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欧洲的影响
China’s Slowdown and Europe’s Leverage
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6年2月12日

中国目前的状况恰好体现了“天道好还”的真理。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对连续经济奇迹的盲目追求和炒作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提升了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和中国政府的高大形象。但牛市过后是熊市。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管理变革时也颇显踌躇,这些因素导致形势发展背离预期,股市跌入熊市。                     

与过去几十年以来的盲目乐观情绪相比,目前的低迷趋势也未见得更有据可依。除了多年来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并受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构性调整以外,中国并未出现结构性危机。但仍有一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赢家。中国化工(ChemChina)刚刚完成中国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收购活动。虽然由于人民币与日益走强的美元处于半挂钩状态导致人民币币值被高估,但中国的贸易顺差数字仍然非常惊人。

但中国现在出现了两大逆之而行的趋势。其一是市场情绪,而这一情绪显然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存在。中国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急于冲出国门。目前,每月外流的资金都高于一千亿美元。对消费和投资将进一步放缓的消沉预期对消费者和个体私营业主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但比这一市场情绪更糟糕的是,中国决策者在面对热点问题(例如:干预股市的措施或汇率管理)时自相矛盾、摇摆不定。有关结构调整的问题已经演变成牵涉信任危机的难题。

但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中国经济出现逆转的原因和后果其实与全球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元在过去两年内多次上涨至高位是其中最首要的原因:对美元利率上调的持续预期造成了对美元的看涨。中国经济与美元挂钩的紧密程度远超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之下,欧洲上空一直笼罩着愁云惨雾,导致欧元一直呈现稳步下跌的走势。德国和北欧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数额与中国一样令人咋舌,但由于与其挂钩的是与实力较弱的欧元区经济体,因此欧元汇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亚洲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一直处于下跌态势,日本银行1月26日公布的货币政策相当于让日元主动贬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并未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巨大影响,只是出口的扩张速度有所减缓。但经济下行的情况却已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商产生了影响。这对于消费者和渴望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欧洲国家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但对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乃至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成熟经济体而言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反过来,这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商品以及国外能源和采矿业对中国资金需求的双双减少。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即散装原材料的海运运费指数)已跌至两年前的十分之一,创下历史新低,这是一个警示信号。

同样,这也意味着从原材料生产国到成熟的消费型经济体的资金流动将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各国都不愿意承担信贷泡沫破裂的后果,因此纷纷开始推行大量印钞票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和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一致,而根据专业人士预测,美联储还将继续推迟利率调整的计划。总之,倍受争议的“货币战争”(出于提振对外贸易和维持国内信贷供给的原因而贬值本国货币)的风险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而政治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一直利用其经济实力提升外交和战略影响力。那么如果中国的经济影响减弱,其他国家就会伺机介入,拉大中国的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在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竞争关系的国际行为体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细微却明显的转变迹象。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姆斯特罗姆(Cecilia Malmström)最近对中国提出的忠告:

“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已有三年,但仍未看见中国有任何重大改革的迹象(……)推迟有意义的改革,甚至重复之前的老套模式只会拖延当前的不确定局势和中国自身的发展。”

诚然,马姆斯特罗姆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日趋萎靡”的欧洲却对不断崛起的亚洲巨人──中国提出如此直白的警告,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吧?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得不通过大量印钞和信贷扩张来缓解国内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冲击,这就导致中国公共债务和政府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就在两年前,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还在拼命阻止欧盟就太阳能电池板倾销案制裁中国。但时至今日,七个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却要求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向欧洲的钢铁出口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刺激经济再度增长和结转巨额债务的需要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也就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意味着它们不太可能配合中国人民币贬值的步调。中国的市场行为体及国外投资者或将因中国经济衰退和竞争力降低而卖空人民币。这并不是西方国家或国际社会针对中国设置的投机陷阱。长期以来一直仰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影响力的中国可能会在一夕间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孑然孤立。

