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国:历史之鉴
China: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史文(Michael D. Swaine),《外交官》(Diplomat),2015年1月14日

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亚洲及其他地区不断增长,许多分析家开始梳理历史,力图把脉中国这条巨龙在未来的行为和世界观。在这些研究中,许多历史视角都过于简单化,误读了中国数百年思想与行为的关联和含义。中国常误认为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单一整体,每个发展阶段都拥有相同的政治观和安全观,其行为也一直传承延续至当下的现代民族。此外,还有一些观察家轻率断言,称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以硬实力支配全球,且常能如愿以偿,当然有统治未来之图谋。

然而,现实情况要更为复杂。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安全行为在历朝历代变化巨大,盛衰更迭。这种变化幅度巨大,甚至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无法对中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和安全行为做出有意义的概括,更谈不上用这些经验来把脉现在和未来。的确,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与近代时期相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建设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的努力为解读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安全行为提供了更明确、更可靠的研究背景。

那么,历史对中国当今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今后历史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历史经验反映出了三种认知特征:民族自豪感及对动乱的强烈恐惧;爱好和平的防御性政体、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以及对国家间关系持有分等级但互利的独特看法。

就第一种特征而言,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中国的悠久历史为骄傲;中国拥有浓郁和鲜活的文化,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和社会实体。他们认为中国应属大国之列,这在亚洲毋庸置疑,在全球的某些方面亦如此。他们对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成就非常自豪,非常珍惜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同时也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为荣。许多中国人非常珍视改革带来的更大自由;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极度害怕再次经历19世纪中叶后的近代时期所发生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混乱。

许多中国人认为,这种国内混乱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即“百年国耻”)帝国主义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不无关系。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并存在低收入阶层多、民众受教育程度低、腐败严重和公民社会薄弱等问题;因而就多数中国人看来,西方的个人和政治自由在中国会引发混乱。由于这些顾虑,再加上中国对再度强大和繁荣的渴望,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强大、统一、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中央政府和牢记人民利益的“正直”领导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化上讲,他们都不会推崇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分权政体。不过,在中国受过更多教育的城市阶层中,这种信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西方提供的是实现强大和繁荣的工具,而不是政治和社会模式。

关于第二种特征:经过中国多年来的宣传和中央集权民族主义者(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多数中国人都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中国世界观,即中国爱好和平、不具备威胁性,它以保卫领土和实现国内发展为宗旨,其基本利益更注重与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而非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此外,在前近代时期,长期的边界不稳定和面对外来攻击的脆弱性,再加上遭遇的百年国耻,都令中国人深深担心外界的干涉会影响国内的安定。其结果是,许多中国人常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或者说在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是弱肉强食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西方助力中国经济发展是为了私利(也有可能是为了削弱中国),而并非主要为了“帮助”中国人民。

第三种特征,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除了上述观念和情绪,许多中国人也羡慕西方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在许多方面都想临摹仿效,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喜欢美国的自由,对美国人普遍抱有好感。一些年长且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美关系史拥有很多美国善待中国的例子。此外,尽管中国认同发展中国家,对傲慢和崇尚霸权的西方极端怀疑,但许多中国人也认同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国际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等级制度,强权大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引导、帮助弱小国家,实现互惠互利。这尤其适用于中国同周边小国的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互尊互敬、勇于负责是国家间的重要行为原则。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亚洲的历史地位,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一般信念,即世界各个阶层的国家在交往中都应坚守与其地位适当的行为原则。很显然,霸权国家不会遵守这种原则。

当然,有一些中国人试图操纵这个概念,以达到更实用甚至更自私的目的。至少还有一些中国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大国都具有霸权主义倾向。但总体而言,多数中国人显然相信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理想地位是一个受尊重的、同其他国家和谐共处的主要国家(但不是唯一的霸权国家)。这与中国是一头对亚洲和世界虎视眈眈的东方怪兽的观点相去甚远。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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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论坛
China Oil Forum
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许勤华(Xu Qinhua),米克尔•赫伯格(Mikkal Herberg),陈懋修(Matt Ferchen),王韬(Wang Tao),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孔博(Bo Kong),安德鲁•韦斯(Andrew S. Weiss),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马秀丝(Jessica Tuchman Mathews),华盛顿特区,2014年12月2日

