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件: 金融时报
是否如某位政治局常委之前所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果？或者至少像官方描述的，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除了提高的安保级别表明重大事件正在发生，为期四天的会议低调落幕。最终发布的公报既振奋人心，又不免让人捉摸不定。
如以往公报一样，此次全会公报内容全面详实，照例对历届领导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达了敬意，同时肯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公报还在照顾各派的情况下兼顾了方方面面的议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依法治国，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这是意料之中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议题上：此次全会将如何调整国家的作用？这届领导班子将如何证明其行动的意愿？在第一个问题上，公报努力把握好尺度。公报明确指出，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非“基础性”作用），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里暗指政府将采取行动，消除严重的价格扭曲，抑制自身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这种干预加剧了效率低下。但公报同时也重申了“公有制”在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表明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受到限制。
在第二个问题上，公报称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推进改革议程。这即说明，如今，改革比以往更加复杂，牵涉多个部门。目前，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成员的职责分工过细，致使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无法推进。拟议成立的领导小组将打破这一僵局。
此次全会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全面框架，但正如预料的那样，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在亟需改革的事项上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所以“改什么”从来都不是关键问题。围绕“如何改”、“何时改”以及“改到什么程度”的辩论才是永恒的主题。
公报对个别领域谈得比较细致，这些领域都存在有能力在国家一级开展改革的专门机构，比如金融和财政系统领域。但就大多数议题而言（考虑到各地区间的差异，在这些议题上理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做法），改革将主要由地方推动，结果较难预测。
未来几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确实允许市场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届领导班子确实能够从根本上改革重要的经济制度，那么此次全会或许可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
但对市场而言，更紧迫的问题是这届领导班子能否制定战略，以扭转债务骤增的态势，和为发展打下更持久的基础。它们希望看到更具体的行动，打破地方政府与其实际控制的银行之间的不正常关联。鉴于国家扮演着贷款人和债权人的双重角色，这种关系造成了各种过度短期行为，中国各地的所谓“鬼城”正是产能过剩的例证。
市场还希望看到私有部门在开发高价值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服务包括金融、媒体、电信、教育和卫生。这届领导班子可能会动摇国有企业的受保护地位，允许私有部门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但全面私有化仍不太可能发生。
针对民众普遍担心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腐败和污染问题，全会公报提到了支持法治，并至少提到一项具体行动，即建立一个重组的国家安全系统。这可为应对社会紧张态势提供一种更加全面和灵敏的应对方式，但它也可能转变为一种更严酷的高压手段。
改善对城镇化进程的管理既能解决社会问题，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并不总是认可这种关系。城镇化的意义不止在于让更多人迁入城市。如公报所指出的，它还包括统一和改革城乡土地市场，这样农民就能以公平的价格出售其对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权。城镇化的目的还在于让农民工充分享有社会服务，这有助于增进公平和刺激消费。
中国的未来不仅要依靠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有赖维持稳定的政局。公报中提到的许多行动可能会扩大遏制腐败所需的改革范围，和激发提高社会正义的意识。财政改革和减少对银行的依赖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收缩国企权力和精简政府办事程序将可抑制寻租行为。促进服务型经济，减少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依赖，有助于缓解环境恶化。城镇化将增强中产阶级的话语权，对信息流动自由化趋势施加压力，和促进司法进一步独立。总之，这些都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届全会上着重强调的、尚不明确的“中国梦”注入实质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