对欧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大好契机。欧洲议会内部正就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展开激烈的讨论。而多年来,中国与欧洲就双边投资协定展开的谈判却一直停滞不前,至今仍未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在这两个问题上,应避免两个错误。其一就是重复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已经走过的老路──大声呼吁签订实际上暗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自由贸易协定。无条件支持中国而不是欧洲谈判代表的意见只会进一步削弱欧洲的势力。其二就是鉴于由制造商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考虑及出于重商主义的原因(或仅仅由于中国的实力被削弱)而否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在对华关系这一问题上,欧洲有必要制定长期的战略方针。欧洲国家应该与中国提出交换条件,相互让步,达成妥协,争取双赢局面。中国也应该懂得,“市场经济地位”并非其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中国在涉及对欧洲国家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拒绝配合,那么在欧洲议会和公众舆论层面,中国都难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强烈呼吁中国实施改革,同时号召欧洲接受其“市场经济地位”──这是正确的选择。在欧盟委员会公开承认前,欧盟成员国不宜先发制人的公布其无条件的支持声明或试图通过为中国政府辩护进而为本国谋求利益。各国应耐心等待,并向中国反复强调欧盟委员会的双重要求:欧洲市场向中国开放,但中国必须处理欧盟的要求而非进行阻挠,也不能企图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从中渔利。

近十年来,因为欧盟内部的问题,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式微。在曾被中国无限期推迟或拖延的谈判活动中,中国应表现出更大的诚意。帮助中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而非直接将其拒之门外,将更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平衡发展。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
Prospects for Low 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朱民(Min Zhu),鲁帕•塔古普塔(Rupa Duttagupta),克里斯•莱恩 (Chris Lane),阿玛尔•巴塔查亚(Amar Bhattacharya),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黄育川(Yukon Huang),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2月18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低收入发展中国家(Low 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两年内,脆弱性不断上升。目前,有百分之四十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极易受到增长冲击的影响,这一比例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新高。严重依赖商品出口(如石油和矿产等)的国家在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据预计,这一趋势很有可能将延续至2016年。此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支持其国内的项目,以便其在中期内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否则,其宏伟的发展目标很可能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缅甸:期望过高,压力过大
Myanmar’s Burden of High Expectations
玛丽·卡拉汉(Mary Callahan),吴昂丁(U Aung Din),克里斯蒂娜•芬克(Christina Fink),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3月1日

缅甸的下一任总统将于4月1日前选出,这也预示着缅甸国内长达60多年的独裁统治即将划上句号。但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新一届政府在疲于应对国内外殷殷期望和虎视眈眈、处处设限的军方的同时,还须面对艰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自2015年11月总统大选以来,缅甸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折射出其民主转型之路的坎坷局面。玛丽·卡拉汉、吴昂丁和克里斯蒂娜·芬克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探讨了4月份权力和平交接的意义,并对后续的发展态势作出了预测。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维克拉姆·尼赫鲁主持了本次活动。

英国与亚太地区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李丰(Stephen Lillie),史文(Michael D. Swaine),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3月10日

美国的“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人尽皆知,但美国却绝非唯一一个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国家。日渐崛起的中国和亚太地区蓬勃涌现的商贸良机令那些渴望获得发展契机的国家更加跃跃欲试。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亚太项目主任李丰认为,英国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而非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单一的商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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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应对朝鲜黑客严加控制?
Why China Needs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Hackers
泰勒•布鲁克斯(Taylor P. Brook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6年2月5日

对朝鲜黑客严加控制与中国网络安全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也有助于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

美国与东盟的关系:雾里看花
U.S.-ASEAN Relations: Hiding in Plain Sight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6年2月10日

在即将举行的美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后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密切协作有助于东盟各国解决多个迫在眉睫的经济、安全和社会问题。

新闻新视角:中国的铁路,印度的机遇
Beyond the News: China’s Railway, India’s Opportunity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2016年2月17日

32个货运集装箱从中国浙江省东部的工业中心出发,历时两周后终于在2月15日抵达德黑兰,这也标志着中伊“新丝路”铁路首次顺利通车。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习近平在全球舞台:一个强大而高调的领导人的中国外交政策
Xi Jinping on the Global Stag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a Powerful but Exposed Leader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特别报告,2016年2月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国内政治不稳定,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变。本报告指出,为了转移民众在经济问题上的注意力,稳定民心,习近平主席自上台以来在外交上采取强硬高调的政策。

作者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与前任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愿意利用从军事手段到地缘经济威胁等一切外交策略以达到其地缘政治目的。习近平政府拥有更强的实力,并且更愿意以自信、微妙且多样的方式利用这些实力促进合作并给予惩罚。针对南海问题,中国在领土争端上采取强硬态度,但同时也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优惠。中国的印度政策也是软硬结合,在边境问题上毫不让步的同时,对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援助。另外,在加强与欧盟、巴西、南非以及俄罗斯等大国的双边关系之余,习近平还大力创建并参与多边组织,亚投行就是其影响地缘政治的工具之一,其它的还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新开发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