中美气候协议为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开启了新的篇章。尽管如此,能源仍是全球地缘政治和环境的一大挑战。虽然中美在使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方面有所行动,但预计未来十年石油消费量仍将显著增长。双方的合作出现在中国石油工业、北美石油资源、针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沙特石油生产以及全球气候议题正经历显著的根本性变革的时刻。

在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幅度有所趋缓。现在是时候从战略性的角度思考,如何应对有限的物质资源及相关的环境问题,以及不断变化的石油地缘政治。中国石油论坛将著名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团体聚集在一起,共商这些战略问题。

民主不易
Democracy Is More Difficult Than Physics

乔凡娜•多尔(Giovanna Dore),卡尔•杰克逊(Karl Jackson),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特区,2014年11月19日

随着民众参与的扩大,新兴民主国家时而爆发合法性危机。近期,《亚太地区尚不健全的民主: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为证》一书探讨了公众舆论的性质。书中揭示了公众日常参与造成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民主选举易反复受危机影响的过程。

乔凡娜•多尔和卡尔•杰克逊介绍了本书的主要结论并讨论了由于公众缺少对善治的要求,使得亚洲这些民主国家继续由少数精英所统治。会议由维克拉姆•尼赫鲁主持。

解读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
Decoding Taiwan’s “Nine-In-One” Election Results

戈迪温(Steven Goldstein),容安澜 (Alan Romberg),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华盛顿特区,2014年12月5日

上周, 台湾举行了被称为“九合一”的新一届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许多竞选活动专注于地方性议题,但有关观察人士努力寻找本届选举对2016年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产生的宏观影响。

两位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容安澜和戈迪温剖析了本届选举结果及其对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法选举的影响。会议由包道格主持。

新任欧盟大使对话马秀丝
New EU Ambassador in Conversation With Jessica T. Mathews

戴维•奥沙利文(David O’Sullivan),马秀丝(Jessica Tuchman Mathews),华盛顿特区,2014年12月10日

当前,伊朗核谈延期,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伊斯兰国造成的威胁已隐约可见,欧盟和美国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在出任大使以来的首场重要公共活动中,新任欧盟驻美国大使戴维•奥沙利文与卡内基研究院院长马秀丝进行了对话。戴维•奥沙利文在本次对话中表达了他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TTIP)以及欧盟在新一届轮值主席国领导下的外交政策走向等议题的看法。
 

就周永康被逮捕一事
On the Zhou Yongkang Arrest

包道格(Douglas H. Paal),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CCTV America),2014年12月5日

包道格做客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谈论周永康近期被逮捕一事。包道格表示,周被捕是中国高层对民众发出的“信号”,即 反腐“无一人例外”,即使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周永康。包道格补充说道,周永康将面临审判,审判不一定对公众开放。他表示,审判应该参照薄熙来一案的做法,对公众开放以证明中国政府会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包道格在结束时指出,周被捕是中国加强法治建设的标志。

此次采访最先在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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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谈判再度延期
Iran Nuclear Talks Extended, Again

乔治•伯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问答专访,2014 年11 月 25 日

在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和世界六大强国依然难以就德黑兰核计划达成全面协议,于是一致同意延长谈判期限。乔治•伯科维奇在最新的问答专访中详述了谈判现状,并分析了谈判前景。伯科维奇表示,除非伊朗重启带有挑衅意味的核活动,华盛顿及其盟友应该巧妙而又耐心地继续进行外交努力。

相比伊朗的核突破,暗度陈仓才是更大威胁
Who Cares about an Iranian Nuclear Breakout? Beware of an Atomic “
Sneak-out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 ,《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2014 年11 月 4 日

