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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没有放开的一体化
Integration Without Liberation in Central Asia
保罗·斯托尼斯基(Paul Stronski),《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2018年12月29日

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发展、中亚地区其他地方独裁主义日盛、经济萧条范围渐广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此为2018年中亚的五大趋势),中亚一体化前景更加光明。

苏联解体27年后,中亚一体化的前景终于更加光明。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发展、中亚地区其他地方独裁主义日盛、经济萧条范围渐广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此为2018年中亚的五大趋势),一体化态势已然显现。
在乌兹别克斯坦,区域合作的前景更加明显。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继续放开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和国内政治。米尔济约耶夫在2018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努力解决地区紧张局势,常常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步调一致。与暴躁的前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不同,米尔济约耶夫正在推动乌兹别克斯坦对邻国实行事实上的“零问题”政策。

这一新方法在为解决该地区最棘手的问题创造动力。2018年上半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跨境贸易增长超过52%。两国正在考虑沿着共同边界贫困地区建立一个国际贸易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放了10个边境口岸,结束了多年来由于边界和自然资源争端而产生的敌对关系。乌兹别克斯坦还修复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长期紧张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决定在2017年开放多斯图克边境哨所,并放开边境过境制度,造成2018年经济和民间活动激增。

米尔济约耶夫还继续自上而下努力地改变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他在2018年推动了司法、安全服务和执法部门的改革,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米尔济约耶夫似乎意识到本国经济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需要改革以改善乌兹别克斯坦的形象,吸引外国投资者。

米尔济约耶夫的自由化并没有促进民主进步。乌兹别克斯坦仍是该地区最专制的国家之一,政府对自由化的承诺尚未经受内部或外部不稳定因素的考验。尽管如此,米尔济约耶夫敦促政府官员对民众承担更大责任,并愿意让公众更坦诚地讨论腐败和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都是重要的步骤。即使未能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发展,这些改革也会提高生活水平,并赋予当地公民更大的自主权。
中亚地区的其余国家似乎正朝着与乌兹别克斯坦相反的方向发展。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仍然存在有限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媒体空间,但这些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期,不太愿意容忍异议。

由于2020年计划举行总统选举,哈萨克斯坦政府开始清理政权批评人士,导致谣言四起,称哈萨克斯坦政府将于2019年初提前投票选举。现年78岁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是大多数哈萨克斯坦公民记住的唯一领导人,无论他是否再次参选,有关纳扎尔巴耶夫之后过渡时期的稳定性,会一直存在各种质疑。该国面临着惊人的财富不均现象,而且经济机会大多只存在城市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正在导致地区人口减少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枯竭。

哈萨克族群的民族主义正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抬头,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也在兴起。这些因素可能足以说明哈萨克斯坦政府为何近几个月来压制政府批评者。哈萨克斯坦采取的软威权方法似乎正在全面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参与少数反对派活动而被拘留或受审。

中亚的小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土库曼斯坦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引发了对其治理模式可持续性的质疑。土库曼斯坦政府启动的大型项目浪费巨大,已经耗尽了该国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碳氢化合物价格低迷阻碍了该国补充国库收入。随着通货膨胀的攀升,人民被迫陷入更大的贫困。政府计划于2019年1月1日起不再对基本商品(电、气、水和盐)进行补贴,打破了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社会契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似乎都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埋藏下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无数年轻人继续出国打工,去国离乡。2018年7月,塔吉克斯坦也受到伊斯兰国袭击的影响。塔吉克斯坦政府没有解决激进主义的根源,而是利用这次袭击为正当借口,进一步取缔伊斯兰反对党残余势力。

吉尔吉斯斯坦是该地区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其政治形势较好。但是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之间日益激烈的争论和大规模的腐败丑闻,将该国的政治失调摆在瞩目位置。

经济困难迫使两国加大举债,特别是向中国举债。中亚领导人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条经济生命线。但是,大量涌入的中国资金和项目带来了与环境恶化、腐败加剧、无法创造可持续就业机会以及中国工人涌入有关的风险。这些问题在塔吉克斯坦利用中国投资而取得新近复苏的水泥工业中显而易见。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足迹不断扩大,可能会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展望未来,中亚各国领导人将不得不在民众反华情绪威胁和渴望中国加大投资支持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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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美国仍有能力领导世界:杰克·苏利文对话杰弗里•戈德堡
Yes, America Can Still Lead the World: Jake Sullivan and Jeffrey Goldberg in Conversation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
2019年1月1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宗旨时,所有事情都值得商榷。” 杰克·苏利文在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中这样写道。杰克·苏利文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并对新的“美国例外主意......是21世纪美国领导力的根本。”做出充分解释。

杰克·苏利文将同《大西洋月刊》的杰弗里•戈德堡一起探讨他的观点以及美国如何恢复世界领导者这一历史地位。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将为本次讨论做开场介绍。

