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限的改革
China’s Third Plenum: Limited Reform
包道格(Douglas H. Paal),2013年10月29日,亚太政策简报(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

北京已经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这是继2012年11月选举7位政治局常委的一中全会和2013年3月选举未来五年内为本届常委会服务的政府关键部门领导人的二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因此,在经过了第一年的人事更迭和内部协调以后,三中全会将遵循近期的惯例,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新政府所制订的各项措施。

国务院日前郑重宣布,本次会议将向世人展示党中央“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本次全会筹备过程有关的早期口号和分析表明,中共可能会全面深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

然而现在看来,在这一阶段政治改革会让位于经济改革,这一点显而易见。从最近拘留和逮捕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的行动到共产党内部的“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会议,都表明新的领导层对同时承受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如果有的话)风险持谨慎态度。戈尔巴乔夫试图将政治开放与经济变革相结合的努力终归失败并由此导致苏联解体,这一前车之鉴看起来像是笼罩在中国领导人思维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中国共产党对其未来公开表示担忧,不过党中央已经决定加强内部纪律,严厉打击腐败风气,以此作为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虽然有时候措辞雷同,但这并未是向毛泽东主义的激进转向。不过这也清楚表明,中共还没有准备认真考虑要制订一条更为开明的路线,或者要从根本上改变其治国的本质。

许多内部和外部批评人士都主张加以改革的政治和社会政策之一就是户口制度,或者说是户籍登记制度。虽然评估数据结果差异巨大,但仍有数以百万计来自中国落后农村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以非正式职工的身份居留在城市中,并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他们无权登记为城市居民,并因此被公立学校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拒之门外。身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必须加倍努力工作,尽可能地省吃俭用,他们是经济变革之风面前最不堪一击的脆弱群体。李克强总理一再地表达要扩大城市化的愿望,这很可能是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题,并有可能会为那些愿意卖掉土地成为城里人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提供新居。

尽管其处境明显不公,但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仍有可能会再度沦为改变现状的高昂成本的牺牲品。使他们获得城市居民身份会令财政支出大大增加,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在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时更显拮据,同时还会增加经济环境收缩的风险。此外,户籍制度是由公安机关维系的,其领导人选在本届党代表大会中变化不大,因此倾向于保守行事。

在担任党和政府关键职位者身上可以找到三中全会改革前景的一项重要指标,它预示着在金融领域会进行有限度的改革。习近平和李克强用尽千方百计,与其前任经过多次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才踏上权力的顶峰。妥协的结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中有五人因为年龄限制而在任任期不能超过五年。他们中有一两个人倾向于进行更大手笔的改革,但其他人并不这么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常委们有的是主张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有的主张迅速改革,还有的持中庸之道,在这样一种观点各异的情况下,习近平和李克强必须对其政策议程进行抉择取舍。

虽然在前领导人胡锦涛执政后期“共识”就因常常等同于“优柔寡断”而有了贬义,但它仍然是进行决策时的优先选择。毫无疑问,如果习近平和李克强当真有改革议程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在2017年十九大的下一次常委改组以后才会全面贯彻落实;到了那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份清白的候选人名单,可以在最高决策机构安排他们自己的人了。

如果这一分析正确,最有可能提上改革议事日程的是金融部门的改革,这是被历任改革者们放到最突出位置的一个部门。放开利率管制、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引入竞争机制等都是明智之举,是实现长期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提高银行业效率的步骤——虽非全部步骤但却是重要的步骤。这可能会为外国金融公司更深入地参与中国经济提供良机,但具体细节问题仍有待观察。

应该降低对价格的监管力度,以便更好地把握成本并在确定价格时考虑到环境的影响,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能源、电力和水的使用需要进行更加仔细的斟酌,并使其稀缺性在价格计费中体现出来。外国公司进入这些领域的机会也可能会逐渐增多。