目前伊朗核问题谈判陷入僵局。德黑兰方面拒绝拆除已经组装起来的离心机。美国应当重新考虑和伊朗的谈判策略,将重点放在查明秘密核设施方面,以避免伊朗暗中进行核计划。这不仅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实际上也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而且有助于提高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

日本大选牵涉哪些利害
What’s at Stake in Japan’s Election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问答专访,2014 年12月 10 日

2014年11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散了众议院,并宣布于12月14日提前举行大选,令日本举国震惊。在新一期问答专访中,詹姆斯•肖夫对安倍的这一举动进行了解读,并分析了此举所牵涉的一些问题。肖夫称,如果安倍首相所在的政党取得良好的战果,不但可以让他拥有更多有助于推行重大改革的政治资本,还有可能引发反对党阵营的力量重组。

古美破冰:为什么是现在?
The Cuba Deal: Why Now?

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4年12月18日

星期三,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宣布,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关系将经历数十年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为什么是现在?古美关系已冰封半个多世纪,为何眼下即将出现历史性转变?简而言之,两国意欲恢复外交关系,是受生理和技术两方面的因素所驱动。从生理方面来看,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及其他革命领导人均年事已高,而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人口也已步入暮年。这一变化改变了古巴政权和美国选举制度原有的政治平衡。从技术方面来讲,美国凭借开采页岩油气的创新技术颠覆了世界能源格局,压低了石油价格,委内瑞拉作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因此受到重创,已没有能力继续充当古巴破产经济的救命稻草。在古巴需要新的经济靠山时,美国跃入眼帘。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面是否意味着中日关系的重启》
A Meeting of the Minds

伯克希尔•米勒(J. Berkshire Miller), 《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2014年11月10日

日前在APEC会议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自安倍上台来的首次会面。本文作者分析了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并着重研究了此次会面及随后发表的声明的意义。通过分析近年来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作者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制约因素。

首先,作者指出困扰中日双方的不只是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北京方面认为安倍及其内阁成员是历史修正主义者,他们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意味着日本想要抹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与此同时,安倍却指责中国通过教科书来激起普通民众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此外,安倍还指责中国进入钓鱼岛附近水域是对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准的体系的公然挑衅。

尽管安倍自从上台以来就坚持希望中日双方领导人会面,通过高层会谈的形式改善双边关系。但是安倍坚持双边会谈不能有前提条件,中国不希望在日本没有对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妥协的情况下给安倍一次高级别会谈的机会。因此,在如此重重困难之下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够在APEC之后会面实属历史性突破。安倍能够用外交手段说服中国领导人会面并达成四点共识是由于安倍的两个提议:一,安倍很可能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向中国政府传达了他在任期内不会参拜靖国神社的保证。虽然安倍出于国内政治的压力无法在官方声明中表达此意愿,但前任首相福田康夫很可能在博鳌论坛后同习近平的会面中转达了安倍的愿望。二,安倍承认中日在东中国海上和钓鱼岛的问题上有争议,并且表示希望通过对话和协商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这一表态对于钓鱼岛问题有重大意义。但是并不代表着日本在向中国妥协,而仅仅是承认了双方在此问题上有分歧。日本避免在共识中提到主权问题也可以看做是日本外交的胜利。

其次,作者指出今年中日两国间的争端数量相比去年有明显的下降。今年九月双方在青岛同意重启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同月双方高级外交官在首尔继续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上迹象表明中日关系在逐渐缓和。

在文末,作者指出虽然安倍与习近平的会面正如预期那样缺乏实际内容,但是其象征性意义不容忽视。两国虽然打破了僵局,但是由于民族主义,两国对地区未来战略发展的预期和不信任等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依然不容乐观。此外,由于北京方面可能认为其已经作出很大的妥协,作者推测安倍与习近平的会面反而会推迟中日两国领导人正式峰会的日期。未来几个月两国关系的发展将有赖于两国外交官在东中国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磋商谈判。

《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是否通向末路》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黎雅澹(Adam P. Liff),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39卷第2期,第52-91页

