是国家驱动的协同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投资者对拥有专业技术的欧洲公司青睐有加,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投资实际上是为了吸取欧洲的专业技术,并把西方公司挤出关键行业,是实施“2025中国制造”计划的一部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尖端技术或两用技术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让。而欧洲公司在中国享有相应地位的问题,让此类其他问题变得越发复杂。然而,尽管出台了审查中国投资的新措施,尤其是与美国相比,欧洲仍然是吸引中国投资者的目的地。

多个欧洲国家正在对中国投资实施限制,这一事实值得注意,与几年前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然而,欧洲内部在如何对待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分歧仍然是一个障碍。因此,努力推动欧盟对中国采取共同态度必须放在首要位置。最终,任何欧洲倡议在生效之前,还需要与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协调。

柏林、巴黎和伦敦的近期政策动态
欧洲三大强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最近都采取措施,更加严密地审查来自中国的投资。

近年来,德国商界和政界精英,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谨慎——尤其是在2016年,中国电器制造商美的公司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Kuka以及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董事长2018年2月斥资20亿美元投资戴姆勒公司引起公众疑虑之后,情况尤甚。然而,直到今年夏天,德国才真正地阻止来自中国的投资。默克尔政府最近决定阻止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一家名为莱菲尔德金属旋压机制造公司(Leifel)出售给中国公司。此举传递出无可置疑的信息:德国如今决心采取更多措施审查战略领域的外国投资。德国当局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为其否决中国收购该公司的决定提供了正当理由(Leifeld公司生产用于汽车、航天和核工业的高强度金属)。而在此次否决案之前,德国政府还曾指示德国复兴银行(KfW)收购50Hertz公司20%的股份,阻止中国收购德国能源公司。德国政府此番举动,必须放在德国讨论加强境内投资审查新立法的背景下,才能明白其中深意。德国政府已有计划将针对非欧盟公司收购德国公司股权交易可行使内阁否决权的门槛从25%降低到15%。此前,德国于2017年7月通过了《德国对外经济条例》修正案,允许德国审查并最终阻止更大范围的外国收购活动。

虽然投资审查在德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法国早在2003年就通过了立法,允许政府审查和否决某些外国投资,特别是与国防部门有关的投资。2014年,法国经济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涵盖能源、水资源、交通、卫生和电子通信等其他敏感领域,但权力扩大主要是由于通用电气公司收购有“皇冠之珠”美誉的法国高科技公司阿尔斯通引发的,而并非是出于对中国的担忧。然而,在马克龙就任总统的头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法国造船厂STX暂时国有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意图收购STX的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Fincantieri)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防止两用技术泄漏的保障措施已经落实到位。法国政府已宣布打算进一步加强审查机制。按照目前情况看,该机制将扩展到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机器人、太空、大数据和半导体等领域。马克龙最近提出的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两篇针对强制知识产权转让的文章,其中一篇论及向新领域(如空间和纳米技术)的扩展,另一篇则重新框定了政府阻止战略公司采取某些举动的能力,即便这些战略公司已被外资集团收购。

7月,英国政府宣布计划推出一系列新措施,旨在审查敏感行业的外国投资。如果获得批准,新的立法将会提高政府阻止外国投资的能力,且不再把公司或行业规模作为考虑因素。该权限还将进一步扩大,涵盖对知识产权或公司股份方面的投资。虽然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进行投资审查在英国极为罕见,但根据新法律,应接受政府审查的交易数量预计每年约为50件。交易规模不设最低限制,增加的审查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因此赋予政府对交易强加某些条件或完全阻止交易的权利。此前,中国对英国进行了一些有争议的高调投资,尤其是2016年7月在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中。最新的举动表明,相较于上任大卫·卡梅伦政府,特里萨·梅政府更加怀疑与中国的贸易。

欧洲对待中国直接投资会形成共同策略吗?
虽然部分欧盟国家已经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投资审查机制,且更多的成员国也在考虑效仿,但一些欧盟国家仍然拒绝采取遏制中国投资的措施。以自由贸易为导向的北欧国家以及部分南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对这些措施持怀疑态度。北欧国家和比荷卢三国担心审查程序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洛伊木马。2008年欧洲债务危机后,陷入困境的南方经济体急于保持所依赖的投资流动。尽管如此,欧洲目前正试图就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明确共同立场。投资审查首次提出是在2017年2月,当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向欧盟委员会共同提交了一封信,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其对外国投资的态度。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在2017年9月发表“盟情咨文”讲话时宣布,欧盟不是“幼稚的自由贸易者”,并提出了欧盟委员会关于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程序的提案。目前,欧盟委员会的这份提案尚在欧洲议会审议阶段。

