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国外交政策的矛盾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包道格(Douglas H. Paal),亚太政策简报(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2013年12月10日

前领导人邓小平曾告诫说,随着财富和实力的增长,中国应保持低调(亦即“韬光养晦”),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不露声色地将这一教诲抛诸脑后,只 是我们或许还未曾意识到这一点罢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在周边地区推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自主专断势头见长,习近平主席也 显示出了与这种情绪相匹配的自信。多数周边国家领导人对此持积极但谨慎的态度,而日本和菲律宾对此的看法就不那么乐观了。问题在于,中国一方面希望从对其 邻国展开的魅力攻势中获益,另一方面又想警惕地维护着对边远地区的领土主张。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在10月24日至25日举行 了一次有关周边外交的重要会议,习近平做了被称为“重要讲话”的发言,随后由李克强总理以及党和政府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依次讲话。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委 员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宣布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翻译为全国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设想。总体来看,这些举动预示着中国政府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 效利用中国最近取得的财富和影响力,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习近平的讲话列举了经济援助、贸易、科技、金融、安全和公共关系外交,将其视为中国区域战略的手段。官方发布的新闻稿并未提及诸如领土争端或将要实行的东海防空识别区(ADIZ)等敏感问题。不过据本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问题都是会议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在九月对中亚四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以实际行动为周边外交会议揭幕。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他呼吁建立“新丝绸之路”,以便增强整个中亚地区能源、贸易、电信和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习近平此次出访反响良好。

在本次会议举行以前,习主席和李总理还于十月中旬参加了在东南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和东亚峰会(EAS)。就在奥巴马总统疲于应付政府关门危机之时,习李二人完成了对东南亚五国的友好访问,并承诺提供援助和发展贸易。

一 项重要成果是宣布筹建“东盟基础设施银行”。据一位官员透露,该设想旨在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港口、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以便 进一步整合中国与东南亚市场。中国希望通过向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的银行资本提供名义捐款的方式实现区域买进,若这一方案得以顺利实 施,其长期经济和软实力影响不容小觑。

区别对待政府和人民

本次周边外交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努力赢得了与中国关系不佳的 国家的人民支持。在中国媒体对日本进行了几个月长篇累牍的负面报道后,十月下旬中国举办了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两国前任官员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出席了本次 论坛活动。媒体对于这一规模相对较小的活动的报道却异常积极,日方与会者能够通过中国的新闻渠道发表署名文章。

自从钓鱼岛主权争端加剧以及 11月23日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在日本进行的有关中国的民意测验结果都相当负面。尽管如此,有报道称中国在冻结两国高层官员交流活动的同时,仍 准备继续寻求改善普通日本民众的态度。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弹性。中国的目标是孤立安倍政府并向其施压,迫使其承认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 存在争端。

同样,中国也以差异化的方式对待菲律宾。阿基诺总统因持续的近海沙洲和暗礁主权纠纷而被一个中国主办的区域会议拒之门外。迄今为止,菲律宾寻求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反对中国领土主张的诉讼已获成功,中国对此恼怒不已。

然而,当台风海燕(尤兰达)在菲律宾南部肆虐时,中国反应虽然迟缓但最终还是提供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协助,甚至派出了新型海军医疗船——和平方舟,帮助救治伤员。

中国对其主张的坚定程度并未减弱

在本次周边外交会议上,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有争议的海上领土的主权要求,这是邓小平对外交事务低调处理的方法被抛弃的又一标志。据报道,会议最终批准了酝酿已久的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目标;在黄海和南海设定防空识别区的计划可能也在规划中。

这 一观念于2008年首次浮出水面并获得支持,当时日本有关中国入侵其防空识别区的报道甚嚣尘上,从而促使中国人寻求针锋相对的做法。中国就这一问题进行了 广泛研究,发现此类识别区不受国际法管辖,中国完全有权建立自己的识别区。当日本官员公开讨论击落飞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尖阁列岛)上空的中国无人机 时,中国国内推动设立本国防空识别区的推力不禁加快。

有关官员将防空识别区看作是增加制衡日本砝码的一种手段。一旦中国宣布设定包括争议岛 屿在内的防空识别区并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日本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国内外压力,甚至会迫使其就接战规则展开谈判以避免摩擦。这就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使 其可以坚持以下前提,亦即日本必须承认在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而这正是日本所不愿承认的。

考虑到此次周边外交会议所拟定的政策要 点普遍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设定新防空识别区的公告显得尤其不妥,在与邻国打交道方面也可能会事与愿违。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防空识别区的责任,亦须对声明负 责。该声明乍听起来让人感觉警告意味十足,毫无安抚宽慰之意。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负面反应十分强烈,其他邻国也忐忑不安,中国不得不在随后 尽力澄清安抚。