亚太地区目前处于地缘政治的转型期。在过去的几十年,地区的稳定主要是由美国和其地区盟国所维持的。然而,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增加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引起军备竞赛的加剧。此外,地区主要国家间政治的分歧和彼此的不信任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本文作者通过对安全困境理论的分析构造了两个军事竞争的理论模型,并用其检验了当今亚太地区军事竞争的动因。
他们发现除了安全困境之外,直接利益冲突和认为其他国家意图改变现状的判断也是区内各国增强军力的因素。虽然传统的安全困境引起的全方位的军备竞赛在亚洲尚未出现,但是中国与地区几个国家间的由安全困境引起的螺旋上升的军备建设是的确存在的。

首先,作者指出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动态有两类。第一类是由传统的安全困境所决定的——即潜在的对手间的安全关系是不稳定的,并且双方都对对方的目的有所怀疑。一方的防御性举措会被误解为进攻性动作。第二类是指一国或多国想要对现状做出改变。虽然一方或双方想要避免战争,但是军事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是直接的利益冲突。

在接下来对亚太各国的安全困境的检验中,作者以四个问题为检验依据:亚太地区的攻防平衡是什么?是否可以区分武器的防御性和进攻性?军备扩张是否是由“贪婪国家”(greedy state)间的利益冲突所引起?如果军备扩张不是由于利益冲突且双方均是防御性国家,那么各国对对方的动机是否有很好的理解?并将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分为四类:中国、美国、美国在地区的同盟—澳大利亚和日本,非美国同盟——新加坡和越南。

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军事力量在过去25年的增长。表面上来看,安全困境带来的不稳定螺旋促使了中国迅速的崛起——美国加强与地区同盟的安全合作的举动在中国看来是在遏制中国,然而美国和盟国却认为他们是为了追求地区理论再平衡的必要举动。中国高昂的军费开支和日渐现代化的军队加上中国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成为亚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文章末尾,作者针对中美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两国需要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局部的安全困境中。美国在战略上和言论中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并应强调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地区稳定。中国应该采取措施减轻外界对中国军事实力增加和目的不明的担忧;第二,双方应该进行更加坦率地沟通,了解彼此对对方的政策目的;第三,双方应该提高军事实力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更加透明的环境可以减轻不确定性从而减少误判的风险。第四,双方应该强化外交谈判机制。最后,中美和地区其他国家要加强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建立行动准则防止意外冲突的升级。

作者指出虽然中国的崛起和其对领土主权的主张值得地区国家的重视,但是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地区领导人的决策将决定了此次安全困境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人们必须认识到军事竞赛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是下下之选。

《开放的贸易与紧闭的边境——全球化视角下的移民政策》
Open Trade, Closed Borders: 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玛格丽特•彼得 (Margaret E. Peters),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2014年12月,第1-41页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限制低技术移民,然而这种态度并不是一直存在。本文作者研究了从1783-2010年间19个低技术移民输入国的移民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变化。作者结论:移民政策与贸易政策是紧密相连的,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必将会导致移民政策的收紧。劳工组织、特殊利益集团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都会对一国的移民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目前学界将移民政策的变化主要归结为四个因素:排外心理、国内劳动力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反对、政府担心财政支出增加以及移民自身的影响力。作者认为贸易政策影响了移民政策。贸易政策的变化改变了国内的劳动力环境从而导致移民政策的变化。这一理论主要适用于低技术移民输入国。缺少低技术劳动力使得这些国家工资上升,因此其他国家的居民才想移民到此类国家。但由于科技的发展,能够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劳动力密集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从而促使政府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研究,作者发现各国的移民政策都在不断收紧。接下来作者主要探索了收紧的原因—贸易政策。19世纪各国主要采取了移民宽松但是贸易封闭的政策。封闭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为本国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环境。二战后,各国逐渐开放了贸易但是收紧了移民政策。此外,作者发现贸易政策对移民政策的影响远大于移民政策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最后,作者指出:一国采取贸易或是移民政策的顺序也很重要,因为一项政策决定了国内的整体环境从而影响了另一项政策的实行。

《政变注定发生?泰国的未来局势是否稳定》
A Coup Ordained? Thailand’s Prospects for Stability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4年12月3日