最终立法如获得通过,将建立起用于分析战略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欧盟框架,并在成员国和委员会之间建立起协调机制。同时还将提供指导方针,帮助那些希望建立审查机制但不会强加任何约束性要求或限制的国家。尽管这种影响主要是象征性的,但它仍然会进一步凸显出中国在欧洲战略领域的投资问题。此外,这还标志着欧盟自由贸易政策发生了转变,并凸显出欧盟面对片面的中国贸易惯例的决心日益增强。

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欧洲“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国的经济实践而言,欧洲的情绪正在发生变化。欧洲数个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收紧针对中国资本投资的规则。欧盟也正在制定更严格的措施。

然而,限制中国投资不应只是一种被动的努力。欧洲打造共同的应对策略更为重要。问题是,欧盟依然对外国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应对策略。欧洲在形成这样一种共同应对策略时,必须在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承担自由开放商业义务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欧洲必须捍卫其对自由开放商业原则的承诺。

与此同时,欧盟不应放弃与中国的对话。7月份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成功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其中包括承诺继续致力于达成一项欧盟-中国投资全面协议。尽管如此,欧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能够从与北京的对话中取得哪些现实成果。

最后,欧盟在力求确定对中国的应对策略之际,必须确保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并与日本和其他“多边主义经济体”合作,解决与中国经济实践相关的共同关切事宜。最终,为让中国致力于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实施更加透明的经济实践,西方必须形成统一的应对策略。

 

显而易见但未必可以实现的贸易战解决方案
The Unlikely, Obvious Solution to the Trade War
黄育川(Yukon Huang)
2018年9月24日,《纽约时报》

特朗普总统从周一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新关税。此举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预计不会过于严峻,但仍然不容小觑。

贸易战已然打响——但效果适得其反,虽说此战完全没有必要,但可能依然会持续下去。特朗普总统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新关税的决定在周一开始生效,他还威胁要征收更多关税。中国已经开始用关税进行报复。目前,中国取消了计划于本周举行的高级别会谈。

中美两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将损失惨重。中国下一年度的GDP增长率可能会下降一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而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预计不会过于严峻,但仍然不容小觑。

此外,完全不必造成如此僵局:白宫的担忧自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可供选择,包括诉诸于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想法目前看起来似乎并不可行,但随着冲突的持续,其吸引力将会逐渐增加。
这两个大国资源大致相当,在技术和战略优势上相互竞争。美国经济正在好转,特朗普政府相信自己能承受对峙所带来的任何后果。

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在下降,而且与美国相比,中国更加依赖贸易。但是,作为威权主义政府,中国相对可以更容易地调动公众支持,并以长期发展的名义让国家承受短期成本。
中国抱怨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含糊不清,或者提出的建议毫无道理。而美国温和派,特别是财政部的温和派,一直试图向中国提出更清晰明了的要求,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如天然气),同时收紧控制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即便是他们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法也存在根本的缺陷。

这种解决方式是假设中国政府可以控制境内购买美国商品的数量和类型,然而在中国,与在其他地方一样,购买决定主要是由家庭和公司做出的。不管怎样,专家们认为美国无法生产足够多的商品出售给中国,以缩小双边贸易差距。

此外,美国提出的许多中规中矩的指控也毫无意义。中国军方利用网络窃取商业秘密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的一大麻烦,但现在似乎不再是一个重大问题。指控中国利用合资企业迫使外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也越来越不受人们的关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最新数据),2016年,合资企业约占中国外国投资流动的四分之一,而1997年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二。

美国政府抱怨的问题部分涉及光学器件。中国的做法看起来不公平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似乎使中国企业在与外国公司的谈判中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对于那些渴望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公司而言,尤其如此。
但是要改变中国在这方面的行为,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和建立某种形式的独立监控。
当然,面临的障碍之一就是特朗普似乎坚决反对设立任何此类机构或做出此类安排。特朗普政府过早地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扼杀了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前景。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对世界贸易组织有所动作。
尽管美国1995年协助创立了世贸组织,并从中获得不少好处,但现在美国政府正阻止向世贸组织任命裁决贸易争端的新法官,并威胁退出该组织。
特朗普政府显然违反了世贸规则,也使世贸规则威严扫地。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惩罚性关税(如钢铁税)——这是中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就中国而言,自2001年加入该组织以来,尽管遭到大量不成比例的倾销指控,中国依然普遍接受了该组织的裁决。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对中国做出了严厉惩罚,而中国接受了,换句话说,应该有足够理由使美国通过该组织与中国政府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