这种拙劣的做法,与中国领导人普遍具有的为中国持续发展而促进地区环境稳定的积极意愿形成对照,这可能是因缺乏外交经验的军 人步入外交领域所带来的持续影响所致。中国前外交官反应迅速,他们请外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层,诸如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发布公告前进行事先协 商,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负面反应。尽管表现不佳,但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家安全理事会,最终译法待定)仍有望弥补政策执行方面的差距。

但 同样有理由认为,在涉及主权问题时,中国领导人仍会理直气壮地采取强硬立场。当然,习主席在过去一年的言行表明,中国强调对宣称有争议的领土采取积极防御 措施,同时主张不断提升其军事实力,特别是在海上活动这一新领域。通过上周的中国之行,不难看出普通中国民众对政府通过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建立起来的与日 俱增的影响力倍感自豪,相比之下,批评的声音要少得多。

许多中国人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政府以其他国家无法阻止的方式迈出了加强并扩大中国影响力范围的一步。这种对设定防空识别区公告的自豪感,与其对采用海事管理机构表明中国在争议海域存在的自豪感如出一辙,这种处理方式在表面上看是民间手段,以此规避直接的军事对抗。

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采用了资源充足的议程谋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美国政府曾多次对此类影响力竞争表示欢迎。中国在1998年至2008年间曾推行过类似议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南亚地区尤为如此。

不 过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对其邻国的领土主张也变得愈发不能容忍。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充分利用他国涉及领土 纠纷行动的方法,例如越南设立了一个自治市对有争议的南海诸岛进行管理,中国即采取了更为有力的行动对此做出回应,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一系列你来我往的连 锁反应。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中国是文治还是武攻,其邻国对来自美国的抗衡作用的需求都将继续增长。这使美国在维系美国人民支持的广泛的经济 与外交活动之余同时投身于中国邻国的安全领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所象征的这种提升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途径正是美国在该地区固有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 东北亚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相对低水平的军事发展往往会暂时削弱与中国纷争的影响力;然而,东北亚地区各方的武装都很精良,彼此距离也很近,因此其空军和 海军也都刚好在彼此的控制范围内。此外,与其前任相比,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现任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对风险的更高接受能力。事实上,各国似乎都认为一种一触即 发状态的紧张局势正切合其本国政治需求。尽管各方都有意控制,但这也可能成为足以迅速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总是希望获得建立 信任机制的灵丹妙药,如热线电话、海上意外事件协定以及中高层外交行动。这也许可行,也可在中韩两国之间尝试,两国的防空识别区虽有重叠,但是领土主张却 不重叠。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相比于新一轮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公告,进一步努力达成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应该是更为可取的做法。

如果中国继续以日 本承认存在领土争端为建立这类机制的前提,日本方面就不会存在达成一致的政治意愿。美国会尽其所能继续协调所传达的信息,敦促各方自我克制,同时明确重申 《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适用性。必须在顽固地谋求通过更多单边努力改变现状与陷于不断升级的行为(而这是可能通过其他方式避免的)之间达到适当平衡。

这就需要奥巴马政府的发言人发表更加明确和一致的言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声称美国并不打算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有必要统一国务院和白宫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口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各民用航空公司暗示会接受新防空识别区。

尽管中国已经宣布了防空识别区,但仍要坚持航行自由权,就像政府所做的那样。在航空识别区内坚持遵守国际惯例。坚持认定防空识别区不会传达出主权方面的意义。

美国及其安全合作伙伴需要维持或加快在第一岛链内的部署和演习步伐,以淡化中国抱有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削弱的意识。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应以传统和创新方式与中国的魅力外交展开积极竞争。在涉及公共健康、环境、教育、以更常规的安全方式共享渔业以及外交安排等问题的一系列多边倡议中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国会应该支持总统开展国家外交活动的能力,而不是从中作梗。

美国应该保持其新近恢复的与中国军队进行的军方互动,并予以深化和拓展。国会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取消其《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对该项活动的约束。

最后,美国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冷静地寻找机会以向中国表明,没有事先通知就宣布设定防空识别区实属代价不菲的错误。正如当初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美国稍后宣布增加其在阿拉斯加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器发射装置那样,美国应该以耐心的、非挑衅性的方式逐步弱化有关美国部队正在被排挤出中国近海的看法。应帮助中国认识到,这并非零和博弈。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公众与精英眼中的中美关系
Public and Elite View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史文(Michael D. Swaine),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孙飞(Phillip Saunders),2013年12月12日,华盛顿特区

