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中国对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均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不断壮大的市场、快速发展的科技能力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都是马来西亚可加以利用以支撑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宝贵资产。阿拉加帕认为，马来西亚想要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收入经济体，这与中国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存在交集，从而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发展两国战略性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与中国家里战略性关系的同时，阿拉加帕指出，马来西亚政府也应与其他大国保持平稳关系。他认为，明确、一贯的国家战略、创新性外交政策、有效的保障机制以及具有卓越能力的外交家对于实现同时与多个大国建立战略性关系的目标至关重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对中亚地区各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穿梭访问，成果颇丰。奥尔科特认为，由于在政策选择上避免了直接正式或非正式的引出各国间的“大博弈论”，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中成功地根据切身需求仅投入与自身国家安全有关的议题，中国正在以一个赢家的身份迅速崛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或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已经完全被中国所取代，但北京本着既真正互惠又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策略来发展投资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伙伴。
培育一个全新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意愿。中国应从过去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重点改善电动汽车的用户体验和商业环境以促进其未来的成功。
培育一个全新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意愿。中国应从过去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重点改善电动汽车的用户体验和商业环境以促进其未来的成功。
政府应该专注于制定相关的政策，为这一重大转型建设其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正如上世纪的流水线所揭示的，新兴的市场并不因循旧制。
根据城市研究领域的“齐普夫定律”，中国最大的城市还不达到大城市的标准。黄育川认为，中国领导人应让中国的大城市以更自然的发展方式来应对市场变化。他指出，由于中国规划者的眼光还停滞在开发新城市并鼓励人口留向较小城市流动上，政府开始在大城市周边扩建新的城市，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导致了数十座“鬼城”的出现。黄育川相信，中国的规划者们应利用聚集经济的模式，发展以人口密度为导向的城市化政策，提升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度，从而减少由城建过于分散而导致的不必要的社会服务成本。
尽管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一届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议程做出了明显的调整，但核心的指导原则依旧保持不变。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这影响着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塑造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
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及核竞争问题，道尔顿认为应从战略三角关系去理解，而并非从一对一的对偶关系。此战略三角关系为中国位居三角关系的顶端，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构成战略关系。中印一边属于竞争关系，中巴一边属于合作关系；一边的关系发展会对另一边的事态走向产生影响。他强调，许多有关中国对巴基斯坦提供核援助的指控（除了为民用核电反应堆提供的援助）都只是猜测，缺乏确凿证据。同时，他认为印度不应该将巴基斯坦核过失的矛头指向中国，也不应跳过巴方机构、只通过重视三角关系中的中印度关系来改善区域安全。
尽管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可能不会在G20峰会期间进行会晤，但这两位国家领导人也应尽快安排会面。毕竟他们被期望承担领导人的重任。
佩蒂斯指出，多年来被人为压低的利率水平既是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降息将损害家庭部门的利益、并增加不良债务，而不降息则将损害精英阶层利益、并导致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放缓。佩蒂斯认为，当下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必须以下两者之间二选一：防止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进一步放缓、与加速经济增长模式在中期内实现健康转型。中国明年如何应对利率压力，将是李克强总理如何处理政治难题的一个重要标志。
北极理事会将努力确保所有国家不寻求短期自身利益，而是通过共同合作带来更大好处。亚洲强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也应该帮助理事会完成这一目标。
朝鲜屡次做出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但中国却一直给予平壤支持。现在是中国打破这个循环，重新考虑如何与朝鲜接触的时候了。对中国而言，采取基于区域合作的政策是最好的选择，这能有效地保证其国家利益，其中也包括切实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局势紧张，而印度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对此未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莫汉认为，印度总理辛格应加强控制线管理的连贯性。首先，总理应该公开强调在控制线停火的意义。其次，下令对目前有关控制线的军事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交战的规则和标准作业程序。同时设立一个最高机构，成员包括所有相关文职和军队官员，对动荡不安的控制线局势进行持续监控并做出响应。第三，印度必须对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提出的共同减少控制线地区暴力事件的提议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针对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失衡以及需要依靠消费驱动增长的解读，黄育川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以亚洲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为例，指出经济增长失衡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及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认为，成功的增长模式可以是失衡的，这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即城镇化）所需经历的结构调整。他进一步指出，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对于中国，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
汽车限购政策也只能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目前的拥堵和污染源是已有汽车。要有效地解决问题，城市的决策者需要将他们的着眼点从“购车”转向“用车”。
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及核竞争问题，道尔顿认为应从战略三角关系去理解，而并非从一对一的对偶关系。此战略三角关系为中国位居三角关系的顶端，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构成战略关系。中印一边属于竞争关系，中巴一边属于合作关系；一边的关系发展会对另一边的事态走向产生影响。他强调，许多有关中国对巴基斯坦提供核援助的指控（除了为民用核电反应堆提供的援助）都只是猜测，缺乏确凿证据。同时，他认为印度不应该将巴基斯坦核过失的矛头指向中国，也不应跳过巴方机构、只通过重视三角关系中的中印度关系来改善区域安全。
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印度之行引发了美印关系前景的讨论。格瑞尔指出两国关系暴露出紧张迹象，根源在于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印度担心美国通过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从而两国就确保美军顺利从阿富汗撤回达成协定。此外，印度政府的内忧外患加上与美国实力悬殊较大，于是显得更加不安。在经济问题上，美国对印度政府近期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有所抱怨。格瑞尔认为，虽然过去二十年经济和战略成果显著，但印度大多数伙伴国家对其战略或经济领域的警示表明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电动汽车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诸多益处，包括降低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缓解快速增长的交通部门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成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全球领跑者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优先发展电动汽车，但是要想取得成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随着中国在美投资的日益增长，中国企业需更好地了解并迅速适应美国市场。中国企业应借助美国当地有资源的专家所提供的咨询建议，增强美国官民对中国企业的信任。同时，中国企业需与美国相关政府机构及地方团体等监管机制保持良好联系，建立同盟伙伴关系。
虽然中美两国已经在全球气候变化广泛的技术联合研究领域开展了双边合作，以有助于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但仅仅延续两国技术合作开发是不够的。作者认为，现在需要超越联合研究的范围，了解技术如何与实际政治制度、经济市场和既有的基础设施协同运作。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必须走出实验室，回到现实世界。中美两国成立的气候变化工作组在2013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五项新的行动倡议，其中智能电网技术、建筑能效和低碳交通这三项倡议最为突出。作者分析了两国在这三项合作中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并建议，为使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美两国必须通过伙伴关系，从当前的还原技术合作研发转向共同实施中美城市试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