尽管如此,正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Mark Wu所言,世贸组织目前的结构并不能充分应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驱动型经济。是的,中国已经削减了对出口的直接补贴(出口直接补贴是对世界贸易组织准则的公然违反)。但是,许多中国公司因为取得定价过低的国有土地以及与地方当局和银行维持特权关系而间接受益,这些问题世贸组织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世贸组织需要进行改革和强化,包括制定新的规则以厘清何为国有企业的非商业性援助,以及政府对合资企业外国参与方可设置哪些条件。
进入欧洲:由于与美国建立了长期战略联盟、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以及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坚定支持,欧洲在引领此类改革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普遍,但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深刻。根据联合国机构的数据,2005年至2016年,欧洲对中国的投资总额是美国的两倍多。
与美国一样,欧洲也对中国的一些限制性做法感到担忧——例如,中国限制外国投资其金融服务、能源和通信领域。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并没有陷入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之中,也不太担忧中国发展半导体和飞机等项目所带来的安全影响。

到目前为止,欧洲领导人过于关注各自国内问题(英国退出欧盟,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无法集中精力改革全球贸易体系。但是考虑到欧洲与中国经济的联系,美国最近对中国开征惩罚性关税也将伤害欧洲。就在上周,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提议,包括应对强制技术转让和电子商务兴起的新规则。

如果欧洲与中国就如何改革世贸组织达成共识,美国将更难以忽视这一选择。
当然,特朗普政府需要改变目前的立场。但是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可能会给其坚持立场的理由。民意调查公司SurveyMonkey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绝大多数共和党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许多共和党政治领导人却不支持。民主党人大多数反对关税,如果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可能会改变辩论的走向。

白宫或许也指出,对世贸组织的任何彻底改革都是一次胜利,中国承认美国担忧的合理性。然后,它就可以解决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任何具体问题,这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直倡导的。

随着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成本升高,更理性的思维可能会在华盛顿占据上风。他们将会看到,无论特朗普喜不喜欢,走出僵局的途径直通世界贸易组织。

 

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安全关系的原因何在?
Why Russia and China Are Strengthening Security Ties?
陈寒士(Alexander Gabuev),2018年9月24日,《外交事务》杂志

华盛顿传统智慧没有看到,目光短浅的美国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此次此刻,正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重新思考制定一项可抗衡美国两大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政策,同时更富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大国间竞争加剧局面的大好时机。

上周早些时候,俄罗斯结束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东方-2018”军事演习。然而,绝非不仅仅是演习规模,才使得最近的战争博弈如此别开生面。3200名中国士兵和大约30万俄罗斯士兵一起在东西伯利亚进行军事训练,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此前,克里姆林宫只向白俄罗斯等正式军事盟友发出了参加此类演习的邀请。然而,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演习是否会担心俄中有可能结成军事联盟时,对此却表现得云淡风轻。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会结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上周早些时候,俄罗斯结束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东方-2018”军事演习。然而,绝非不仅仅是演习规模,才使得最近的战争博弈如此别开生面。3200名中国士兵和大约30万俄罗斯士兵一起在东西伯利亚进行军事训练,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此前,克里姆林宫只向白俄罗斯等正式军事盟友发出了参加此类演习的邀请。然而,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演习是否会担心俄中有可能结成军事联盟时,对此却表现得云淡风轻。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会结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玛蒂斯的观点与西方的传统智慧相互呼应,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猜疑太深,无法形成有意义的战略纽带。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充满危险。这两大老对手之间军事关系的确在深化,假以时日,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更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可能会颠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军事谋划和战略部署。

建立联系
 “东方-2018”军事演习是俄罗斯对中国战略思维转变的高潮,这种转变在2014年后就势头大涨。然而,即使在此之前,莫斯科也清楚地看到有必要与北京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其一,俄罗斯和中国都非常关心维护两国之间2600英里长边界线的和平与安宁。在1969年那场持续两天的血腥冲突之后,两国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边境沿线进行军事集结,靡费大量金钱。20世纪80年代,两国采取行动实现边境地区非军事化,并最终在2004年解决了长期的领土争端问题。