在探索中美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了解公众与精英的态度从未如此重要。中美两国对彼此的看法正在对双边安全关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就连决策者化解冲突、谋求合作的方式也受到了影响。本次活动最终将形成一份新报告,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位于北京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联合发表。该报告对由皮尤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进行的公众与精英观点调查的结果和政策影响进行了分析。史文将介绍各项重大研究发现,如关于中美两国互信程度的评估、各方对威胁的认识和对全球秩序的取向。芮效俭将对此做出评论。

朝鲜的外交新策略以及日本的反应
North Korea’s New Diplomacy and Japan’s Response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道下德成(Narushige Michishita),2013年12月3日,华盛顿特区

朝鲜似乎已采取了新的方式处理核外交问题。与今年早些时候的威胁性言论和咄咄逼人的核试验相比,金正恩的政策正日益变得忽软忽硬,决策也愈加前后矛盾。作为研究朝鲜外交战略的最重要学者之一,道下德成提出了他对朝鲜的行为及其对日本安全政策以及对美日同盟影响的分析。卡内基的詹姆斯•肖夫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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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空识别区的紧张局势
China Air Zone Tensions

史文(Michael D. Swaine),英国广播公司(BBC),2013年11月28日

近期中国宣布在东海设定的防控识别区使该区域紧张局势升级。作者指出,设定防空识别区的声明显然损害了中日双方为缓解紧张局势所采取的一切努力。尽管中国极力否认,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观察人士都将该声明视为于事无补的挑衅行为。同时,中国此举可能导致的冲突严重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维护其防空识别区。对此,作者呼吁,中国政府至少需要做出明确的阐述。

反向讲价妨碍生意
Haggling Prices Up is bad for Business

韩实,2013年12月11日

中国的领导人向国内外明确表示,市场力量,即供求关系的自行调整,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力量各有不同。有些市场力量只会把经济引入歧途。腐败者从事的阴暗交易便在此列。作者认为,这种市场力量只应该被根除,而不是被提倡。中国国内的私有企业应该具有购买本国国有企业股权的权利像他们在欧美市场上开始所做的那样,进行兼并与收购。由此带来的所有权的变更将会促进根除上游产业的反向讲价现象,使各地制成品(包括消费品)的价格更加实惠。

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喝彩
Two Cheers for China’s Third Plenum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2013年11月13日,《雅加达环球报》(Jakarta Globe)

作者指出,中共三中全会针对深化改革一题,强调了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全会公报并未提及金融、劳动力或土地市场改革,而这减弱了发出的改革信号。作者认为,总的来说,全会提出的改革重点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若谨慎对待,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未来改革议程。如果中国政府决心认真贯彻其核心思想——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那么,作者认为,这完全可被证明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中国如何实现“全面深化改革”
How to Mak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in China

黄育川(Yukon Huang),2013年11月13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作者认为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发布的结果既振奋人心,又让人捉摸不定。而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议题上:此次全会将如何调整国家的作用?这届领导班子将如何证明其行动的意愿?作者指出,此次全会虽然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全面框架,但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在亟需改革的事项上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所以“改什么”从来都不是关键问题。围绕“如何改”、“何时改”以及“改到什么程度”的辩论才是永恒的主题。

顶层涉及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
Top-level Design Key For National Security

赵可金,2013年11月14日,《环球时报》(Global Times)

在中国国家机构体系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一个统筹内外、协调各方的高层次国家安全机构,涵盖国防、外交、情报、公安、武警、外经、外宣等众多领域和部门,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层次高、范围广、能力强的国家安全系统。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场事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必须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着眼于建立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这标志着中国步入以顶层涉及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的新阶段。

为何朝鲜应该拆除化学武器库
Why North Korea Should Dismantle its Chemical Weapons Arsenal

博大安(Antoine Bondaz),2013年11月27日

针对化学武器的斗争似乎是在稳步发展。在美国与俄罗斯的斡旋下,外交协议达成,叙利亚同意销毁其化学武器。现在是时候让朝鲜加入这一历史趋势,拆除其化学武器库。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发挥主导作用说服其盟友朝鲜,使其相信放弃化学武器是利大于弊的。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国国防支出:揭开神秘的面纱》
Demystifying China’s Defense Spending: Less Mysterious in the Aggregate

黎雅澹(Adam P. Liff),爱立信(Andrew S. Erickson),《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216卷,805-830页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防开支透明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远低于其实际数目。但文章认为,国外分析家往往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事实,实际上,中国的国防支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它的目标在于支持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和培养人才,确保中国国土完整和附近海域海洋主权主张。文章从更多的细节出发,对中国整体国防开支和军事透明度做了新评估,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国防开支已经总体上接近于实际,而透明度也在不断改善。

