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几代人呕心沥血所建立的全球军备控制构架正面临全面垮塌的风险。《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是目前仅存的限制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核武器国家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除非它得以延期,否则不出五个月,该条约就会逾期失效。如果美俄核武库规模因此扩大,有可能导致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对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国家构成威胁。现状岌岌可危,但并非无从避免和不可逆转。国际社会可以从推动New START 延期入手,继而就降低核武器使用风险展开有建设性的公平对话,以此来改变我们共同的命运。

安德烈•巴克里茨基伊
安德烈•巴克里茨基伊是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学院(MGIMO)资深研究员。

三个主导原则将有助于未来军备控制对话取得成功。其一是更多关注军控对话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形式本身。现实中这两者的关系是错位的。美国极力构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三边军控框架;中国要求把英国和法国也拉进来;俄罗斯对这两种形式都不反对,但又认为短期内也许双边对话更现实。然而,相关方没有必要执着于先共同决定一个唯一的对话形式。相较之下,当务之急是针对现实的安全忧患,根据安全议题的紧迫性来设定具体的对话形式。关于战略性进攻武器的谈判至少在目前可以依旧仅限于美俄之间;讨论导弹防御或太空安全等事物则更适合采取三边框架,毕竟只有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才能扮演这些领域最核心的角色;而讨论新兴军事技术对现有安全的挑战则可以进一步放宽参与范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更多的利益相关方。

其二,需要针对大国间核武能力的非对称性问题建立新的对话模式。美俄核武库比中国的核武库要大得多,但中国在陆基常规导弹领域占据数量优势。未来军备控制协议可以把核武和非核战略能力纳入统一框架。针对各国各自的安全需求,探索富于创意的军备控制模式。

阿列克桑德拉•贝尔
阿列克桑德拉•贝尔是位于华盛顿的军备控制与不扩散中心的资深政策主任。

其三,各国不宜聚焦于彼此攻击,而应着眼于彼此对话。迄今为止,各主要大国并未关注实际磋商,而是热衷于采取强硬威胁姿态,同时相互指责质疑。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已积累了足够多的敌意,各方持续不断的宣传战对实际减少核风险有害无益。在政治层面互信缺失的情况下,专家层面的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展开对具体军控思路的集思广益和深入交流,可以为政府间的后续行动建立基础。

此外,我们应尽快实施以下若干具体措施:

赵通
赵通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防扩散、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热点地区核问题以及亚太安全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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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任何的军控谈判都离不开有责任心且具备高度专业能力的团队支持。此前数十年间并没有太多的正式军控谈判,这使得美俄双方都需要重新组织并培训更多的军控外交人才、技术专家、科学家乃至法律专业人士加入其谈判团队。而这对于迄今缺少军备控制外交经验的其它国家而言更显重要。

核大国还应采取行动,先行排除诸多可能导致冲突的误解。这意味着着力提高透明度,并加强危机对话机制。美俄之间较早建立了双边热线,以保证安全迅速的沟通。类似但尚不完备的热线也存在于美中之间。莫斯科与华盛顿可以就各自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进行信息交流以避免误判;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类似协议。这样的沟通机制也应该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五个核大国之间建立。这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既有磋商机制(五核国会议)是构建上述多边协议的现成场所。

最后,所有核国家都应重申其恪守全球禁止核爆炸试验的承诺。此外,美中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应被提上日程。2000 年代初,莫斯科透露出愿意讨论建立更严格的核查措施来帮助监督上述条约履行情况的态度。现在重启这样的磋商将有助于推动此条约的最终生效。

在核武时代开启75年后的今天,世界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将带我们重蹈覆辙——回望过去,我们也仅仅是侥幸与核灾难擦肩而过。另一条路则会引导我们通过合作实现稳定和安全。对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人而言,选择正确路径的必要性毋庸讳言。就军备控制问题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时机稍纵即逝,各大国领导人需要对此予以大力支持,而这一进程的结果将深刻影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共同未来。

本文作者是“科博尔战略稳定对话”的参会学者。该对话由科博尔基金会与汉堡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IFSH)共同举办。​

本文德文版最初发表于《明镜周刊》(Der Spie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