本活动由《大西洋月刊》共同主办。

日本2019:未来一年展望
Japan in 2019: A Look at the Year Ahead

希拉•史密斯(Sheila A. Smith)、川相昌弘(Masahiro Kawai)、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关野干雄(Mikio Sugeno)
2019年1月22日                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9年等待日本的有挑战、有机遇、也有重要里程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天皇将在4月即位登基。此外,G20峰会将在日本大阪召开,日本还将进行众议院选举,实施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和新的外籍工人法,以及同特朗普政府开始自由贸易谈判。希拉•史密斯和川相昌弘将加入来自学术、商业及媒体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的两个座谈小组,就未来一年可能对日本及美日同盟产生影响的政治、经济、安全以及社会等广泛问题展开讨论。

本次活动由华盛顿日美协会(Japan America Society of Washington DC)联合主办,并受到了全国日-美协会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apan-America Societies)的支持。

众议员艾略特·恩格尔谈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多数后的外交政策优先方向
Rep. Eliot Engel on the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of the New Democratic Majority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艾略特·恩格尔(Eliot Engel)
2019年2月5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艾略特·恩格尔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一起,就众议院中民主党取得大多数席位后的外交政策优先方向进行预先讨论。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萨拉姆阿•贺米德(Salman Ahmed)、安明傅(Amitav Acharya)、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
2019年2月1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无论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是否在衰落,还是取得蓬勃发展,以美国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优势为基础,以服务于美国权力和宗旨的全球机构为后盾的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不再稳定。


无论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是否在衰落,还是取得蓬勃发展,以美国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优势为基础,以服务于美国权力和宗旨的全球机构为后盾的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不再稳定。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一书备受赞誉, 作者安明傅在该书的最新版本中指出,虽然美国仍将是全球事务中的主要力量,但却已经失去了按照其自身利益和形象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安明傅将与托马斯•莱特及卡内基的萨拉姆阿•贺米德一起探讨他对新兴世界秩序的看法。卡内基的阿什利·泰利斯将主持本次活动。


报告发布:阿拉伯地平线
Report Launch: Arab Horizons

约瑟夫·巴鲁(Joseph Bahout)、里马·卡拉米-阿卡瑞(Rima Karami-Akkary)、马尔万·马阿谢尔(Marwan Muasher)、玛哈·叶海亚(Maha Yahya)
2019年1月24日,黎巴嫩贝鲁特

阿拉伯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挑战。随着旧秩序的瓦解,阿拉伯国家和民众都应努力缔造新的社会契约,应对这些重大挑战。

中东国家和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石油价格下跌、全球竞争更加激烈、国家人口增长,这些问题给阿拉伯国家的食利制度造成了威胁。食利制度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近几十年间建立起来的,独裁领导者以社会服务换取民众的政治默许。如今,旧秩序正在瓦解,未来尚不明确。

卡内基中东中心举行了新报告的发布会,报告题为Arab Horizons:Pitfalls and Pathways to Renewal。报告探讨了阿拉伯世界面临的相关挑战,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国家治理、教育、难民危机以及冲突等相关的挑战。而报告的前提是阿拉伯国家和民众都应努力缔造新的社会契约,应对这些重大挑战。《阿拉伯地平线》由五个以政策为导向的章节组成,其中包括卡内基学者和该领域知名专家的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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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中文网最新更新What's New on Carnegie ChinaNets

欧洲需开门送英国
Europe Needs to Show Britain the Door

朱迪·登普西(Judy Dempsey)
2019年1月30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无论是否达成协议,英国退出欧盟的期限将至。欧盟不再受到英国矛盾心理的困扰,将迫使欧洲领导人为自己的命运做出决策。

无论是否达成协议,英国退出欧盟的期限将至。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前景足以令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感到不安。每一天,欧盟领导人或部长们都无不恳请英国政府明确说明是去是留。

周二,这种局面变得越发糟糕。英国议会提出了反对“无协议脱欧”。现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希望重返欧盟总部,就其签署的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边界状况的原始协议重新谈判。

事实上,欧盟外交官们和领导人此刻已对无能的英国政府、反对派以及脱欧留欧阵营感到彻底厌倦。他们知道,就在欧洲试图应对其相对于美国和中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地位之际,英国脱欧一直让其分心劳神。他们希望英国脱欧整个事件尽快结束。

英国自1973年加入欧盟以来,一直与欧盟保持着模棱两可的关系。现在是结束这种模糊关系的时候了。如再举行一次公投或达成任何糟糕的妥协,继续把英国留在欧盟内,都是有害的做法。

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分歧巨大,这些分歧会让英国派驻欧盟的代表团陷入瘫痪状态。英国外交部因领导力不足早已人才耗尽,可怜的英国外交官们却往往还得保持小心谨慎。他们担心会对进一步改革欧洲机构发表任何声明。他们会阻止任何加强欧洲防务、安全和外交政策实权的企图。

