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正濒临崩溃。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其无可匹敌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对这一重要防御机制已存在的损害进行修复,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首要任务。

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一再恶化的原因很多。许多最重要的同盟关系都形成于二战后期,这些同盟原为应对冷战的挑战和20世纪其他威胁而成立,到如今已逐渐过时或失去目标。美国最重要的同盟——通过北约与欧洲建立的同盟便是其中一例。过去20年,北约在冷战后的行动屡告失败,优柔寡断和前后矛盾导致其在阿富汗、利比亚和乌克兰行动中均无功而返。如果俄罗斯通过富尔达走廊入侵欧洲(组建同盟就是为这一冷战场景而准备的),那么北约就将付诸行动。但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下,北约陷入是否有存在价值的迷雾中,其表现为不彻底的措施、各种口角以及愚蠢的做法(比如向打算入侵乌克兰的普京传递的信号是那么软弱,以至于正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技术和冲突的性质已经超出北约掌控,北约盟国内部的政治体制也无法正常运行。欧洲尚未确定统一的对外政策,德、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其他欧洲国家也被卷入自身无力解决的经济问题之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面临着双重打击:一边是濒临崩溃的立法体系,另一边是一个既不愿因循过去美国历届领导人领导同盟的模式、又惧怕引发国际冲突的总统。

软弱、缺乏决断力、混乱和观念过时,绝不是经济低迷的和平时期所需要的领袖特质。美国的盟友每天都要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挑衅和威胁。俄罗斯谨慎而准确地感知到了北约的底线,在乌克兰事件中首先策动了混合型战争。令人惊讶的是,普京精准地将行动计划目标量化(甚至包括击落商用飞机),身着无徽章军服的士兵是他推脱责任的最佳托辞。

乌克兰并不属于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北约的捍卫者很快意识到这种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入侵和吞并乌克兰的土地(效仿2008年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对北约利益不构成真正威胁。然而,暴行肆虐之后,我们仍在讨论乌克兰是否有权保留轻型武器,以便应对此类破坏欧洲稳定局势的危险局面。西方国家对外宣告的对俄经济制裁看起来坚定一致,但对俄罗斯政府在该地区的决策毫无影响。事实上,普京近来似乎尤为胆大,甚至表示不会容忍瑞典加入北约的行为。俄军在波罗的海周围的挑衅表明,普京与其他北约成员国首脑是截然不同的,他作风大胆,完全不把任何国际法或历史条约放在眼里。

普京很可能会在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内,在波罗的海诸国(如爱沙尼亚)策划类似乌克兰事件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运动,进一步挑战北约的忍耐力。他们(“俄罗斯少数民族”)或将在俄罗斯帮助下策划分离行动,但这一次情况将有所不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均为北约成员国,它们享受北约第五条款的保护:北约有义务干预其防御事务。北约会这样做吗?如果有国家以少数民族团体要求自决权为借口“入侵”,北约是否会强加干涉?笔者认为,在北约目前的管理体系下,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这与北约冠冕堂皇的说辞恰好相悖。问题在于,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不会像奥巴马这样容忍普京。

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普京与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国民阵线及欧洲其他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党日益紧密的关系。随着中东和北非势力的衰落及大批移民流入南欧,这些党派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普京的这些政治盟友将如虎添翼,在整个欧盟内部再次煽动可恨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正如欧洲往日的闹剧重现),欧洲政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对这位希望重铸俄国辉煌的俄罗斯领袖的掠夺行径,他们将采取包容甚至鼓励的态度。

英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其影响力急剧下降,这对欧洲局势的变化也有着不小影响。英国的军事实力严重衰退,随着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英国还面临着分裂危险。此外,英国对欧洲(及美国)的影响力也在急剧下降,被德国和法国反超。笔者此前曾撰对美国同盟体系中非常关键的英美传统特殊关系的衰落,进行过阐述。问题自然源于英国自身,这与中东的状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随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降至冰点而急速恶化。