在过去的十年里,泰国一直深陷民主选举、民众抗议、政府倒台、法院或军队夺权的循环。这是泰国社会巨大的阶级差异和精英斗争结出的苦果。2014年5月22日,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动荡之后,军队在历史上第五次夺得了政权。通过在泰国的数次采访,本文研究了此次政变的起因,并阐释了军政府统治所面临的挑战。作者建议如果想要建立一个持久的民主体系,过渡政府和泰国维护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Peace and Order, NCPO)需要开诚布公的同各方对话。镇压异己和剥夺人民权利无益于协商的进程。

这次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泰国民主党(Democrat Party, DP)为发动政变采取了两个准备步骤:第一,利用民众对英拉政府主导下的特赦法案的反对情绪,联合其他反对党势力,建立了泰国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People’s Democratic Reform Committee, PDRC)进行反英拉政府抗议活动。素贴也从民主党辞职,成为了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秘书长。第二,试图制造政治真空,迫使现任英拉看守政府下台。在英拉宣布解散议会并且尽快进行大选后,反对派阻挠大选进行,并最终促使泰国宪法法院裁定二月的大选无效。之后宪法法院又裁决英拉滥用职权,她和其他九名内阁成员被解除公职。至此,反对党所希望的政治真空状态已经形成。

2014年5月,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宣布泰国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并利用泰国维护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夺取了政权。该委员会列出了回到民选政府的三步走策略:第一阶段,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实现全国政治和解;第二阶段,实行政治改革,起草新宪法;第三阶段,实行大选。

随后作者列出了在军政府的统治下,泰国的稳定和和平所面临的挑战。首先,军队虽然大权在握但自身深陷派系纷争。其次,泰国将会迎来历史上第20部宪法。这一新宪法的出台过程不够公正,将会偏袒军方。同时,泰国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也急需解决。目前政府的主要支出都集中在首都曼谷和其附近,忽视了北部较为贫困的地区。此外,红衫军及他信(Thaksin Shinawatra)的未来也会为现任政府的统治带来不确定性。

最后,作者指出这次政变之后,泰国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不会重复2006年的错误——过早放权导致亲他信政党重新获得政权。但是政府需要意识到权力的局限性,保持政府透明并保护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利。

《超越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中国国家领导人冷战后倾向于多边主义的原因分析》
Transcending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Chinese Leaders’ Operational Codes, Socialization Process and Multilater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何凯(Kai He),冯慧云(Huiyun Feng), 《欧洲政治学评论》(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年11月,第1-26页

中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逐渐向多边主义变化,并积极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多边组织。对于中国这一行为,作者指出学术和政界的讨论应该超越单以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为基础的解释,提出了“双向三阶段社会化”的模式。三个阶段是指:适应(Adaptation),表面社会化(Superficial Socialization)和完全社会化(Fundamental Socialization)。双向是指在从表面社会化向更高一级发展时,一个国家不一定会改变自身以适应现有体系,也可能会试图改变现有的体系。通过对中国领导人信念体系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的数据分析,作者将领导人信念的转变与社会化的不同阶段相关联,得出了表面社会化导致了中国倾向于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结论。观念上,中国领导人对如何使用多边组织以达到中国的政治目标发生了转变,但是对于在多边组织中如何操作并未发生改变。

首先,作者阐释了理性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分析中国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思维。理性主义者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组织是自身经过理性权衡后希望能够适应不断改变的国际环境,即前面提到的第一阶段——适应;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决策阶层被多边主义这一常规成功社会化的结果,即第三阶段——完全社会化。但是这两者并不应是二选一的关系,而应是共存的关系。

接着,作者用哲学信仰和战略信仰等10个问题来衡量个人的信仰——即信念操作码。通过分析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声明,作者假设:

  • 如果领导人对多边组织的哲学信仰和战略信仰都没有发生变化,则中国的行为是对外界环境适应的产物,即第一阶段。
  • 如果领导人对多边组织的哲学信仰或是战略信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则中国的行为是表面社会化的产物,即第二阶段。
  • 如果领导人对多边组织的哲学信仰和战略信仰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则中国的行为可能体现出了其政策或是国际角色的转变,是完全社会化的产物,即第三阶段。