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将解放军的官方预算划分为三大类:人事费用、培训及维修费用、装备开支。其中,被认为最透明的是第一类开支,而透明度最低的则是第三项。一些与国防相关的开支并不包含在国防预算中,例如地方军事基地的经营成本和军演的费用——这些费用被认为来自民政部和地方财政。除此之外,民兵和基层文职干部、武警部队的费用也是归为地方财政支出;另外,海外武器采购和太空计划的预算也缺乏透明度。这些都为西方所诟病。面对这些指责,中国评论家提出了三类反驳观点:一是强调军事透明度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二是认为中国的透明度在同级别国家中并不逊色;三是认为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远重要于单纯的军事透明度。

同时,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也不断为其不断增加的国防支出做出解释,指出增长是合理的。作者总结了中国的六大说辞。首先,北京认为过去二十年解放军发展滞后,因而增加军事现代化投资以“迎头赶上”是必要的;其次,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推高了国防预算的增长率,而实际增长并没有那么显著;第三,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是同经济增长一致的,同时还慢于中央财政支出;第四,中国的国防开支水平还远低于其他一些主要大国的水平;第五,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地位的变化需要更多的国防预算;第六,解放军面临“新历史使命”,即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传统安全任务中,包括抗震救灾、打击海盗和国际联合军演等。

总之,文章认为,尽管过去二十年内中国军费开支的很多细节都没有公布,但整体开支状况和趋势却很清晰。过去二十年中官方国防预算的增加与GDP的增长大体保持一致,而军费开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下降。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也越来越能真实反映实际支出。同时,相比经济发展,军事现代化和国防发展对北京而言依然处在较低的优先级。作者指出,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主要是为了应对短期的近海和邻近区域的突发事件;而在中长期中,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和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削减和限制军费增长。

 

《中国大学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外交政策》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艾利娜•辛肯恩(Elina Sinkkonen),《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216卷,1045-1063页

文章选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为样本,通过定量研究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外交政策偏好的关系做出分析。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赢得了很多人心。很多分析师认为,民族主义是维持政党合法性的一个强大源泉。当下,中国的领导人越来越重视舆论的意见,而青年学生的政策偏好既受外界影响,同时也成为影响中共内部政治的重要因子。而在城市中的学生也更有可能参与到外交政策相关的抗议活动中。

文章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概念进行了区分。“民族主义”被定义为一种观点,即一个人认为本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由此不加批判地支持本国的行动;而爱国主义则被定义为一种骄傲的感觉,即在情感上依恋自己的国家。两者的区别在于民族主义是将本国与其他国家想比对,而爱国主义仅仅涉及内部情感维系。

作者主要选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毕业后将更可能在社会中承担领导角色。研究样本量达1346份,采用李斯特五星量表(即“5”代表强烈同意;“1”代表强烈不同意)进行衡量。除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主要变量,研究还囊括了性别和其他潜在影响因素(例如研究领域、父母教育背景、自我评估的社会等级、是否党员和民族等)

这项研究得到五大主要发现。首先,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其次,相比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偏好具有更强的联系;第三,相比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合作和国际主义有更紧密的联系,而民族主义更易导致经济保护主义;第四,中国大学生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不存在分歧;第五,中共党员和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可能是由于更爱国和民族主义倾向越强的学生往往更乐于入党,也有可能是由于党员的培训和活动影响了学生的态度。

 


《城门失火:中国为何保持朝鲜现状》
Fire on the City Gate: Why China Keeps North Korea Close

《亚洲报告》(Asia Report),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3年12月9日

朝鲜的核问题令世界感到担忧。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延伸性威慑来迫使平壤放弃其核计划,但都收效甚微。很多西方的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国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金钥匙,因为朝鲜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中国。同时,近年朝鲜的核武器野心也令北京感到不满。但尽管如此,中国也对朝鲜采取忍耐包容的态度,并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动摇朝鲜政权的强硬行动,更不愿动摇当下这一微妙的地缘政治平衡。

2013年4月朝鲜的挑衅行为令北京大为恼火,破天荒地支持和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并放缓很多联合经济发展项目,向北朝鲜发出强烈警告。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坚持反对美韩要求的更严厉的制裁,反对任何危及朝鲜政权的激进行动。北京认为,将无核化作为长期目标可以减少朝鲜的不安全感。而任何来自朝鲜方面的过激反应都可能使首尔和华盛顿面临难以承受的冲突和稳定性风险。作者指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的是调停者的角色,确保自身和参与各方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力,防止相互敌意升级成为公开冲突。而现在,中国不会冒险改变现状。