此外,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就不能要求英国人给予最大限度的授权。英国对欧盟的政策将会反复无常,甚至具有破坏性。这不是欧盟所需要的,特别是在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之后,而民粹主意运动是欧洲目前面临的众多不确定因素之一。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北约。越来越多的北约成员国逐渐认识到美国正在降低其对北约的承诺。他们知道,欧洲人未来将不得不在防务方面加大投入,认真对待欧洲大陆安全,并让美国人放心,他们不会利用这位重要盟友。

然而,当巴拉克·奥巴马宣布美国向亚洲“重心转移”时,正是英国阻止了欧盟建立军事总部。在反欧盟小报怂恿之下,英国指责欧盟委员会(欧盟执行机构)企望制定更加一体化的防务政策,甚至建立欧洲军队——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几乎绝无可能之事。

欧盟作为一个集体,没有形成共同的战略前景,且反感所谓硬实力的观点,而大多数成员国反对将防务主权归于欧盟辖下。英国反对欧洲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便是利用了这些分歧,也使分歧变得更加严重。

然而,没有英国的欧洲将会发现,在特定问题上绕过欧盟,更容易建立意愿联盟,而这正是法国想要的结果,因为欧盟防务正一筹莫展。

这也适合英国。它可以加入这样的联盟。而德国则是以英国反对进一步防务一体化为借口,以图不变。因此,英国脱欧可助欧盟厘清其目标所在。

爱尔兰害怕出现无协议脱欧局面,这倒在情理之中。因为无协议脱欧可能导致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实行边境管制。得益于“耶稣受难日协议”,该地区才结束了数十年的宗派暴力冲突,边境管制措施才得以消失。英国脱欧支持者对无协议脱欧给和平协议的可持续性带来的影响表现出了惊人无知,暴露出统治精英(无论是来自执政的托利党还是反对派工党阵营)的傲慢和短视。

如果英国离开,爱尔兰的不满情绪将不止于此。和平进程岌岌可危。现在是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得出合乎逻辑结论的时候了。为北爱尔兰争取豁免。

有先例在前。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夹在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2012年获得欧盟委员会的特别豁免。允许加里宁格勒边境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可免签证进入波兰。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决定。

但该协议现已废止。波兰政府没有意识到豁免带来的好处并取消了这一决定,此举引起边界两边极大的不满,因为许多人曾从这一豁免中受益。然而,这项创新为未来英国脱欧后,爱尔兰-北爱尔兰边境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

底线就是,欧盟不再受到英国矛盾心理的困扰,将迫使欧洲领导人为自己的命运做出决策。别再找借口。

 

金正恩讲话,美国须细听
When Kim Jong-un Speak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Listen Carefully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卡内基评,2018年12月19日

金正恩喜欢制造些言过其实的威胁,并发表自夸言论。但将朝鲜领导人的言论均视为空话则非明智之举。

在核武器问题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言出必行?美国的普遍看法是,金正恩不仅会说谎,而且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他都不会遵守。但最近金正恩一直信守公开承诺,无论这些承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迈入2019年,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美国和朝鲜是否能够就下一步维持外交关系达成一致。答案很可能就在金正恩1月1日发表的新年致辞中。

无论在朝鲜国内,还是国外,金正恩的讲话都很重要。虽然他不必担心未来的选举,但对于国内军政精英对其政权的威胁以及对其统治的支持程度,他显然十分敏感。因此,他一直非常小心,只做出他认为可以兑现的承诺。
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关闭导弹测试站点这样的实际行动相比,金正恩讲话发出的信号对他来说可能需要的代价更高。当然,他的话并非绝对具有约束力。但是,与关停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偏远核站活动(很容易出现反转)不同,他的讲话会在主要选区引起公众期望,一旦无法兑现,可能会产生持续影响。

金正恩在最近的两次新年致辞中都发表了国家核计划重要公告。2017年,他宣布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所以,你瞧,朝鲜在这一年之中进行了三次洲际导弹试射。

2018年1月,金正日确认“朝鲜完成了完善国家核力量的历史大业”,并表示有意派遣朝鲜运动员参加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朝韩联手参加了冬奥角逐,随后金正日宣布结束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并关闭朝鲜核试验场。这些举动为相应停止美韩军事演习以及金正恩与其他地区领导人之间的一轮前所未有的峰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金正恩同样做出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承诺:“核武器研究部门和火箭行业应大规模生产核弹头和弹道导弹。”大家都说,即使在和平外交的过程中,朝鲜仍在继续生产更多的核武器,并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来储存核武器,最近几份报告也突出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金正日在建立互信的几项重要措施方面也信守诺言,这些措施是2018年9月他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板门店峰会上达成的。这些承诺包括在朝韩边境非军事区内清除地雷并拆除哨所。这些措施已得以落实,并进行了现场视察。
关于金正恩在过去几年中就核和安全问题所作的公开声明,他没有说明的地方也值得注意。他避开就朝鲜无核化作出具体承诺,更不用说澄清朝鲜无核化的具体样子。鉴于外交的不确定性以及朝鲜措辞上对核武器的重视,显然他极为谨慎。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在考虑与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的先决条件的时候,金正恩的2019年新年致辞可能会含有关于其意图的一些线索。金正恩可能发布的最有意义的信息或许是成功完成大规模生产核武器和主动停止朝鲜核弹生产,包括裂变材料、弹头、导弹和导弹运输车辆等。