目前,两国都看到了其他方面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因此双方都有避免构建不利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这一直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因素。克里姆林宫忙于部署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战争、应对北约在西部边境不断扩大存在的影响以及美国正在进行的国防建设。就中国而言,中国领导层面临着与华盛顿在安全和贸易问题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各种领土争端正在使其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其他邻国的关系紧张。与此同时,北京继续谋求重新控制台湾的长期目标。

推动俄罗斯和中国关系更加紧密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上两国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俄罗斯主要是原材料出口国,往往缺乏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资本。而中国则是大宗商品消费大国,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同时,中国也迅速跻身技术先进国家行列,拥有大量投资海外的资本。从理论上看,中国似乎是俄罗斯的完美贸易伙伴。尽管莫斯科在利用中国市场提供的机会方面进展缓慢,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合作机会的延伸。结果是,自2010年以后,中国一直在俄罗斯贸易伙伴名单上名列前茅。

最后,同样重要的还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两个政体都重视稳定性,可预测性以及保持对权力的控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都渴望构建国际秩序的方式应将主权和限制外国干涉内政作为其核心内容。从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辩论中可见一斑,比如网络空间规范和互联网控制,在这些领域北京和莫斯科经常相互支持。

从猜疑到友好关系
尽管存在共同的利益,直到最近克里姆林宫才不再对中国怀有疑虑,之所以心存疑虑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稀少与中国毗邻省份之间的人口不平衡。中国这些毗邻省份居住着大约1.2亿人,其中部分人前往西伯利亚务工为生。克里姆林宫担心,如果中国移民持续涌入西伯利亚定居,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将会导致领土流失。令人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窃取了俄罗斯敏感的军事技术,例如苏-27战斗机的设计技术(中文版标为J-11B),导致2005年军售放缓。最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措施,影响力迅速增长,引起俄罗斯对中亚的担忧,因为俄罗斯一直把中亚地区视为其势力范围。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乌克兰东部爆发冲突,极大地缓解了俄罗斯对这些问题的担忧。克里姆林宫避开了一波又一波的西方制裁,转向北京寻求金融资源、技术和俄罗斯商品的出口市场。然而,在此之前,俄罗斯政府对与中国加强接触的潜在风险进行了机构间研究。研究结果帮助缓和了克里姆林宫之前的担忧,并表明许多担忧实际上被夸大了。例如,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口据非正式估计,超过了200万,但政府发现实际不超过60万,其中一半以上的中国移民居住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因为那里就业机会最大,而不是居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2014年和2015年,劳动力萎缩和GDP高增长率导致中国工资上涨,加上俄罗斯经济萎缩和卢布贬值,使得俄罗斯对中国工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克里姆林宫还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对本土研发大量投资,中国的军火工业正在突飞猛进。不到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几乎不再需要俄罗斯制造的系统,留给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机会不多。最后,莫斯科开始相信,中国在中亚日益增长的经济足迹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对该地区市场渗透越深,实际上越能降低了这些国家寻求出口欧洲路径的动机,而这些国家本可能会绕过俄罗斯向欧洲出口,从而对俄罗斯核心市场的出口商造成额外压力。只要北京正式尊重欧亚经济联盟,莫斯科很高兴与北京一起进军中亚市场。欧亚经济联盟是由莫斯科主导的贸易集团,给予俄罗斯公司优惠条件准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同时不会挑战俄罗斯作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保护者的自封角色。

由于这种策略转变,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中国各大银行为俄罗斯登上制裁名单的大型国有公司和普京的随员提供了大量贷款。这种收买俄罗斯忠心的企图有可能会成功,因为克里姆林宫不再相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会与其建立更好关系。2017年8月,美国国会几乎一致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这让莫斯科的许多人相信,只要普京继续掌权,与华盛顿的关系就不会改善。

华盛顿对这两个政权充满敌意,是俄中关系不断改善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归为一类,”因为这两国试图削弱美国安全和破坏繁荣,美国国防部新的网络战略也是如出一辙。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担忧就不断增加,但这些担忧却促使两国领导人寻求共同点。上周大规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向美国和欧洲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继续对我们施加制裁、关税和军事部署压力,我们将联手反击。