文章指出,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微妙计算根本上依然是维持政权稳定。区域稳定的优先级依然高于无核化。不同于美国及其盟友,北京方面并不认为朝鲜的核武器对中国将构成威胁。相反,北京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应该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在近期内则与自己并不太相关。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也使中国不愿为改变朝鲜半岛现状卖力。美国的“转向亚洲”政策令北京深感受到威胁,认为美国正在以朝鲜为借口,获得在亚太的战略优势,最终排挤和打击中国。即使朝鲜的军事缓冲作用在逐渐减弱,中国依然视其为阻隔美国“侵蚀”的重要屏障。

作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只可能对其朝鲜政策做出战术上的调整,以更好地维护和管理现状。这包括通过外交和经济交往逐步影响朝鲜和管理西方国家的反应。

 

《美中安全观调查:结果及启示》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hina Strategic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文章指出,中美公众人物和精英的态度对中美双边安全关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知的中美安全观将可能影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因此,作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来探索公知态度对政策的影响,以寻求减少未来双边冲突的可能途径。

在美国,作者对1004名成人展开公众调查。精英调查则包含了305名社会精英,包括54名政府官员,52名退役军官,74名商贸界领袖,93名学者、智库专家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以及32名媒体从业人员。中国的公众调查则涵盖了城市地区的2597名成人。精英调查包括358名政商学术界精英。

调查结果显示,中美之间较低水平的战略互信可能导致两国关系更为动荡。大多数受访中美精英和公众都视两国关系为竞争关系,只有少数人视两者为合作伙伴,而极少数人认为中美是敌对关系。

同时,两国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多的领导角色。美国精英认为,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世界格局将会比较稳定;而中国精英则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制衡将更有利于全球稳定。就双边关系而言,中美两国的精英都认为中国加强双边关系应优先强调经济合作。但中国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来源;而美国精英,尤其是退役军官和商界领袖,则认为中国的网络攻击和侵犯知识产权是主要问题。

最后,基于调查结果,文章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三点建议。首先,作者建议中美政策制定者着重强调在竞争中合作;其次,在加强双边关系中获得两国精英的支持和相互理解;第三,深化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进行更有意义的战略对华,并促进双方互信,协调意见分歧。具体而言,华盛顿不应低估对台军售的政治敏感性,避免向北京发出错误的信号,对两国的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特色的长线稳定》
Settling in for the Long Haul: Stabil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容安澜(Alan D. Romberg),《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2期

文章指出,九月以来,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关说事件”在台湾引起政治动荡,而国民党随后的严厉态度更是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政局的猜测和质疑。这一风波为台湾立法和政治局面又增添了一层阴影,被人成为“政治核爆炸”。而同时,在台湾经济前景依然摇摇欲坠的背景下,两大主要政党就已经开始为2014的地方选举和2016的“总统”选举大造声势。文章以此为引,对台湾政局和未来走向做了分析。

作者认为,王金平案无疑会影响到国民党内部政治,同时也影响其与民进党的竞争。这场闹剧在很大程度上令台湾苦心经营的民主和自由选举的形象大大受损,同时,民意调查的结果也揭示了公众对两党的不满:它们更希望看到政治领导人会权衡长期决策的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个人的短期政治利益。但这次事件使公众对马英九政府处理是否纠纷的能力有所质疑。

经济上,这场风波可能导致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遭到推迟,进而延迟与大陆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批准,阻碍私人投资的发展。6月21日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被认为是打开更大商贸市场的建设性协议——协议条款表达了北京方面愿意帮助台湾经济以赢得岛内民心的意愿。但民进党似乎并不青睐这项协定,例如此前曾要求延迟签署以及签署后立即在岛内展开谈判。同样不欢迎这项协定的还有一些与内地存在竞争的行业,认为协议的签订会导致竞争加剧,而涌入的内地工人也将引发诸多问题。面对这些争议,马英九呼吁展开理性的辩论,但斗争的赌注是高昂的,因为其结果不仅影响台湾与内地的商贸关系,推翻该协议还可能降低台湾的可信度,导致潜在合作伙伴的怀疑。

国际参与上,台北始终迫切地寻求更多的国际空间。九月下旬台湾终于获得了以“特邀嘉宾”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地位,尽管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依然严重受制于北京的态度。除此之外,马英九还希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并提出与习近平会见。虽然马英九承认参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他提出以台湾经济负责人而非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以换取北京的同意。同时,“马习会”的构想如果能够实现,将会对两岸关系有突破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