如果金正恩公开宣誓全面停止发展核武,那么这将是朝鲜首次表明承诺限制核发展并最终推翻其核计划。这样的承诺也表明朝鲜有诚意促进朝韩和平进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朝鲜继续制造导弹,而韩国继续进行和平谈判,显然有违逻辑。

不得不承认,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作出如此承诺的可能性确实很低。但鉴于他最近信守承诺的情况,无论他说什么,对华盛顿来讲都会很有分量。如果他发出进一步限制核武发展的信号,那么应该得到美国发表互惠声明作为回应,例如宣布愿意考虑少量的制裁豁免或其他有意义的措施。

考虑到扭转朝鲜武器计划未果的历史情况,分析人士对朝鲜核承诺持谨慎态度,无疑是正确的。这使得识别现实的、可接受的后续步骤变得更加困难。朝鲜立即裁核是理想的目标,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目前阶段,更加务实的道路是得到可信的信号,即金正恩愿意限制朝鲜军武的无限制增长。如果以行动换行动的方法难以凑效,或许朝鲜和美国应专注于以言语换言辞的心态来推动这种僵局破冰,并在2019年保持外交活力。

 

在四十周年节点上的中美关系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Forty-Year Mark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赵通(Zhao Tong),   陈琪(Chen Qi),  韩磊(Paul Haenle)

问:中美关系在过去的40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包道格:这一双边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重回大国地位,但迄今为止,美国尚未重新想好应如何与中国互动。最终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但两国应该能够在保护它们自身利益的同时相处互动。问题是它们应该怎么做。

问:过往历史如何影响中美对彼此的看法?

包道格:中国人背负着各种版本的历史,有许多怨恨。而另一方面,美国人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健忘,且十分具有创造性。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于去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对美国与中国交往历史的幻想就可略知一二。对历史相互矛盾的处理方式经常给相邻国家带来困扰,因此在这一方面,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地理距离是一个有效的缓冲。

问:中美当前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包道格:最重要的问题与两国深层次的不同有关。大多数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无法回归威权主义,美国的政治体系也没有按当初设计的那样运行。

大国并未如他们预想规划的那样成功,是因为强大对手的所作所为,而非它们自身的错误。中美目前视彼此为“鬼怪”。这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但像企业和大学这样想在海外参与的矫正力量似乎也无法阻止。

问:未来40年可能会发生什么?

包道格:冷战时期僵化的国际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一种新的权力政治平衡正在兴起。正如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所显示的那样,管控这种权力平衡需要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明智和谦虚的高效领导人。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形势可能会变得困难。但以史为鉴,两国应该能够避开冲突,在各自的道路上摸索出与对方同行的方法。

问:在过去的40年里,中美间的安全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赵通: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与贸易和经济合作等传统的积极领域相比,两国的安全关系更多地受到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驱动。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两国正式建交后的短暂蜜月期间,中美仍因相互猜疑而对彼此保持着很深的安全忧虑。

问: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角色是如何演变的?

赵通:几十年来,两国还未能在亚太地区(包括南海等海上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地区)找到能相互接受的安全角色定位和未来发展愿景。

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对其捍卫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阐释,认为这是其遏制中国崛起的虚伪借口。中方也认为,它有正当权利使用其海空力量捍卫领土主权。

另一方面,美方担心自己正在逐渐丧失其在军事能力方面的优势,乃至无法有效回应其所认为的中国扩张。

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弥合它们对彼此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的看法上的巨大鸿沟,那么它们将继续各说各话。两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对抗可能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进一步升级。

问:核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有多重要?

赵通:中国认为,其核威慑力量有助于防止其与美国发生重大军事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稳定的核关系是中美总体安全关系稳定的基石。

然而,这一基石正在被新的非核战略军事技术侵蚀,例如导弹防御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武器。中国专家担心,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些新技术来威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

若没有有效的军控机制,甚至没有实质性的官方对话,那么维护中美两国未来的稳定核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两国安全关系中潜在的冲突点是什么?

赵通: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是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领域。台湾问题尤其让人担忧。这个分离的岛屿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本土认同感,并努力实现事实上的独立。

然而,白宫和中南海的领导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在上述地区避免战争,除非他们面临史无前例的、直接威胁到他们权力稳定的国内危机。长远来看,日益激烈的军备竞争是对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更大挑战。

中美安全关系会好转吗?