财政改革势在必行,以使众多的省份与直辖市拥有更为稳健的基础。当局刚刚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债务审计工作,早期报告显示,未清偿的地方债务金额为14万亿人民币。领导者已经确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需要达到7%-7.5%,以便维持用来清偿债务所需的财税收入,但是新增财税收入及减少无资金支持委托的问题有可能会在三中全会上水落石出。

许多观察人士推断,国有企业(SOE’s)将成为改革所针对的目标。正如前总理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关闭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那样,虽有阵痛却终获成功。

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不太可能,其原因有二:首先是现在的国有企业是赚钱的,对体系的财政健康贡献程度虽小但却十分重要,这一点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第二是意识形态,因为党内的保守派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至少拥有一些“生产工具”。尽管许多国有企业都具有寡头卖主垄断特征,尽管高层领导人的“太子党”子女从这些国有企业中获得的收益与其付出不成比例的事实令人反感,但是国有企业背后的既得利益者显得太强大了,现在根本无法从正面对其下手。

可能取得的一个结果就是,当前领导层中的财政部门改革者努力寻求采用间接手段削弱国有企业和国家指令性经济特征的主导地位,以便建立更具竞争力的环境。如果能在逐步放开利率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有可能迫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如果政策鼓励私营部门竞争对手的崛起,鼓励将全国性的国有企业拆分为地方性的国有企业,就有可能使中国从中获取最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回报,而这一陷阱已经阻碍了其他许多国家的发展。

但是显而易见,既得利益者会认识到这些对其做生意方式本质构成潜在挑战的措施,并为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对。未来几个月内这可能是更有趣的政策领域之一,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一个则是新近成立的上海综合保税区。在期望上海综合保税区会给外商投资带来什么样影响的问题上,考虑到“国民待遇”和资本自由流动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因此权威人士看法不一。综合保税区是迫使国内竞争者强化竞争提高效率的一种合理方式,抑或只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丢给上海有关部门的一块骨头?现在正在就综合保税区的规则进行着充分的讨论,其结果可能有助于对当前领导层内相应利益集团的各自优势做出判断。外国企业应该仔细考察这一领域,以便对潜在的机会加以评估。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朝鲜半岛:地区性“两级博弈”
Jap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A Regional “Two-level Game”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小原凡司(Bonji Ohara),2013年10月8日,华盛顿特区

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国内政治与地区外交之间的复杂互动造成了一种高风险的“两级博弈”。这种博弈妨碍了日韩关系,阻碍了朝鲜无核化进程,并对日本以及美日同盟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一些国内政治、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外交因素之间的内在紧张局势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将有助于缓解这种形势。东京基金会研究员、日本海上自卫队退休海军上校小原凡司从日本人的视角,根据其在中国和朝鲜的个人经历,对这些外交与安全动态进行了分析。詹姆斯•肖夫主持了讲座。

2013年台海局势发展:新趋势与前景
Cross-Strait Developments in 2013: New Trends and Prospects

包道格(Douglas H. Paal),梅健华(Kim Moy),2013年10月3日至4日,华盛顿特区

2012年台湾和美国大选以及中国领导人换届之后,海峡两岸的关系总体上来说保持了稳定。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断增长,中国更允许台湾小幅度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认可台湾作为特别嘉宾出席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地区,正当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亦接触亦疏离之时,尽管各方谨言慎行,台湾始终是一个可能引发争执的敏感问题。在台湾岛内,其民主制度仍在独特的情势下动荡前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拟与台湾陆委会以及国立政治大学合作,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届时,来自台湾、美国和中国大陆的智库小组将对未来数月美国—台湾—中国关系及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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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距离城市
Beijing: The City of Long Distances