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广泛的同盟关系也陷入一片混乱。以色列和美国的领导人无法容忍彼此,而美国在该地区内的其他重要的传统盟友都认为自身的战略局势受到威胁,纷纷质疑自身与美国关系的性质和密切程度。埃及犹如一个烂摊子,美国对埃政策转变所体现的矛盾心理,亦令埃及对美国的信心骤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已见识了暴力极端主义与日俱增的威胁,以及来自美国和欧洲盟友无关痛痒的回应。同时,美国政府与该地区主要竞争对手伊朗的关系逐日改善,也令他们异常惊恐。对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更别提中国和东方国家了)的关系重新评估,或将决定未来合作关系的走势,但目前的过渡时期(包括在伊拉克地面战斗中令人困惑的美国与伊朗同盟,美国对此矢口否认,并取消了一项可恢复伊朗国际地位的重要交易)极其危险。

传统关系过时只是当前局势的冰山一角,更不用提美国在过去十年中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倾注高额投资,但两国政府依然软弱,并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亚洲,中国精心策划并着手推进可扩大其影响力的一系列计划:向邻国主动投资,对自身军事实力大肆宣传,令美国雪上加霜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计划以及“一带一路”政策,后者已经在中亚地区(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很小)、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与塔利班的谈判)和伊朗(中国有望成为伊朗石油的头号买家)初见成效。尽管美国一直试图以温和举措对抗中国的扩张(例如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地区重新部署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与缅甸恢复邦交关系,加大对印度的投资,支持日本重整军备等),但美国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美国应如何为经济需求而维持双方友好关系,同时制衡中国崛起?答案尚不可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敢于像俄罗斯一样不断挑衅美国及其盟友并在南海挑战美国底线的原因。这对重整军备后的好战民族——日本(日本急于挑起争端的热切程度,几乎与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友——德国急于远离争端的热切程度不相上下)将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朝鲜境内可能出现的动荡局势也同样值得深思。

中国和亚太地区日益提升的重要性表明,美国应像对待欧洲那样,投入同等甚至更多精力到亚太,应对该地区的同盟关系进行反思和重建。(读者是否对“重返亚太”战略记忆犹新呢?虽然官方说辞不可尽信,但不可否认这一战略本身自有其优势。)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认可和发展全新的“特殊关系”,以取代或巩固那些式微的战略关系。

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与美国在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其地位尤其重要。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更具挑战性,但其潜在优势值双方为此付出。印度即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对中国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制衡因素,是全球海军实力排名第四的国家,与美国共享众多价值观和利益。巩固美澳同盟则要简单得多,事实上,我们正一步步接近这一目标。在过去近一个世纪,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最信任和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但在这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一直扮演着次要角色。有鉴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资源储备、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及作为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澳大利亚大有在美国外交体系中将英国取而代之的趋势。

事实上,未来世界上最重要地区的局势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这些昔日英国殖民地与美国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一度位列全球霸主的大英帝国如今的影响力,更蕴含着一个重要道理:即,最成功的同盟关系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为基础。(在上述所有关系中扮演着重要中介者角色的新加坡值得一提,精明的新加坡自然知道如何在不触怒美国的前提下,与中国保持似有若无的良好关系)。在每一段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短暂关系(如当前与伊朗的关系或在二战时与苏联建立的关系)之中,总会有可以留存于世的元素,要么是与民主制一致的目标,要么是法治理念,要么是构建开放的社会,要么是倡导包容性和自我表达。

即便如此,只有密切的关系和共享的文化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全球局势瞬息万变,新的威胁以及确认、管理和遏制这些威胁的新方法层出不穷。从新一代网络和无人机技术,到过去仅仅出现在科幻小说而今即将面世的自主行动陆军和空军机器人部队,再到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共同利益的安全挑战等新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对北极、非洲等地造成的人文、政治和经济后果,无一不对美国的同盟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同盟关系需要变革,需要创新,更需要呵护和培养。美国政府不能重蹈历史覆辙,将同盟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肆意滥用或轻易忽视。否则,同盟体系将会从保卫美国的重要工具沦落为历史遗迹,徒留对早期领导人远见和睿智的慨叹。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