作者也对去年九月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这次会面不仅是为在网络空间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共识,更是习近平为改善中美公共关系,赢得国际声望做出的努力。中国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互联网论坛上召集世界互联网巨头的能力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在许多其它议题上,特别是南海领土争端,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习近平能否履行其各项承诺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接着,作者预测了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作者认为,为了在国内赢得更多支持率,习近平可能会和普金一样,对西方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并允许与日本和南海的领土争端继续升级。同时,台湾民进党的上台可能导致习近平政府对台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然而,由于朝鲜半岛的混乱甚至统一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习近平不会对朝鲜施加太多压力。另外,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界质疑中国会缩小其援助和发展项目规模。但是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相反,中国可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来拉动国内需求。然而,经济放缓却可能导致中国走向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同时,也会使中国不愿在全球治理上承担太多责任,更多的将仅限于口头承诺。

作者对美国策略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应加强与地区盟友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第二、需加大在亚洲的军力投射以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第三、避免在亚洲过分倚重同中国的关系,应对所有区域内双边关系一视同仁;第四、引导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印度加大其之间的合作;第五、制订政策应对中国威慑性地缘经济行为;第六、重视中美高层对话,以加深对中国政策动向的理解;第七、与地区内外国家在自由贸易、区域安全和自由航行等关键议题上取得进展;第八、在双方分歧渐长时期更要加深外交合作;第九、美国需清楚表态,不会容忍中国任何对其国家利益造成威胁的行为;最后,美国需加强自身国力,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以稳固其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中国如何看俄罗斯:是伙伴,而不是盟友
How China Sees Russia: Beijing and Moscow Are Close, but Not Allies
傅莹(Ying Fu),《外交》(Foreign Affairs),第95卷第1期

冷战结束后,西方关于中俄关系通常有两大种观点。一种认为中俄关系脆弱,不可预料,两国不太可能走近,反而将渐行渐远。而另一种声音表示,中俄关系以战略和意识形态为基础,两国都视美国为阻碍,未来必然会结成反美、反西方联盟。本文作者认为,两方观点都没能准确反映中俄关系的实质。中俄关系是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无意与俄罗斯正式结盟,而是希望两国通过合作彼此支持,巩固国际体系。

关系牢固

1992年以来,俄罗斯开始重视亚洲,并和中国宣布互视为“友好国家”。中俄关系逐步改善和深入,双边贸易和投资也大幅增长,近几年中俄在亚洲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上的合作也顺利展开。中俄安全关系也在不断增强,两国展开军事合作,举行了数十次联合反恐军演。同时,中俄政治关系也逐渐加深,两国解决了多年的领土争端,高层领导会面也日益频繁。

管控分歧

尽管中俄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两国依然存在分歧,外交政策的关注点也各有侧重,外交行事风格也不尽相同。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一些俄罗斯人的不安,部分中国人中国也因历史问题对俄罗斯存有不满。然而,中俄对坚定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考量是一致的,两国都承认并有效管控分歧,同时不断扩大共识。中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上的应对就充分反映了中俄如何有效维护双边伙伴关系。另外,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恪守公正、公平和客观的原则,并希望俄罗斯与美国也能达成合作共识,结束冷战旧恨。

摆脱零和游戏

中美关系对研究中俄关系也同样重要。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两国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存在差异较大。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人开始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力的潜在威胁。虽然近年来中美加强对话,在气候变化、反恐、核不扩散等领域达成共识,两国在南海、台湾、人权、贸易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特别是在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后,中国担心美国试图在亚洲推动集团政治。一些学者建议中俄可考虑通过结盟来应对美国带来的威胁,但中国领导层并不认可这种做法。中俄两国应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中美两国应继续谋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对话、合作来管控分歧。

三角关系

中俄美三国目前的关系如同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其中,美俄这条边距离最长,而中俄关系最为积极和稳定。三方关系不应被视为一方联合另一方对付第三方的博弈。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不针对美国,美国也不应试图施加影响。同时,中国同美国开展合作也不会受到俄罗斯或中美紧张关系的影响。中国重视合作,但不会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

欧亚大陆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和俄罗斯羸弱造成的威胁
Eurasia's Coming Anarchy: The Risk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Weakness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外交》(Foreign Affairs),第95卷第2期