大卫•伯韦尔(David Burwell), 2013年10月1日,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与法国里昂相比,北京算是“长距离城市”。伯韦尔认为,北京拥挤的交通以及环境污染的根本问题在于治理和资源。由于缺乏财产税或其他收入来源负担城市融资系统产生的债务本息,城市道路与街道的规划没有将资源充分利用,导致北京拥有大量利用率低、设计不佳和孤立的公共空间;以及大批厌倦了污染、愿意为改善自身生活质量出力的市民。他进一步指出,而这也恰恰形成了北京两大可用的潜在资本——人力以及未充分利用的公共空间。若运用恰当,可用以释放经济价值,提高生活质量。

与中国发展战略性关系
Developing 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穆西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2013年9月23日,边缘杂志(Edge)

中国对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均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不断壮大的市场、快速发展的科技能力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都是马来西亚可加以利用以支撑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宝贵资产。阿拉加帕认为,马来西亚想要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收入经济体,这与中国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存在交集,从而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发展两国战略性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与中国家里战略性关系的同时,阿拉加帕指出,马来西亚政府也应与其他大国保持平稳关系。他认为,明确、一贯的国家战略、创新性外交政策、有效的保障机制以及具有卓越能力的外交家对于实现同时与多个大国建立战略性关系的目标至关重要。

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错失良机
China Misses a Golden Opportunity in Syria

韩磊(Paul Haenle),2013年10月8日,金融时报中文网(Financial Times Chinese)

在此次叙利亚问题的国际合作努力中,韩磊认为中国误读了美国政治以及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的考量。中国这样做错失了展示其大国地位与建设性全球领袖角色的重要机会。韩磊指出,事实上,虽然奥巴马总统强烈认为美国应该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使用,但采取军事行动并非其首选。奥巴马倾向于采用多边外交解决方式,中国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使用其与相关各方(从俄罗斯到叙利亚和伊朗)独特的关系与影响力,在磋商与鉴别有关叙利亚的创造性外交策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本应与美国以及其他重要国家接触,并努力参与解决方案的达成。但与之相反,中国不仅置身事外,还对美国进行批评,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他认为,导致中国消极不作为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中国周边以及邻国的安全相比距离较远地区的安全考量要重要得多。

交通治堵当“限用”而非“限购”
Plate Lottery Wrong Cure to Ease Pressure on China’s Crowded Roads

王韬(Wang Tao),2013年10月7日,全球时报(Global Times)

王韬认为,汽车限购政策也只能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目前的拥堵和污染源是已有汽车。要有效地解决问题,城市的决策者需要将他们的着眼点从“购车”转向“用车”。城市的道路资源是有限的,相比单纯的限购政策,从道路使用权的分配来限制私车使用会更有效,也更合理。他进一步指出,交通状况是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对于中国城市的决策者来说,短期内治理拥堵需要遵循三个主要的政策方向:提高私车使用成本、改善公共交通质量,以及有效管理交通需求。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对外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中国的视角》
Chinese Views on Cyber security in Foreign Relations

史文(Michael D. Swaine),《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3年9月20日

文章指出,当下,许多军事行动和商业活动都越发依赖于网络的通信和信息存储系统。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深化,网络安全问题已经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近数个月来,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了影响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潜在的合作和紧张关系的源泉。来自美国的评估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机构遭到破坏性的网络黑客攻击,而这些攻击的来源即便不是来自于中国人,也最有可能来自于中国政府。

但是,这一猜测遭到了中方的否定。北京一再否认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国网络攻击。同时,北京方面呼吁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制定全球互联网操作规范和建立一个中立的、不受他国左右的独立国际机制以进行监督。但美国一直对这一建议表示拒绝。

文章认为,要了解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了解中国观察家的看法非常有必要。文章选取了三类信息来源:权威观点、准权威和非权威人士的看法,并从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人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是网络安全的定义和相应的挑战;二是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三是国外网络安全威胁的起源和动机;四是中国人对缓解网络安全威胁的政策偏向。