作者发现,中国领导人在冷战后的思维发生了改变。胡锦涛和江泽民的信仰相近,但与邓小平的有显著差异。领导人同自己的下属观念相近,这也与人们对中国单一政党制的理解相吻合。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组织中更多的展现出合作的姿态,并且对在国际组织中实现其价值更抱有信心。但在策略信仰方面没有重大变化。结合之前的三个假设,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是表面社会化的结果。

文末,作者点明了此研究对理论研究和政策方面的意义。首先,在理论研究层面,对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信仰操作码分析填补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空白。其次,在政策层面,作者警告我们对中国冷战后外交应该有比较现实的期待,走两个极端都是十分危险的。最后,作者也表示中国社会化所带来的结果可能会比人们广泛预期的要好。

《同构压力,认知群体,政府-NGO合作在中国》
Isomorphic Pressure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State-NGO Collaboration in China

瑞瑟·哈茨马斯(Reza Hasmath), 詹尼弗许(Jennifer Y.J. Hsu), 《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2014年11月,第1-19页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他们活跃在教育,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为中国社会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帮助。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地区居民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由于财政紧张而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作者通过对北京和上海28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仅有低程度的自愿合作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造成现状的原因既包括中国政府想要限制NGO的发展或是担心NGO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反对者,也包括政府与NGO间的同构压力 (isomorphic pressures) 和地方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事务的了解不足等原因。同构是指不同的外界因素最终会导致NGO发展成为具有相似的组织结构和类型的组织。

首先作者指出北京和上海的环境有着诸多不同。北京作为首都可能会为地方官员与NGO的合作造成一定的挑战,而且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让地方官员很难有余地进行创新或是实验。而在上海,直辖市政府对本地的发展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这体现在社区层面上的结果就是本地的NGO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可以去试验并且社区一级的政府还积极鼓励民众参加社区的项目。接着作者建立了此研究的理论基础—NGO所面临的同构压力的强度取决于他们开展工作的环境。

同构压力主要有三种:强制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和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强制同构指的是政府的法律法规对NGO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模仿同构指的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NGO会模仿成功的模式以适应多变的环境,这样NGO可以节省时间,更有效的进行运作并且迅速建立其合法性;规范性同构指的是在NGO的专业化过程中,会产生类似的态度,行动准则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之后,作者对NGO在中国的运作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进行了调查。由于中国政府要求所有NGO必须向民政部注册备案并且要有一个政府部门为其担保。种种条款的限制意味着NGO面临着强制压力,因此政府的管理体系终将会引导部分NGO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政府认为最合适的领域中。监管机构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而剔除政府认为对其有威胁的机构,将NGO的范围和力量减弱。如此一来,NGO与地方政府可以合作的空间也受到了限制。目前NGO与地方政府保持联系和合作的主要方法是运用自己的物质资源来推广自己为城市提供的服务。NGO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可能会窃取他们的想法而将其运用到规模更大,由政府支持的组织中。

接着作者研究了地方政府对NGO的认知程度(epistemic awareness)。许多NGO抱怨由于地方政府缺乏信任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而无法和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但是,从一些成功的例子中可以发现,如果NGO从事与政府首要目标相似的活动则更有机会获得与政府的合作机会。此外政府更愿意与历史悠久并且物质资源丰富的NGO商谈合作。然而,大部分NGO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或是专业知识去开展大规模的项目为居民提供服务而吸引政府的注意力。

最后,作者研究了NGO不断增长的认知能力(epistemic capacity)。受访的NGO表示中国的NGO领域目前还不是一个专家的群体,但是可以用自身的能力促进公众对公共事务的了解。由于中国的NGO仍是新兴事物,NGO也有一定的可能在将来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认知群体。其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是中国政府的强制同构压力。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挑战党的合法性的担忧也可能会限制NGO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