随着中国在近海宣称主权态度愈发强硬,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发动战争,人们普遍认为欧亚大陆这两个最重要的陆上大国正在展示新获得的力量。然而,本文作者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中俄越来越频繁的活动并不是因为强大,而是因为它们在变弱。中俄经济状况都在持续恶化,内部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因此,中俄可能将麻烦不断输出国外,用民族主义分散民众的注意力。这种由国内危机激发的侵犯会导致鲁莽、冲动的行为,这将增大美国等国进行预判和反击的难度。作者认为,美国决策者的首要任务是避免不必要地激怒极度敏感且日趋衰落的中俄两国。同时,他们也无法对中俄重新划定国际边界和海洋范围袖手旁观。华盛顿必须划定明确红线,理性沟通,在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

莫斯科的危机

普京利用俄罗斯能源优势,在前苏联和华约国家扩大势力范围,试图恢复帝国主义。俄罗斯建起了庞大的能源管道网络,参与邻国政治,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派遣军队介入叙利亚内战,并试图通过控制难民来影响欧盟。与之相伴的是其经济实力急剧下降,石油价格崩溃,并遭到了西方的经济制裁。普京无法避免其政权不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动荡局面可能再次分裂俄罗斯,全球圣战趁机蔓延到远东及中亚。与此同时,移民和恐怖主义可能加剧欧洲甚至北约的分裂,这将令欧洲无力对抗俄罗斯引起的危机。

濒临危局的北京

经济增速放缓也在推动中国将内部弱点外部化。另外,随着民族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北京竭力以经济发展来安抚分离势力,但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对此造成影响,分离主义极可能急剧升级为大规模的暴力。相较于普京,习近平更应直面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处理。中俄两国都面对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的困境,极可能结成一个策略上的联盟以管控边疆地区并与西方对抗。

即将到来的混乱

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俄罗斯部分解体,伊斯兰恐怖分子在中国西部开战,北京派系争斗以及中亚政治骚乱,所有这些混乱局面发生的可能性都在增加。美国的决策者应未雨绸缪,将混乱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美国应要求俄罗斯化解僵持不下的冲突,北约也必须提升情报共享的力度,并做好快速部署更多军队的准备。同时,美国也有必要给中俄明确划定红线,让其感受到遏制力量。

展示实力的时刻

对美国而言,相较于公开谴责莫斯科和北京在波罗的海和南海的举动,增加其自身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同时,为了安抚盟友,美国还应强调他们的地缘政治困境,并对给予防卫作出承诺。遏制是场“旷日持久的冲突”,随着中俄态度越来越强硬,美国必须注重力量和审慎的结合,以应对欧亚大陆正在呈现的无政府状态。

弱国如何对冲?分析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结盟行为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郭清水(Cheng-Chwee Kuik),《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6年3月2日

结盟行为一直以来是国际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不过,大多数的研究都仅涉及了结盟行为的宏观成分,进而忽略了对于具体国家结盟选择的微观方面的考量,尤其是国家政策选择背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作者在这篇文章提出,东盟国家可能通过结盟行为中的“对冲”来维系与冷战后的中国的关系。他认为,小国潜在的脆弱性意味着它们的所能选择的空间较小,必须不断地选择是否与大国结盟 。最后,之所以会选择东盟和中国的关系,是因为这展现出了典型的对冲的政策。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的外部条件下,东盟国家一方面展现出了要与邻国中国发展更紧密的经贸与外交关系,但同时也不希望与中国走得太近。另一方面,东盟国家既试图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但也没积极加入美国去制衡中国。这都反映出东盟国家的战略既不是制衡也不是追随,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也是作者所提出的对冲。

作者提出,对冲指的是一种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求稳的行为。在这其中,主权行为体奉行这一系列相反却有意模糊的政策,以顺应时局的变化,并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与避免最大的损失。作者认为,对冲需要包含三个要素:不站边、采取相反的政策、在追求利益之际制定后备方案。若是忽略其中之一,就可能从对冲的政策转变为其他的政策,而只具备其中一个要素的行为也不应与对冲混同 。

在东盟与中国的例子中,东盟国家的选择主要有三个:经济实用主义、捆绑式接触、有限地追随。这表现在既和中国开展积极的对话和关系,但避免附庸于中国,在关系良好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东盟国家采取了另外三个政策来作为风险应急:经济多样化、否定统治、间接制衡。这三种政策分别呈现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对冲。简而意赅,对冲便是让利益最大化,让风险最小化。