最终,由于网络安全问题在整体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断增加,华盛顿和北京近来同意开展双边战略和经济对话,以成立一个相关网络工作组。然而,迄今为止,这一网络安全工作组对话在减少猜疑和推动合作方面依然进展甚微。相反地,中美两国都在不断加强其网络能力,发展兼具防御性和攻击性的网络技术来打击对方。作者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一网络军备竞赛可能会加剧中美间的不信任。

 

《无可逃避:核武器的持久管理》
No Escape: Managing the Enduring Reality of Nuclear Weapons

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3年10月2日

文章指出,冷战后时期,新兴核大国的出现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核扩散的担忧,并再次呼吁废除核武器。然而,未来几年中,对核武器的追求和发展在亚洲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许多国家希望通过核武器增强国家安全和威慑能力。可以确定的是,亚洲承载着许多核大国,其核能力不尽相同,但这一区域核武器数量将会增加。因此,美国必须准备好面对核扩散的现实和思考废核主义。

废核主义的逻辑看上去是合理的:如果核武器不复存在,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危险也将消失。诚然,有核国家进行核裁军将可能减少无核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动机,阻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但这种思路建立在对无核国家意图的假定之上,虽然是合理的,但却是不可采纳的。即便当前的核大国裁减核力量,无核国家也会觉得受到威胁。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获取核武器的动机往往比较复杂,绝不仅仅是基于外部威胁的考虑。现实也证明了,核武器的削减并没有影响到核扩散:在亚洲,伊朗和朝鲜的核危险并没有解除的迹象,而日本等盟国也在发展核力量上蠢蠢欲动。

文章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亚洲对核武器的依赖将会只增不减。面对这一现实,美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核裁军这一政策作用有限,转而把精力倾注在管理核威慑和应对核挑战上。

文章指出,美国必须保持稳定的威慑能力,尤其是在遏制核扩散方面,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保护盟国和维持长期的全球秩序都十分重要。文章认为,一方面,华盛顿应该对核自给和延伸威慑设定量化标准和要求,从而减少核裁减过程中限制。另一方面,尽管面对预算削减的挑战,美国必须保证其核武器制造能力和必要的核打击能力,尤其是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需要得到保障。除此之外,美国也需要注意,美国在亚洲延伸其威慑能力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这些可能性需要加以仔细考虑。

 

《社会资本与灾难重建:以2008年四川大地震为例》
Social Capital and Disaster Recovery: Evidence from Si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13年9月

文章指出,社会网络的大小对灾后重建有重要作用:一个强大的社会网络令家庭更容易获取信息更新和政府援助。社会网络中的活跃成员还可以帮助家庭申请并获得救灾援助和辅导援助,从而加快社会经济福祉的恢复。此外,是否与相关人士——例如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也可能影响家庭能否方便获得政府资源。

基于此,文章对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为转账汇款提供便利,减少不利因素的统计。这一研究采用了”春节网络“、与政府官员的联系和是否是共产党员作为衡量中国居民社会资本的要素。

其中,由于春节是亲人、朋友和熟人团聚的重要时刻,迁移至外地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家庭之间互相访问并交换礼物,这一节日在保持和扩大社交网络上的作用极为重要。这一时期家庭互动的数量,即“春节网络”的大小,可以作为衡量家庭所有的社会资本的因素。除此之外,家庭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有利于家庭获得更好的获取信息和公共资源的能力。最后,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共产党是否存在从属关系也可能影响农村家庭获取特权的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春节网络”的大小,对住房重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具有较为强大的“春节网络”增加了住房重建援助的数量、永久接受政府援助的概率和获得的援助金额,从而在住房重建方面表现更佳。除此之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也使得其更容易获得更多经济和物质上的支持,从地震的影响中恢复的也就更快。家庭资产的大小,例如拥有的农田面积,与住房重建存在正向相关性。而其他社会资本,例如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和是否为共产党员,对灾后恢复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在控制教育年限这一变量的基础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家庭也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的信贷热潮:新风险需要新改革》
China's Credit Boom: New Risks Require New Reforms