危险的伙伴关系
中俄安全伙伴关系有其局限性,但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其存在。莫斯科和北京并没有寻求建立正式联盟,至少目前是这样。北京不想因为俄罗斯在中东或欧洲的好战举动或无心之失而卷入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同样,如果中国与越南或印度等俄罗斯战略经济伙伴发生冲突,莫斯科也不想被迫选边站队。

然而,即使没有北约式的正式中俄安全条约,华盛顿及其盟友忽视逐渐增强的军事伙伴关系所产生的后果也是错误的。“东方-2018”等军事演习提高了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互配合能力,这种能力在中亚或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可能会派上用场。中俄两国还增进了高级官员之间的信任和非正式联系,这与华盛顿官员与欧洲和亚洲官员之间的沟通方式并无不同。
俄罗斯和中国军方之间加强信任可能会导致网络空间的合作与协调日益加强,尤其是在探测美国军事和民用通信系统漏洞方面。至少,俄罗斯和中国的反间谍机构现在被认为相互分享中央情报局针对他们的行动的敏感信息。

然而,现在对北京来说,最重要的是增加俄罗斯尖端武器,这将从根本上提高解放军的近期作战能力。中国于2014年从俄罗斯购买并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安装的先进的S-400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让北京覆盖台湾全部领空,这使得守岛作战成为台湾空军和美国军事规划者更有挑战性的任务。S-400的部署还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其建立防空识别区的目标,在防空识别区域,中国军方将有权识别和控制中国东海和南海争议水域的所有外国民用飞机。中国购买俄罗斯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苏-35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传统智慧没有看到,目光短浅的美国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此次此刻,正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重新思考制定一项可抗衡(有时不必)美国两大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政策,同时更富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大国间竞争加剧局面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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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

中国在东南亚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马来西亚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反应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Rising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刘宏(Hong Liu)、林鏆湙(Guanie Lim),《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年9月27日
 
现有文献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利益与策略,但尚未谈及小型国家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反应。只有关注项目所在国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反应,才能让中国企业推出更有效的投资策略;而在谈到小型国家时,许多文章认为中国在迫使小型国家顺从中国。但本文作者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例如,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型的东南亚国家,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完成了许多对中国有利的项目。作者比较研究了马来西亚在一带一路旗下三大项目: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CCCC,中交建) 负责的东海岸铁路干线 (ECRL)、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CREC,中铁)的马来西亚城、以及碧桂园的森林城。
 
马来西亚的繁琐的政策限制并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马来西亚执行了几十年的平权运动,依据种族分类来重新分配年薪,这给许多投资者带来困扰。同时,所有外国资本的运用都必须遵守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 (NEP)。因此,众多中国的投资者会更多考虑与马来西亚本地的公司一起合作开发项目。作者指出,只有同时考虑和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政治利益和种族利益,才能理解一带一路政策如何在马来西亚发展,以及如何使得这些项目成功。
 
中方国企中交建所负责的东海岸铁路干线项目有85%的资金来自北京,该干线负责连接彭亨、登嘉楼、吉兰丹及雪兰莪州。马来西亚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连接各州来弥补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这个差异从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加快了项目的启动。东海岸铁路干线将为马来西亚带来经济效应,为政府提高施政的合法性,并且提高彭亨、登嘉楼及吉兰丹州对政府的支持。中交建也很重视这个项目,因为东海岸铁路干线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大的铁路工程。在这个项目成功的前提下,中交建希望可以增加它在其它东南亚国家发展的机会。而中交建另外一个关注点在于该铁路干线的地理政治:它将连接彭亨州的关丹港和巴生港。这两个港口的连接可大幅减轻中国贸易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中铁的马来西亚城交通枢纽是一个与政府有关联的公司1MDB合作开发的项目。马来西亚城将会成为东南亚首要的交通枢纽,可通往新加坡的马新高铁终点站,也是吉隆坡公共交通系统的中枢。但马来西亚城交通枢纽项目牵涉前总理纳吉布受贿案,直接的影响了项目进展。马来西亚反对党认为这一项目会使马来西亚会推翻常年以来对中美竞争所持的中立态度。由此可见阶层政府和不同政党的意见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
 
从碧桂园所开发的森林城可以了解中国政策和马来西亚政党的斗争是如何影响一带一路项目。首先,森林城项目中方带来的投资和劳动力与马来西亚一直以来的种族中心主义是冲突的。马来西亚总理职位上当政时间最长的马哈蒂尔强调了种族中心主义,声明森林城项目将会将投票权转给购买森林城居住的中国人。这个论点可理解为马哈蒂尔的政治议程:他希望拿到马来民族的投票,赢得当选。不仅如此,中国自2017年3月加强了资本管制,希望控制中国公民在海外购买房地产 ,禁止中国公民为此兑换外币。这种管制直接影响到中国投资者在东南亚的投资能力。
 