赵通:中美对两国安全关系中的许多基本问题持相反的看法,也很难克服意识形态上逐渐明显的分歧,这为双方对未来的安全格局达成共同的原则、规范和愿景造成了重要挑战。这一根本性问题目前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

因此,两国在近期应着眼于现实目标,管控军备竞赛的强度、范围和后果,并降低由偶然因素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问: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的40年里是如何发展的?

陈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了互利共赢、无法脱钩的深度融合局面。

问:中国和美国如何看待对方的经贸政策?

陈琪:中美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的缓慢进展给两国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和政治极化现象。中国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市场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而科技进步和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带来美国铁锈区经济凋敝和华尔街财富剧增的社会再分配失调。

面对中国经贸实力的快速上升,特朗普政府日益对中美经贸关系采取竞争性的零和思维和以贸易对等开放为结果导向的贸易谈判立场,中国则坚持在WTO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优惠待遇立场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深层次矛盾。这是2018年中美贸易关税出现一报还一报的紧张对抗甚至阶段性升级的原因所在。

中美两国如何发展更好的经贸关系?

陈琪:中美建设性经贸关系必须进入新时代,这有赖于双方共同利益的深化,以合作共赢的政策协调来化解相互的既定具体分歧,以基于规则的谈判促进更开放的多边合作,以国内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双边经贸关系的再平衡。这其中的关键是共识性的合作承诺、对规则演变的耐心和真正付诸实施的行动。

科技为何成为中美关系中竞争的重要来源?

陈琪:中美两国有所不同,但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是相同的。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技术扩散之间需要保持适度的张力。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离不开国际合作和开放的市场,中美之间富有活力的技术竞争、科研交流和产业分工可以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带来积极作用,而技术封锁和经济脱钩只能造成双方都受损。

问:中美在过去40年里主要学到了什么?

韩磊: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1978年中国采取的市场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合——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正如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所表述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的外交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活力,反过来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帮助两国解决了双边关系中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包括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意外爆炸事件、1995年到1996年间的台湾海峡危机和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现在,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中国正寻求解决40年来快速增长造成的失衡问题。中方也在适应全球化的影响、新技术及其自身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中国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一决定,不仅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问:中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理解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韩磊:贸易战开始时,北京的一些人表示,这是特朗普在迎合他的政治基础。另一些人说,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破坏中国崛起和改变其政治体制计划的一部分。很多中国观察家断言,美国正在将其国内问题的责任转移到中国身上,而不是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而这些解读并未承认中国在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中方没有认真对待美国此举是在回应对中国经济政策和缺乏经济改革的合理不满的主张。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忧。

如今,中方已经认识到,中国采取的一些经贸行为及其更加主动的外交政策已经疏远了许多曾经欢迎中国崛起并帮助中国发展的相关方。现在的问题是,中方是否有意愿解决这些担忧。

问: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哪些领域合作?

韩磊: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下一步行动。该计划旨在让市场力量成为分配资源、减少政府干预和发展强大私营部门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多,将既有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帮助解决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企业的抱怨。

问题是下一轮改革是否足够广泛、足够深入和足够快。若新的改革以足够的势头推进,将有助于解决当前的贸易危机,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问: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是否根本互不相容?

韩磊:简短的回答是——不是。更多的竞争无疑会导致冲突。但是国家间总是会有冲突,无论盟友或是对手。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两国都没有准备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方面问题的时候。它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减少对抗的风险,并允许中美以一种双方都受益的方式合作。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现在是时候展望中美关系的下一个阶段,问问是否需要重新定义这一双边关系。如果需要,为何如此?两国能设计出管理竞争的机制吗?

太平洋两岸的情绪都很高涨。但现在解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抓住两国关系未来的巨大潜力。

 

中国缘何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

Why Did China Stand By Maduro in Venezuela?

陈懋修(Matt Ferchen)

2019年2月5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两周前自封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国民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于本周末敦促中方放弃对委内瑞拉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支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的几个拉美邻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早已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合法民主代表。

中委关系问题丛生
委内瑞拉正在缓慢陷入危机,对此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在担心自己受到影响。马杜罗和瓜伊多的合法国家领导人之争陷入僵局,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如何卷入与委内瑞拉的失衡关系的质疑。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关于中国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国际发展和南南关系领导者的故事。

简单来说,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陷入困境,是由于中国对大规模贷款换石油交易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的误判所导致的,而此后中国也不愿承认最初的判断失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以下是中国希望委内瑞拉能保持稳定并对其主权提供支持的原因:

1.中国迅速扩大了与拉丁美洲的商品贸易
中国与拉丁美洲从21世纪初开始强化商业关系。中国对南美丰富的矿产、农业和能源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此迅速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铁矿石、铜和大豆产品是中国与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主要贸易种类。对于中国和委内瑞拉来说,双边关系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石油。

