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针对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失衡以及需要依靠消费驱动增长的解读，黄育川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以亚洲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为例，指出经济增长失衡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及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认为，成功的增长模式可以是失衡的，这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即城镇化）所需经历的结构调整。他进一步指出，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对于中国，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
美日两国计划将冲绳普天间基地的部分官兵迁移到更北部人口较为稀少的边野古村，可此迁移计划需要冲绳县政府批准一个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边野古修建离岸式机场跑道的填埋许可证。肖夫认为，虽然此迁移计划的具体执行重重困难，却似乎是解决美驻日海军陆战队迁移唯一可行的方案。他指出，美日联盟在等待冲绳县政府回应期间，应该做好两手应对准备。一方面为早期实施阶段制定高级别的政治监督计划，设立边野古迁移计划实施任务组，筹备日美领导人和冲绳县县长三方会议；同时也应做好冲绳政府拒绝批准填埋许证的准备，包括日本在县长否决情况下采取新的法律措施，或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普天间基地的升级改造上，在保证基地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提升其安全性，减少对当地的干扰影响。
针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进程，黄玉川指出，中美两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才能保证亚洲区域经济架构的稳定。他认为，即使从短期来看，中国认为其很难达到TPP的高标准。但长期来看，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关注使有可能进一步向TPP的标准靠拢。中国也应当尽早积极参与TPP谈判，这样才能在标准制定上掌握更多的发言权。他指出，中国的加入对这项协定本身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联合多个大型经济体构建一个贸易结构要比在单一强国主导下与多个弱小国家谈判更有意义。刚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同时参与TPP和RCEP的谈判进程有益于保护这个促使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经济框架结构。
2013年7月6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在201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组织了一场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讨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前办公室主任舒捷思对中美两国之间新型大国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托马斯•卡罗瑟斯在一次采访中借鉴其新著《当发展援助遭遇政治：几近革命》（Development Aid Confronts Politics: The Almost Revolution）（与戴安娜•德•格拉蒙Diane de Gramont合著），发表了对以下问题的看法：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援助参与者所起的作用、如何对当地正直做到既不选择性失明又不横加干涉、中国援助的动机、投资与援助的关系、中国援助和西方援助之间的竞争，以及专门针对中国援助提供者的具体情况提出的针对性建议。
中东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中东地区日趋动荡，美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在中东地区逐渐撤出的影响力，促使中国需要重新考虑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
2013年6月在中国发生的流动性紧缩预示着中国经济在未来将面临一定困难。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的内地企业通过伪造进口贸易发票向国外借贷，将大量资金带入内地，导致央行被迫扩大国内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量。然而今年5月中国当局开始打击贸易发票造假行为，使外汇流入下降，伴随信贷迅速增长的流动资金也趋于干涸， 直接导致市场流动性紧缩。佩蒂斯认为中国当局决心揭穿这场流动性紧张的真实面目之举说明：央行与北京领导层似乎下定决定，彻底查清信贷扩张的真实情况——即使此举势必影响经济增速，对银行产生压力。此外，由于金融体系和所有借款方——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资本密集型制造商以及地方和市政府——太过沉迷于快速信贷扩张，制约信贷增长也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活动将显著减弱。
文章分别从日本，中国及美国的现有国情及立场分析并总结了该如何改善中日间在东中国海上的紧张局势。文章指出，从短期来看，双方应积极制定合作方案、签署非正式协议、拓宽沟通渠道，以预防和处理潜在危机，尤其是可能出现的海空冲突。从长远来看，在西太平洋的部署模式和军力分布上，两国须邀请美国同时参与对话，以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就未来发展的建议，作者认为，除建立沟通合作机制之外，日本应以某种方式承认双方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上存有争议，与此同时，中国应避免在该地区单方面扩大军事或准军事部署。同样，日本应避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施或实体存在。此外，双方应重申2008年签署的东海资源联合开发协议，并采取具体行动实施协议内容。然而，履行这些措施需要中日双方都具备敏锐的政治眼光，采用灵活的外交手段。
美欧协定并不必然就是经济上的北约，要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这需要中国开放其不透明且暗箱操作的国有企业，从长远来看这会有益于中国。
阎学通认为，相互信任是大国之间战略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即使缺乏相互信任，中美两国也可以展开高效可靠的合作。中美两国应当努力确定这些激励机制和共同利益，重点发展积极合作，扩大利益汇合点或加强互惠互利。他鼓励中美两国优先考虑基于利益冲突的预防性合作（而非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性合作）。他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并非中美在未来几年内会面临更多的战略冲突，而是两国没有学会如何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从而致使小矛盾酿成更大的事端。此外，为使不可避免的冲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他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应采取“和平竞争”原则。
真诚的个人外交可以为习近平呼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但是，成功依赖于奥巴马与习近平超越照本宣科的谈话要点并且以开放的态度讨论所有问题及关注事项，寻求具有实质性进展可能的共同利益领域。
即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沙漠中召开的中美峰会，将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履新后首次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的面对面会谈，这也为开启中美两国融洽关系与发展领导人之间深厚的个人关系提供契机。
与中国官员和政策分析员的讨论凸显了在区域问题中需要慎重合作，包括对伊朗的最终外交决议以及降低调解叙利亚局势。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六月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高峰会谈——这是四十多年以来，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他们应对指导两国未来合作的原则进行申明，并为两国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关系发展奠定基础。包道格指出，美中两国应相互沟通处理重大争端与挑战的原则。其中包括：承诺将通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解决分歧与地区危机；保证不单方面改变亚洲现状；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最终统一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并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包道格还建议，双方应建立由内阁以下官员组成的 每种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着力于讨论经济、军事、非传统安全问题及的确安全等议题。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中国在当地海域进行了一些列旨在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的活动。国际危机组织把中国的回应特征概括为“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王雅平认为，中国采取此政策虽然存在合理的考量，然而，这种“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同时也对自身的风险与利弊得失估计有所不足。其风险包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一旦冲突发生对提高日本修宪的可能性，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坚定立场，以及“杀鸡儆猴”之举可能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的“恐华心理”。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以及中国政府对于海域主张的明晰将会给日益强大的中国提供一个安抚该区域内各国的机会，证明中国仍将致力于睦邻友好。
每年中国公布年度国防预算后，都会引来国际上的诸多评论，其中不乏有西方国家的指责非难。但如果基于客观事实和国际比较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指责的漏洞。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援助非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援助非洲的动机、中国援助对当地政治的影响以及其作为新兴援助国与西方传统援助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国际援助中的焦点问题。
站在IEA的角度，如果该组织未来想继续保持其协调全球能源政策的权威地位，那么必须大力探索一切能够深化与中国合作的有效途径，并通过主动协调成员国立场、积极地自我改革，力争在未来创造出适合中国加入IEA的政策空间。
中国一直密切关注着德国：如果德国能够将工业生产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么也许北京的雾霾也会很快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