 
保护金融机构:网络威胁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Protec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gainst Cyber Threat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艾瑞卡·博格哈(Erica D. Borghard),2018年9月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如今,金融业已经是一个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美国对手近期网络攻击能力大幅上升,提高了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认为一些经济部门对于国家国防和经济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而一次针对上述部门的网络攻击可对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这些经济部门中有几家公司是特别重要的,在美国立法中称为第九节 (Section 9) 公司。在这其中包括几家金融机构。
 
虽然美国有几所官方机构支持美国政府和金融业联合的运营,但金融业和美国经济的其它部门还是处于危险中。为了加强国防安全,提防金融界对网络威胁的认识,应该采取一下几种措施:
 
1.华盛顿应下达一个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行政命令。
2.美国应该优先处理网络攻击对各部门带来的威胁,收集这方面的信息;在美国国家情报优先框架 (National Intelligence Priorities Framework) 中列出处理优先级。
3.成立形式化的并列比较系统。这可促进在金融行业和情报界合作,使得网络威胁的信息交换更快捷和准确。
4.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领导应该出台完整的应急预案,有效分配资源。
5.频繁演练应急预案。
6.在金融界和政府间创建更多有组织性的机构。现有的机构包括美国金融系统分析与应变中心 (Financial Systemic Analysis and Resilience Center)、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美国财政部、美国网络司令部 (US Cyber Command) 以及各方的法律执行者。
 
 
喜马拉雅的僵局:中印在多克拉姆之争
The Himalayan Impasse: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Wake of Doklam
苏米特·甘古利 (Sumit Ganguly) 、安德鲁 · 斯科贝尔(Andrew Scobell),《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2018年9月28日
 
2017年6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多克拉姆高原修筑公路。由于这个高原所在地是争议领土,且在不丹、印度和中国的交界处,几天后印度的军队便和中国军队处于对峙的状态。在中印关系早期,毛泽东和尼赫鲁的意识形态不同,对边界的划分也不一致,由此引发了许多边境冲突。这种冲突即便在1979年中国和印度重建外交关系之后也持续存在。
 
虽然如分析家何汉理 (Harry Harding) 所说,中印的地理邻近性可以很自然的解释双方引起另一方崛起而感到的不安。但是,两国之间的情绪比较激烈,超越了一种平常的不自在。它们之间的矛盾可形容为“喜马拉雅的僵局”:中印是一个长期、慢性的问题,双方都在密切的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考虑如何布下适合自己的棋局。历史上,双方未发生对峙的情况是因为它们之间隔了一组山脉。
 
如今,两国的关系激化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中印两国在历史上都享受着权力及地位,两个复兴的大国无法共存。其次,两国之间的山脉已无法阻止矛盾的恶化。中印的高科技和远程弹道导弹飞速发展下,物理距离已经微不足道。最后,中国和印度的第三方的关系也使得两国关系变得更复杂。中国与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使印度感到不安,而印度最近十年倾向美国使中国感到不安。
 
1998年印度的核试验是中印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印度宣称开发核武器是因为受到了中方的威胁,引起中国警觉。2008年,印美签约了《民用核协议》,表明印度可不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发核武器。中国强烈反对此举动,因为这意味着两点印度核武器合法化及美国可利用印度制衡中国。
 
印度近年来对中国的不满在于解放军海军在印度洋活动的增加、中国在吉布提建的军事基地、中巴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给印度造成经济影响。中国对印度的不满在于印度对达赖喇嘛的庇护以及印度在1998年后对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的投资与增长。中国认为,2007年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威胁。
 
据作者分析:中印关系在未来会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如果矛盾激化成战争,中国果断击败印度。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两国毕竟都持有核武器,不会轻易开战。第二,一国被动成为下级。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很有可能必须接受中国的领土主张。 但是即便中国的军事力量领先,也很难想象会一届印度政府接受这种情况。第三,双方的竞争会继续。这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两国会继续互相调节,慎重处事。在国际利益相同的政策上,中印也会合作。
 