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且在不断寻求扩大和多样化其供应源。1999年乌戈·查韦斯担任总统之后,委内瑞拉越来越强调对石油贸易关系多样化的注重,且表示不愿过度依赖美国,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合作伙伴得到青睐。委内瑞拉是南美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2011年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甚至超过了沙特阿拉伯。

中国和委内瑞拉日益发展着国家层面的以贷款换石油的模式。中国方面的主要机构是在2007年至2016年间对委内瑞拉贷款超过550亿美元的国家开发银行(CDB)。委内瑞拉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查韦斯和国有石油公司PDVSA,他们同意向中国运送确保的石油来抵押偿还贷款。

查韦斯2013年患癌离世,第二年油价崩溃,但当时已有迹象显示中委关系陷入了困境。比如,委内瑞拉每年出口至中国的石油很少接近双方政治家们承诺的数字;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希望优先获得对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油带的上游投资机会,却屡屡碰壁。

2.北京错估了政治风险
随着查韦斯离世以及2014年开始的油价大跌,一些质疑开始出现。委内瑞拉能否继续偿还对中债务?中国既然心存顾虑,为何仍要支持马杜罗政府?答案在于对中委关系的稳定性存在着一种错误的估计,以及一种冒险心理——支持委内瑞拉保留现状的风险比公开支持其他经济或政治变革的风险要小。

正如我在2011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表示的那样,中国外交官和研究者一致认为,中方与南美洲扩大以商品为基础的纽带是“互补”和“互利”的,因此这一关系实现稳定和自我强化是水到渠成的。就中委关系而言,中国官员和智库学者一直依靠发展与稳定之间所谓的良性循环,来解释这种关系的内在稳健性。

3.中方官员坚持相信互补发展
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中国存在巨大的石油进口需求,而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能力巨大,两国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商业互补基础之上,比委内瑞拉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更持久。即使委内瑞拉的局势已变得动荡不安,中国却仍在宣扬这一比较优势观点。

就委内瑞拉而言,中国这种假设的先决条件是相信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坚如磐石。查韦斯深受民众拥护,对委内瑞拉政局的掌控游刃有余,而且非常支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让中方感到一切正常。

查韦斯的离世,再加上此后不久石油价格暴跌和生产陷入困境,加速了委内瑞拉陷入危机的进程。然而,中国却拒绝承认情况有变。中国虽已从2016年左右开始缩减对委贷款,但在危机逐步加深的过程中,做出的官方回应都是希望委内瑞拉保持“稳定”和继续“发展”。

4.北京是在冒险
即使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已在上月进入最新阶段,中国基于一些考虑仍不愿加入支持政治变革的阵营,甚至不愿公开承认中委关系已陷入困境。对于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已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中国官方回应称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国可能希望继续对委内瑞拉提供财政和外交支持,最终为未来的石油贸易和投资铺平道路。美国和俄罗斯就委内瑞拉未来的政治领导层相互攻击,而中国保持中立,可能是希望扮演委内瑞拉务实合作伙伴的角色,由此在未来获得更多的石油资源。中国希望把对查韦斯和马杜罗的长期财政和政治支持限定为纯粹的实用主义,而不涉及意识形态,对于委内瑞拉如此分化的国家来说,实施起来可能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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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

美国在亚洲的未来
America’s Future in a Dynamic Asia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研究报告, 2019年1月30日
 
美国无需撤出亚太,但需适应不断增长的中国国家利益与影响力。美国无法切实遏制中国崛起。中国拥有多元邻国,且与邻国都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关系。但是,中国的邻国也需要与外部伙伴合作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为了扩大在亚洲的国家利益,作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灵活政策既要避免中国的邻国陷入大国争端又要防住他们完全置身事外。换言之,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结合对华接触与促成中国邻国形成战略缓冲。
 
在安全领域,作者建议美国应重新评估在亚洲的军事部署,格外注意技术领域和交战区的军备情况。否认中国前往西太平洋的航海通行权会给美国带来困难。
 
在经济领域,作者建议美国应在贸易问题上与欧盟及日本合作,软硬兼施迫使中国减少重商主义趋势。此外,美国应当改革世贸组织并加强其作用。在中美诸多关切领域中,美国应该筛选优先事项,向中国呈现综合改革目标,而非通过关税和其他行政手段单边处理。美国应该采取灵巧策略,借鉴中共十八大设立但沦为空谈的改革议程,以外部压力帮助中国重启改革。
 
除此之外,华盛顿还应重新审视跨太平洋合作合伙协议,采取务实态度解决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在内的冲突。尽管美国国内诸多游说团体怀疑该贸易协定,但自由贸易符合未来美国利益。数字化技术和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美国经济,新版跨太平洋合作合伙协议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可以像磁铁一样吸引中国参与共同繁荣。
 
