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世纪工程”。但随着阻力增加,中国崛起的脆弱性逐渐显现。使得美国提供理想的替代方案有机可乘。

 

一带一路投资虽然席卷世界,但却一直经受腐败、受中国意志支配、似乎忽视了合作伙伴国的治理不善等问题困扰。

 

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是近年来中国投资的两大受益者,但最近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国的实施表示担忧。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如何从早期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将决定习近平雄心壮志的命运,还将决定中国将成为哪种类型的强国。

 

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新领导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ed)已有九十多岁,是第二次担任领导人,曾有数十年处于亚洲政治顶点的职业生涯。而巴基斯坦的伊姆兰·汗(Imran Khan)则是一位板球传奇人物,二十年的时间都与政治绝缘,而后成为了新秀总理。

 

但两人都通过民粹主义、反腐运动向在任者发起挑战,聚焦过去五年中国投资激增议题,最终赢得了夏天的选举。汗作为总理于本周首次访问中国,随后将于下周前往吉隆坡与马哈蒂尔会面。

 

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都是独特的经济体,凸显了中国外展的广泛性和分散性以及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相关的各种风险。马来西亚是一个适合旅行的国家,坐落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上。它通过参与全球供应链及其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而建立了巨额贸易顺差。

 

巴基斯坦却呈现巨大而持久的贸易逆差,严重依赖进口燃料,并且位于世界经济联系最少的地区。

 

除非中国采取措施解决其客户国的治理和监管缺陷,否则许多国家可能面临成为“白象”(耗费大量资源却毫无用处)的风险

 

目前正面临紧急的国际收支危机,最近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从债务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特别容易受到中国贷款激增的影响,而马来西亚的风险则较低。尽管这些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现在都在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

 

马哈蒂尔主张脱离对中国的依赖。这始于他的竞选活动,当时他与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因国企和中国投资腐败指控而决裂。

 

马哈蒂尔当选后不久便宣布打算推迟或取消230亿美元的中国项目,其中包括连接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和西部航线的东海岸铁路和三条管道。

 

然后,在8月访问中国的5天时间里,马哈蒂尔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他对“新版殖民主义”的关注,并被解读为对中国的直接公开谴责。虽然马哈蒂尔小心翼翼地表示他的不满不是针对中国政府而是腐败的马来西亚领导人,但这一谴责还是登上了新闻头条。

 

虽然马哈蒂尔近期的访问具有争议性,但汗意外决定在他任职的早期拜访马哈蒂尔并对中国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

 

然而,这两位领导人面临的挑战类似:应对中国。就像马哈蒂尔抨击前政府一样,汗也强烈谴责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的政府,谢里夫因与外国合同有关的腐败指控而于2017年9月被取消执政资格。 针对谢里夫和他的兄弟——旁遮普邦前首席部长的反腐调查仍在继续。

 

但与马来西亚不同,巴基斯坦则越来越受到孤立,需要依靠中国的投资和政治支持。中巴经济走廊是危机经济中的一个经济亮点。

 

10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将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紧急支援以缓解国际收支危机,在汗从中国返回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将抵达伊斯兰堡开始计划谈判。汗希望,中国(也许还有马来西亚)与沙特阿拉伯一道,共同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减少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

 

在汗的前两个月任职期间,表现出了一系列对中国投资计划的更深层关注。汗政府事实上的商务部长9月份向《金融时报》表示“前政府与中国谈判失败”,此后汗的政府宣布将对巴基斯坦破旧的半国营铁路的预期贷款进行缩减。汗访问中国的重点在于,为中巴经济走廊范围内的当地企业获得更多机会并获取中国技术。

 

中国政府应该注意到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新政府做出的反应,并将此作为警告,如果一带一路项目的路线没有得到修正,那么可能面临风险。首先,中国必须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标准,这应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一致。

 

其次,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如果其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使用中国工人或企业并排挤当地投入,那么投资将难以维持,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向当地和国际私营部门开放一带一路的投资空间将提升成功的前景。

 

第三,除非中国采取措施解决其客户国的治理和监管缺陷,否则许多国家可能面临成为“白象”(耗费大量资源却毫无用处)的风险。不仅是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面临着挑战——如果印度尼西亚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当选,那么印度尼西亚也将会面临类似的考验,在未来数月里,还有马尔代夫和其他国家。

 

这些例子突出了中国崛起的脆弱性,使得美国的替代方案有机可乘。首先,美国不应排斥那些接受中国投资或支持的国家,而是应提供严谨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意味着主动提出复制中国的计划——因为正如马哈蒂尔和汗指出的那样,并非每个基础设施项目都有意义。而美国应该做的则是优先考虑会见合作伙伴。

 

其次,地方利益仍然胜过地缘政治。把对中国投资的地方抵抗迹象和反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指责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可能会选择削减中国投资计划,但中国仍然是这两个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正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访华,即使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也看到了与崛起的中国改善关系的好处。

 

第三,美国需要在整个亚洲保持活跃并见机行事。成功的竞争战略需要警惕、勤奋和坚持。复杂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提醒我们,即使在美国遭遇自信危机的情况下,自由制度的潜在复原力也仍然存在。

 

本文原载于《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