东盟国家对中国对冲战略和冷战时期的结盟战略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的国际政治的环境意味着东盟国家必须选择结盟。但随着冷战有所缓解,自70年代开始便开始出现了初级的对冲战略,在与中国建交时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后冷战时期,东盟国家的对冲战略主要是基于两极化世界的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结构不稳定、中美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和中国的意图的模糊性。在2010年后,东盟国家除了通过多边的制度建设(如“东盟加三”和东亚峰会 ),更是通过响应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来牵制中国。但是,这种响应是有限度的,东盟国家还未表明将站在美国这一边,而选择以间接制衡的方式来维持对冲战略所提供的灵活性。东盟国家对直接制衡和间接制衡的考量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中国的威胁是否在即、中国所能够提供的经济机会、偏向美国的问题、以及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因此作者相信东盟对待中国将延续其一贯的对冲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制定者们寻求出路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olicy-makers Look For a Way Out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6年3月1日

中国过去一年的经济政策缺乏一致性,没有效果甚至适得其反,政策制定者们好像失去了方向。本文作者指出,中国政策制定者现在面临的混乱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在改革与增长或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上的巨大分歧,二是对如何参与决策以及经济政策到底由谁做主的困惑。为克服这些问题,去年十一月中国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然而作者对这项改革在改变中国经济现状上能起到的作用并不乐观。

保持增长:多少才够?

在应对经济增速减缓的问题上,中国现在有两种相对的观点。一方认为为了推行经济改革,解决债务问题,中国就算以经济放缓为代价也需采取紧缩的宏观政策,清算低效生产和错误投资。另一方则认为,决策者应该刺激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稳定,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都能更容易解决。然而在过去一年里,两方都没能在政策制定上起主导作用而是各有影响,这导致中国的经济政策前后严重不一致。

谁来做主?

中国现在有两个不同但交叉的系统负责经济政策制定:传统的由总理领导的国务院以及新的共产党领导小组。由于现在这两大系统的决策都必须经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审核,共产党系统大大削弱了传统决策系统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虽然总理仍然主掌经济大权,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其做出的决定很可能受限、被叫停甚至被推翻。

2015:灾难的一年

2015年中国有四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主张,包括地方债务重组、股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及资本账户开放。虽然多个领域都发起了重要且艰难的改革,但令人沮丧的是,由于政策实施的不一致性以及政策制定者的不确定性,这些改革的效果都被大大削弱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在何方?

今年一月,人民日报发布《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权威人士”的采访对这一改革作出解释。这一概念最初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并于2016年1月26日第十二次会议上再次进行研究。供给侧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然而,每一项都停留在概念层面,仍未能和机构、实施办法和政策结合起来,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告诫:“这样的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供给侧改革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重要议题,但只有政策制定者们消除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这项改革才能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其对地区稳定的影响
Pakist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亚德瓦·拉纳德 (Jayadeva Ranade),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6年2月

本篇文章是报告《刻画巴基斯坦的内部动力:对国家稳定及地区安全的影响》(“Mapping Pakistan’s Internal Dynamics: Implications for State Stability and Regional Security”)的一部分。作者分析了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最主要的方面,包括经济、安全和核问题上的合作等,同时对双边关系中所存挑战进行了讨论。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随着阿富汗局势日趋不稳定,中国需要借用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影响力以确保其对阿富汗自然资源和矿藏的投资以及其它利益。相应地,北京也是巴基斯坦未来安全的关键驱动力。巴基斯坦将依赖中国以促进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时扩大核导弹能力。然而作者指出,中巴关系虽已发展到覆盖了所有战略层面并保证让双方受益,这远远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中国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以主导双边关系的发展。

中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中的立场是中巴关系的关键。中国在印巴冲突的立场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50年代中期,中国采取了亲印态度。60年代初,中国开始和巴基斯坦一致,支持克什米尔自决的权利。第三阶段中,中国的官方立场是印巴应该在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双方签署协议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纠纷。自2007年以来,北京采取更为激进的态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坚定站在巴基斯坦这一方,同时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被印度控制的中国领土进行声讨。

另外,在合作的同时,中巴关系也存在巨大挑战。巴基斯坦为达到外交目标不断采用伊斯兰武装分子,而中国对穆斯林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活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将在未来引起两国冲突。同时,中国拒绝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援助也将对中巴关系造成影响。

巴基斯坦社会和军队的日益激进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开始在在巴基斯坦军队中担任要职,他们将控制国内的战略核武器。国际社会必须做出选择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另外,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在成为阿富汗冲突中的实际主导力量,这极可能会造成不稳定局面。中国在遏制伊斯兰教上的兴趣或许仅限于控制维吾尔族。另外,北京可能默许其它极端势力将阿富汗设为庇护所或用于对抗美国、英国、欧洲和印度的行动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