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随着中美双边关系本质上日益全球化，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需要构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新型双边框架，以此促进中美两国通过合作处理国际事务。对于避免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间的主要竞争，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的竞争，这样的框架非常必要。
在其首次中亚之旅中，习近平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以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并加深与中亚各国在边境安全方面的合作，此外他还公布了“新丝绸之路”政策，鼓励自由贸易与交流。由于美国计划于2014年12月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这给中亚区域安全以及经济发展带来了众多问题，也对中俄关系产生了影响。
近期中国宣布在东海设定的防控识别区使该区域紧张局势升级。作者指出，设定防空识别区的声明显然损害了中日双方为缓解紧张局势所采取的一切努力。尽管中国极力否认，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观察人士都将该声明视为于事无补的挑衅行为。同时，中国此举可能导致的冲突严重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维护其防空识别区。对此，作者呼吁，中国政府至少需要做出明确的阐述。
针对化学武器的斗争似乎是在稳步发展。在美国与俄罗斯的斡旋下，外交协议达成，叙利亚同意销毁其化学武器。现在是时候让朝鲜加入这一历史趋势，拆除其化学武器库。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发挥主导作用说服其盟友朝鲜，使其相信放弃化学武器是利大于弊的。
日内瓦协议对伊核计划有延缓之效。只就此来判断，此协议也理应得到支持。
美国与伊朗并非注定世仇。实际上，就战略利益和民主价值观而言，伊朗是中东地区与美国存有共性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电动汽车虽然在近期内还难以替代传统汽车，但如果采取合适的推广策略，在大城市中有可能成为通勤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明显改善城市中心区域空气质量。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场事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必须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着眼于建立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这标志着中国步入以顶层设计开辟中国大安全格局的新阶段。
作者指出，中共三中全会针对深化改革一题，强调了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全会公报并未提及金融、劳动力或土地市场改革，而这减弱了发出的改革信号。作者认为，总的来说，全会提出的改革重点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若谨慎对待，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未来改革议程。如果中国政府决心认真贯彻其核心思想——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那么，作者认为，这完全可被证明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作者认为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发布的结果既振奋人心，又让人捉摸不定。而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议题上：此次全会将如何调整国家的作用？这届领导班子将如何证明其行动的意愿？作者指出，此次全会虽然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全面框架，但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因为在亟需改革的事项上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所以“改什么”从来都不是关键问题。围绕“如何改”、“何时改”以及“改到什么程度”的辩论才是永恒的主题。
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济改革。虽然改革日程的细节还未经披露，但毫无疑问将于11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解决国内艰巨的经济挑战。中国政府正努力重振国内改革，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对外政策。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与本次全会筹备过程有关的早期口号和分析表明，中共可能会全面深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包道格指出，在这一阶段政治改革会让位于经济改革。而户籍制度、金融部门改革将最有可能被提上议程。针对国企改革，包道格认为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如今的国企是盈利的，同时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牵制，并且背后拥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难以从正面下手。有关上海综合保税区，他建议外国企业仔细考察这一领域，以便对潜在的机会加以评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与本次全会筹备过程有关的早期口号和分析表明，中共可能会全面深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包道格指出，在这一阶段政治改革会让位于经济改革。而户籍制度、金融部门改革将最有可能被提上议程。针对国企改革，包道格认为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如今的国企是盈利的，同时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牵制，并且背后拥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难以从正面下手。有关上海综合保税区，他建议外国企业仔细考察这一领域，以便对潜在的机会加以评估。
辛格总理近期对中国的访问促成了包括《边防合作协议》以及跨界河流合作在内的九项协议的签署，并给人留下了中印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印象。但格拉尔认为这次访问最多只是对现状的制度化。比如《边防合作协议》中的承诺并没有在实际上解决边界问题。拉格尔进一步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签署此协议的地缘政治背景，即中国长期以来以巴治印的战略，以及中国在东南亚频繁的外交攻势所带来的威胁。针对如何改善中印力量不对称的现状，格拉尔认为印度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外交优势。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以俄罗斯总理身份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能源关系。特列宁认为，这样一个在本质上属于务实的关系也具有某种能源联盟的特征。北京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及俄罗斯最大的私人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的交易都标志着中俄能源贸易可有效地转化为能源联盟。作者指出，这种联盟是双边关系不断增长的产物，同时它也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方向。
针对中国正在迈向财政悬崖一说法，作者认为此担忧存在着被夸大的可能。作者指出，真正的问题并非中国的银行因空前债务举步维艰，而是在于中国金融机构大多受国家控制，银行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了四大国有银行在中国金融系统占半壁江山的现状。作者建议，想要改善中国国银行体系缺乏竞争的问题，可借鉴二十世纪80年代大企业改革所使用的方法：即开放资本账户、打破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削弱城市银行与地方官员需求之间的关系。也或者将四大银行各自拆分成三至四个地区银行。机构规模的减小将会促使其展开积极竞争，以求发展壮大。
应对朝核问题最理想的情况无非是各方都将回归六方会谈的框架，并为达成朝鲜无核化这一中心目标而共同努力。但这一愿景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在此次叙利亚问题的国际合作努力中，中国误读了美国政治以及奥巴马总统对叙利亚的考量。中国这样做错失了展示其大国地位与建设性全球领袖角色的重要机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对中亚地区各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穿梭访问，成果颇丰。奥尔科特认为，由于在政策选择上避免了直接正式或非正式的引出各国间的“大博弈论”，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中成功地根据切身需求仅投入与自身国家安全有关的议题，中国正在以一个赢家的身份迅速崛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或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已经完全被中国所取代，但北京本着既真正互惠又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策略来发展投资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伙伴。
与法国里昂相比，北京算是“长距离城市”。伯韦尔认为，北京拥挤的交通以及环境污染的根本问题在于治理和资源。由于缺乏财产税或其他收入来源负担城市融资系统产生的债务本息，城市道路与街道的规划没有将资源充分利用，导致北京拥有大量利用率低、设计不佳和孤立的公共空间；以及大批厌倦了污染、愿意为改善自身生活质量出力的市民。他进一步指出，而这也恰恰形成了北京两大可用的潜在资本——人力以及未充分利用的公共空间。若运用恰当，可用以释放经济价值，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