当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危机,中国会继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按部就班,以中国制造2025位目标发展高新产业。华盛顿当局应该认识到,美国投资者(包括养老金和社会救济领取者)可以从中国高新产业中学习经验并获得利益。与此同时,北京当局应该采取采取市场原则鼓励竞争和投资。既然美国已经修订外国投资法规,华盛顿当局应该鼓励产业界加强对科技和贸易机密的保护。同理,美国大学也应该在保持学术开放的传统上重新审视外国学生获取敏感技术的权限。
 
作者总结道,在中国复兴的过程中,美国应在捍卫国家利益与寻求对华合作中保持平衡,并在必要时做出妥协。在今后数十年中,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与否。
 
美国是否应该担忧中国崛起?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约书亚·谢福森(Joshua Shifrinson),《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18年第4卷第41期
 
无可否认,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正在走向相对衰落。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一定会发生?作者并不这样认为。
 
作者提出了一个权力转移的理论框架。新兴国家不一定会扮演掠夺性角色;崛起国家的战略因时而异。具体而言,崛起国家对相对衰落国家有四种战略:降级(relegation)、强化(strengthening)、削弱(weakening)和巩固(bolstering)。降级和强化战略最为极端,削弱和巩固是介于两极端之间的折中策略。崛起国家根据对伙伴的需求以及潜在崛起力量的威胁来决定如何对待相对衰落国家。
 
在该分析框架下,中国的实际行为比通常认知更为克制;总体而言,中国似乎在寻求缓慢削弱美国优势并伺机以牺牲美国利益换取中国利益。尽管中国加强军备并在领土争端中保持强势,但中国的行为并不合符降级策略。首先,中国军费增速并不快;其次中国在领土问题的强势态度已经持续数十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未划分势力范围驱逐美国或破坏美国盟军网络。中国虽然综合国力大幅增长但仍无力抗衡美国。避免激怒美国符合中国利益。
 
作者预测两种情况下中国的对美战略可能发生改变。第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到足以让美国无力抗衡且不存在潜在竞争者,那么中国可能寻求降级策略,打击美国经济,分化美国在亚洲盟友,重塑全球体系;第二、亚洲局势出现重大转变,原本的中美在亚洲两级格局被日本再军事化、印度崛起或俄罗斯复兴所打破。如果上述情况发生,中国可能寻求完全放弃掠夺性角色,合纵连横寻求强化策略以获得美国的支持。
 
如果第一种情况发生,美国应寻求以军事手段威慑中国。尽管看上去这一政策代价高昂,但在美国只需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突发事件中可以迅速对华实施海上封锁即可。如果第二种情况发生,美国可以表明与中国的合作意愿且美国不对华构成军事威胁;此时美国还可以将亚洲的军事存在作为筹码促成中美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总之,中国崛起会给美国带来问题,但该问题是可控的。
 
政府必须谨慎运用人工智能
We Need to Get Smart About How Governments Use A.I.
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9年1月30日
 
人工智能(AI)分三种:弱人工智能、普通人工智能、以及超级人工智能。第一种指的是需要人工操作而运作的及其,比如翻译软件。这种AI是无法创造的,且会完全依靠数据分析来运作或预测未来。但是,靠数据和信息而运作的程序能力有限,且运算过程越复杂便越难识别其中的运作的方式。第二种AI是指与人类有着相同能力的人工智能。这种AI将能够胜任人类的任何一份工作,但现代的科技还未达到这种程度。许多科学家认为现代的技术科技离普通人工智能还有一段距离。第三种人工智能指的是能够超越人类的科技。这种电脑的编程能够使它们在各方面超出人类的负荷。这种科技在现在看来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作者指出,现代科技的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的使用,并且还可以被政府用于治理国家。比如说,中国的AI监控能力被用于采集全国人民的信息,以方便管理边远地区的人民和各个省份的人口。国家推出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人工智能监控的一种:社会信用的评分是每个人的公共账号,平台信息,等信息资源算出的信誉评级。政府还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在社交平台上面快速和大量地传播虚假的信息。最后,现代人工智能的视频和语录伪造能力也在日益提高。若被国家滥用,我们会很难以分辨真假。
 
虽然许多国家都大量投资人工智能,中国和美国遥遥领先。中国希望在2030年取得世界上最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承诺为此花费1500亿美元。在现状看来,美国和中国都有各自的优势。人工智能主要有三方面:机器学习、好的计算程序、和计算能力。美国在程序和计算机芯片方面有更深厚的经验,而中国的数据量大于美国的,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中国的程序在日益进步,而在有好程序的前提下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去验证和提炼已经写好的程序。而 数据在未来便是决定人工智能技术胜算的基准。
 