尼古拉斯•博斯特(Nicolas Borst),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文章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后,由一个完全国家控制的单一银行系统向多元的商业贷款系统过渡。但这一改革也伴随着信贷增长过快和不良贷款大量增加,这对银行和整个经济的稳定性都造成威胁。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警示下,中国政府成功进行了银行清理,并重组银行系统。

低利率和大量外债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虽然资本管制使中国幸免于此,但中国的决策者们仍然十分在意经济稳定,认为结构性改革和更好的监管非常必要。这些措施包括财政重组、发行人民币债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成立银监会。这些改革有助于改善中国的信贷分配,也极大地降低了新的不良贷款率。文章分析,虽然这些改革颇有成效,但也带来了过度的信贷繁荣:2009年出现一次性贷款的突增;而监管机构默许非贷款性融资的快速增长,导致整体信贷增加。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信贷热潮, 这可能给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风险,因而通过新的改革来进行重大清理是非常必要。首先,非正式贷款渠道的信贷规模增加,意味着大量借贷未能处于监管之下。而在信贷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薄弱的金融监管可能带来极大的不可控和风险漏洞。其次,国有企业成为大规模不良信贷的来源:随着资本回报明显低于借贷成本,国有企业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越来越多。第三,地方政府热衷于为借贷项目提供担保和资金,刺激了融资平台,也造成巨额政府债务。第四,家庭的财务困境加剧导致居民贷款的坏账率上升。低存款利率和替代性投资选择的缺乏促使更多的中国家庭热衷于投资房地产,而这些按揭贷款是非常脆弱的。

总之,今天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来源已经比90年代时更趋于多样化: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成为新的风险领域。作者认为,解决方案应该是将金融部门的清理、救助和重组相结合,而非简单地关闭。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则需要银监会允许多个省份建立自己的本地资产管理公司。

除此之外,两个结构性的改革也是必要的。首先是体制改革——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尤其是存款利率上限,直到利率回复到市场出清水平。这对减少过剩的借贷需求、提供完善风险分析、提高和开放市场效用以及改善银行间资金分布都有积极作用。其次是引入风险控制的金融系统改革,尤其是在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和流动性风险方面。这将有助于降低金融体系内的道德风险。

 

《中国的小型和轻型式武器出口》
China's Exports of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马克•布罗姆利(Mark Bromley),杜懋之(Mathieu Duchatel),保罗•霍尔特姆(Paul Holtom),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38号文件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型轻型武器出口国之一,而其较为廉价的小型轻型武器也为进口国多样化其贸易来源提供了便利。但其军火贸易也是最为不透明的——尽管中国一直强调其致力于预防和打击小型武器的非法贸易 ——因为中国既不提供出口的官方信息,也拒绝授权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的交付价值。

但这一情形在近年来有所进展:中国已经正式承认小型和轻型武器非法贸易的破坏性影响,并承诺为控制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的非法传播提供帮助,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贡献。虽然中国最开始并不愿意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参与相应计划,但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帮助控制小型轻型武器的转让和非法贸易的控制上达成一致。例如,中国积极参与《武器贸易条约》的谈判会议,接受小型武器的划定范围和潜在风险评估标准。中国在这一贸易领域的发展带动了国际社会对改善武器传输控制系统的关注。

作者认为,中国参与到联合国防止、打击和消除小型轻型武器的计划和行动中来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可以提供大量重要信息和数据,对武器转让控制的实施也极为关键。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表现还有待改善。这表现在:中国对联合国要求其提交小型轻型武器转让信息的诉求未做出任何回应,对建立常规武器登记册的计划也反应冷淡。除此之外,中国对联合国武器禁运制裁的政策也参与有限。