中印两国领导人2018年武汉会面后,决定继续两国关系的发展,保持边境的平静。同时,它们决定联合推出一个经济项目,希望由此稳定阿富汗的情况。另外,印度政府成功的劝阻达赖喇嘛和其信徒在印度庆祝达赖出走60周年。这显然是中印关系的进步。但在未来,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的政策、特朗普撤销美国与伊朗的核武器协议以及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会继续影响到中印在阿富汗的活动和中印双方的竞争关系。
 
 
理解修昔底德的重要性
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乔纳森·科什(Jonathan Kirshner) ,《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2018年9月10日
 
本文作者对《中美之战:如何逃脱修昔底德的困局》一书进行批判。本文作者认为,该书原作者阿里森对修昔底德的理解过于浅薄,应该更深入的了解并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含义。
 
乔纳森指出修昔底德的几大贡献:对无政府状态的警告和分析、权力制衡的战争前兆及国际政治问题的开放性。同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提到民主和非民主国家的差别。修昔底德也明智指出:有许多结果是无法以理性判断和预测。在国际政治和均势两个领域,我们必须习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存在。最后,修昔底德郑重的警告读者关于文明社会的脆弱和骄傲自大的危险。
 
作者认为:想要正确理解修昔底德,阿里森需要参照《牛津手册:修昔底德》和贾菲教授 (S. N. Jaffe) 的著作:《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对性质和竞争的见解》。手册作者指出:他对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五十多年的研究是用于体现雅典的崛起和其中的因果论,而不是叙述这五十年的历史。书中阐述了雅典和科林斯的联合,显示了盟友关系的流动性,也体现出了修昔底德在这期间观察到的偶然与巧合。《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国际政治问题是没有单一答案的。它只会继续演变下去。
 
作者认为,阿里森的《中美之战》简化了修昔底斯的思想,文中的观点过于自我,缺少内涵。阿里森过分依赖于采访李光耀的书籍以及基辛格的学术权威。作者还指出:阿里森陷入了“施罗德困局”,他在中美关系之间挑出了对他有用,并且符合他的假设的信息。他认为中美之战是“无法避免”的,从而选择了书中对他的假设有利的信息,并错误的把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喻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本文作者认为,其实美国更多代表着雅典的“崛起”角色,中国更准确的代表斯巴达的“恐惧”的角色。同时,埃里森对修昔底德的思想和战争历史本身有许多误解。比如,他错误的认为修昔底德早逝,观察到战争的结局,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阿里森对修昔底德的思想和《伯罗奔尼撒》书中信息的精挑细选使得他的文章缺乏内涵,对历史的理解和对现代中美关系比喻的把握也不够准确。可以说,阿里森忽略了修昔底德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警告之一:自负的危险。
 
 
绝非边缘:中国省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More than Peripheral: How Provinces Influence China’s Foreign Policy
黄韵琪(Audrye Wong),2018年9月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传统观察家认为中国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所有的决定都由上至下,因此中央政府可以全局性治理中国。本篇作者认为,地方政府虽只是担任一个传导指令的角色,但其也可以自下而上传达信息 (trailblazing)。自下而上传达信息的一个主要方式是联合游说。各个省份可与国营企业及军事机构合作向上反馈意见。此外,地方政府也可通过拖延的方式抵制中央下达的命令,单方面应允而不执行 (carpetbagging)。最后,在地方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政策或面对中央地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可以选择忽视命令,选择性执行政府下达的政策。 
 
作者以云南政府为例进行说明。云南政府用两种渠道从下至上影响中央决策。首先,它支持中央解决“马六甲困局”的政策;其次,云南政府推进了中缅油气管道的发展。在2000年初,中央政府认识到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石油供应,由此将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立为重点。而这个想法是1990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明上将王祖训所提议的政策。他在军事毕业论文里提出建立“云南大通道”,连接云南和周边的缅甸及越南,防止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带来的经济危害。在马六甲困局出现后,云南地方政府继续向中央提议。例如,在2004年8月份云南提出建造中缅管道,通过管道进口石油避开马六甲海峡。不仅加强缅甸与中国的联系,还可降低运输成本。在中石油的大力游说下,该项目建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认可最终成功通过。云南政府和中石油建立了强大的游说联盟,共同实现当地政府和公司的利益。
 
然而,作者认为中缅管道项目其实对中国无利可图。中缅管道所能运输的石油数量很少。此外,管道项目成本很高,通过管道进口的石油的成本可能达到常规渠道的两倍。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中缅管道的发展以使其获得更多利益,云南地方政府也只是选择性的执行中央的口岸管理政策。
 