作者指出,人工智能的提升说明政府必须有意去规划使用人工智能的规则,让人们能够从中收益。中国在向外传导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 ,让其它国家也获得同样的监控能力。当诸多国家持有可采集大量人民数据的科技,各个政府必须考虑如何负责任、无偏见的使用它的技术。
 
美国的债务必须继续上升
Why U.S. Debt Must Continue to Rise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9年2月7日
 
作者认为美国的债务升高是必然持续的。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债务问题以及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二部分指出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持续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储蓄结构的影响,这种结构的扭曲便直接的造成了对债务的增加。
 
债务分两种:自偿债务和其它债务。自偿债务的融资项目所增加的生产力将足以还清它原本申请的债务。这种债务对经济是有益的。而其它类型的债务包括家庭以及非生产性的政府和企业债。这种债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经济的发展前景有直接的关系。家庭债务和政府债务一般的债务都是非生产性债务,会增加消费但不会增加偿债能力。企业一般拿的是生产性债务,但用于还债或投资于没有成长性的项目的贷款也只会增加社会的消费量,属于非生产性债务。
 
作者认为,美国近年来增加的债务几乎都属于不可持续及非自偿债务的类型。只有在债务提高的前提下才能促进经济活动,保持失业率。美国政府为了达到低失业率的标准从而选择负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可以从美国与其它国家形成的贸易逆差中看出。作者将贸易逆差解释为一个过剩储蓄转移的问题。降低家庭部门的GDP份额会降低家庭的消费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在出口货品的同时,国内过剩的储蓄也将会转移到购买出口品的国家。美国属于接受其他国家过剩储蓄的国家,但美国并不需要这些资金来资助它的经济活动。如此便造成了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美国的国外储蓄过剩造成了国内储蓄的降低。这是因为资本账户的盈余意味着经常账户的逆差,也意味着投资高于储蓄的情况。如果国外的投资不能增加美国的投资,它便只能压低美国的储蓄。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收入差距的增大,也是美国储蓄降低的原因之一。虽然收入的不平衡代表更多的资金流向高收入、储蓄率偏高的家庭,但是高收入家庭储蓄的升高便代表着低收入家庭储蓄的降低。最终,全美国的储蓄是无法靠资金在家庭之间的转移升高的。只有在将储蓄用于有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才会提升储蓄的总额。
 
以上两种原因对美国造成了失业率升高和储蓄的降低。美国本账户的盈余使得美元的汇率升高,使得美国家庭占的GDP比重上升,同时代表美国的消费的份额也扩大了。消费在GDP的比重变大也就代表着储蓄的比重在缩小。另外,当美国进口大量的便宜外货,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和收入差距造成的低消费需求)意味着美国失业率的升高。而为了降低失业率,美国政府会采取扩大信贷和货币供应来促进经济活动。这会直接的创造许多新的贷款,降低全国人民的储蓄。
 
退出中导协议不会帮助特朗普对抗中国
Leaving the INF Treaty Won’t Help Trump Counter China
帕内·瓦蒂(Pranay Vaddi),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9年1月刊
 
在特朗普宣布推出《中程导弹协议》之后,分析家指出地面发射的中程导弹 (GBIR) 可以更有效地对抗中国、与空射和海射的导弹相比更便宜,更有实战能力。但作者指出,GBIR并不存在这些优势。
 
首先,由于特朗普在宣布推出前未和美国的盟友商量,让美国将来在亚洲国家部署GBIR更有挑战性。安倍晋三曾说美国退出协议将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的选择。许多日本国民已经反感驻日美军,对部署GBIR更会激烈地反对。考虑到萨德所引发的外交纠纷,韩国也不太可能支持美国的举动。
 
即便有盟友同意美国在境内部署GBIR,美国也还会面对军事和战略性的挑战。 最有可能作为美国导弹基地的盟国是澳大利亚或者关岛。但是,关岛最明显的问题是它的地理大小。只有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关岛会降低地射导弹的移动性优势,减少它的生存力。而澳大利亚距中国超过5500公里,远超GBIR射程。最后,美国也必须考虑在亚洲部署GBIR对美国与盟友和中国的关系所造成的改变。中国可能会对GRIR做出激烈反应,也许会用试图以网络攻击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或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在这场比赛中,中国占优。
 
除了国际问题,作者还指出了部署GBIR对美国的经济挑战。虽然运输GBIR的平台比运输海射或空射的导弹更便宜,但是这两种平台比GBIR的数量更多,美军和盟军对它们更熟悉,也更能有效的运用。作者建议美国政府把即将投资于GBIR的资金用于一些美国已经有研究的空射或海射工程。美国应该着重升级目前装备,而不是装配新武器。同时,美国应该尽快与亚洲盟友讨论GBIR对地区稳定的影响,以及了解盟友意愿及部署GBIR对华的战略优势。美国只有及时弥补和盟友之间的关系才能妥善处理GBIR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