文章指出,中国在防止非法小型轻型武器转让的传输控制方面需要遵守三个原则:首先,武器出口应有助于增强合法受援国的自卫能力;其次,中国的武器出口不应该损害相关地区的整体和平、安全与稳定;第三,中国的武器出口不应该成为一种干涉受援国内政的手段。

 

《危险的中国:值得担忧的时刻到了》
China's Real and Present Danger: Now is the time for Washington to Worry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3年9-10月刊

近年来,对中国威胁的讨论一直专注于其挑战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潜在危险上。文章认为,至少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相比于美国依然是弱小的,因而中国并不能构成近期的挑战。但事实上,中国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北京和华盛顿都认为自己受到威胁,而这种危机感可能迅速地升级成为军事冲突。而过去几年的事件也表明,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虽然中美之间成功解决过几次碰撞,例如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和中美撞击事件,但这些事件之所以没有升级是因为它们不构成真正的危机——即危及到双方的切身利益,从而大幅度增加战争风险。作者认为,如果北京和华盛顿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核心利益的对决,那两国都将有强烈的动机去诉诸武力,从而很难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

近年来,虽然台湾问题上的危机已经得到缓和,但中国与其邻国的领土纠纷和南海海权的争端成为新的火药桶。而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已经做出暗示,表明华盛顿正在准备涉足这些区域冲突。除此之外,海洋领域的航行自由问题也事关两国的核心利益,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作者同时指出,相比冷战时期,当下的环境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危险。首先,中美之间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状况:美国的常规部队优势会给北京带来压力,在不能扭转军事失衡的情况下北京可能会寻求让美国付出惨痛的代价;常规军事优势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换言之,常规军力的复杂性实际上破坏了核威慑的稳定性,双方都有“先下手为强”的动机。

其次,中美两国的沟通缺乏有效渠道。虽然两国高层之间设立有热线电话,但沟通往往不及时。缺乏直接和保密的通信联系使中美可能无法就敏感议题进行讨论,同时也无法共享信息,避免危机升级。而公开声明的方式可能导致民族主义和来自盟国的压力,迫使一方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最后,地理因素也加剧了不稳定。冷战时期的对抗基本集中于陆地,而中美之间的对抗将会从海洋开始。这可能将导致核潜艇部队成为主要力量。

作者指出,要避免悲剧的发生,中美应建立有效的沟通途径,深化军方与军方的交流。两国应该通过尽可能多地共享信息,以熟悉彼此的军事系统来减少危机升级的风险。

 


《“中国制造”的土耳其导弹防御系统》
Turkey goes Chinese for Missile Defense

亚伦•斯坦(Aaron Stein),经济和对外政策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2013年10月7日

近来,土耳其宣布将与中国机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合作生产远程防控和导弹防御系统。土耳其的这一决定令其北约盟国感到震惊和愤怒,尤其是在相关费用将由美国或法国意大利来买单的情况下。

文章指出,购买和维修费用较为低廉是土耳其做出此决定的重要动因。除此之外,中国还向土耳其提供了慷慨的技术转让条款,包括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的建设以及协助在撒比哈库肯建立一个新兴科技园区。相比之下,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和知识产权法案限制了美国国防企业满足土耳其的技术转让的要求,而土耳其本身在建立防御计划上也过于雄心勃勃、不切实际。

但事实上,如果土耳其最终部署一个中国制造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这一系统将可能无法与北约预警雷达相匹配。目前,北约已经支付了接近一半的网络防控雷达费用,但这一系统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系统都不能兼容。这将严重阻碍北约和土耳其共同努力建设的无缝分层导弹防御系统。除此之外,如果没有全面无缝对接,中国制造的系统将可能导致误伤事件。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选择中国的行为可能产生政治上的成本:这无疑将影响土耳其与美国和整个北约的关系。如果土耳其失去盟国的预算支持,那它将可能面临花费资源建立一个独立的导弹防御区域。然而,事实上,土耳其也正在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敌我识别系统,以减少对西方的军事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