海南也通过类似的手段使中央推出对海南省有利的政策。海南的管辖区内有几处在国际领域受争论的地区:南沙、西沙和中沙。这些地区牵扯国家主权问题以及敏感的国际关系。与中央不同,海南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和旅游业发展。为了让中央政府支持旅游的发展,海南地方政府连接旅游与国防问题。海南为了本地经济向发改委、国家旅游局以及军方进行游说南沙群岛项目。南沙群岛项目顺利通过国务院的审批,拿到中央80亿元的投资。
 
海南也通过选择性执行中央命令来影响政策效果。海南利用了中央政策取得投资并掌握更多政治权利。首先,中央批准设立三沙市之际,海南趁机开发城市的旅游业。虽然中央政策旨在捍卫南海地区的主权,但海南希望由此提高三沙市的政治地位,以获得更多政府的投资日后开发南海旅游业。此外,海南也曾在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地方海事立法,禁止外国船舶在海南周围的行动。海南擅自要求外国船舶必须通过国务院批准才可入境钓鱼、调查。这一立法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
 
最后,作者指出,从海上民兵政策也可看出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国家政策。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对海南当地的渔民提供一系列军事训练和军事资源。海南借由海上民兵的政策,向中央政府索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政府的资助帮助壮大海南的主权渔业;海南省许多简单的木制渔船已替换成钢质拖网渔船。海南为了维护本省的经济利益,也曾违反中央的政策,允许非法跨境捕鱼以及与周边国家进行跨境贸易。
 
 
回应中国的三次崛起:东亚历史上的平衡与包容
Reacting to China’s Rise Throughout History: Balancing and Accommodating in East Asia
孟维瞻(Weizhan Meng)、胡伟星(Weixing Hu),《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2018年7月28日
 
以往学者认为,面临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要么选择迁就于中国,顺势“搭车”(Kang, 2003) 或选择与其它国家联合并采取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制衡中国 (Friedberg, 2011)。作者认为,Kang教授所陈述的观点只能解释中国明清时代的状态。中国在这两个朝代期间不仅统一而且有势力强大,以至于压迫到周边国家。而且,Kang教授过分依赖于儒家思想来阐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敬仰与顺从。在中国统一而强大的前提下,异国选择屈服于中国,“搭车”的行为是正常的。但本文作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在秦汉,隋唐和明清分别有三次崛起,而前两次中国虽然统一但并没有压迫其它国家的能力。因此,在秦汉和隋唐时代,周边的国家采取更多是制衡的策略。作者认为:制衡是周边国家应对统一但并不强大的中国的手段;而迁就是领国无法抵抗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时的举动。
 
中国第一次崛起在秦汉朝代。当时,周边的匈奴和南越联合采取了制衡的方式抵抗中国。匈奴曾与背弃皇帝的臣子联合;而赵王刘遂也曾表示想和匈奴连兵反对梁敬帝的集权主义。匈奴和南岳的合作结构如同一个有共同敌人的联盟。
 
中国第二次崛起在隋唐时代,而在这时中国还未统一。中国北方有齐、周两国,为了和蒙古草原的突厥匈奴保持良好的关系,两国竞争性地与突厥交换资源和联姻。当周国灭了齐国,这个三方关系不再存在,突厥意识到统一的中国对蒙古草原带来的威胁而支持齐国复国。隋朝也曾和高句骊联合对抗突厥,但高句骊从一开始并不顺从于隋王,而是在见识隋朝的战力后才被迫屈服。在此之后,唐朝也存在类似的制衡策略。唐高祖李渊的两个臣子曾建议他与戎狄保持良好关系以及联合突厥。
 
中国第三次崛起在明清时代。中国当时的策略是迫使韩鲜半岛与自己联合抵抗元朝的蒙古人。高句骊人有很多倾向于元朝的臣子而在与明朝争夺辽东半岛时产生分歧。但最终由于明朝的强大和元朝的失败,高句骊国在改朝换代后背弃了元与明重建了良好关系。
 
在这几次崛起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是像许多文献所指出的一如既往的现实政治;中国也并没有因为儒家思想而稳坐于亚洲的中心,使周边的国家屈服。中国在未统一或统一后但并不繁荣的时候采取了很多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制衡策略,也曾多次需要通过战争或改朝换代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