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上撰文强调太平洋对美国的重要价值,强调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将重新开始实行对华的遏制战略,但韩磊认为在政府层面美国没有阻碍中国崛起、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从未想过倾覆中国。这既不是当前美国的政策,也不曾经是美国的政策,也不会在未来成为美国的政策。

朝鲜独裁者金正日的突然逝世,加剧了朝鲜社会多层面累积的压力引爆的可能性,世界各方对此密切关注。而同时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发酵,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何种角色也日益受到关注。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同时聚焦这两个热点问题,包道格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就朝鲜局势发起秘密会谈以制定应急计划;王雅平分析并预测中国将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发酵。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何种角色也日益受到关注。然而,对于中国有没有能力、该不该、会不会救欧市的问题,不仅中国国内、而且国际的经济学家们也持着不同甚至相左的观点。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将综合将综合卡内基国际经济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尤里•达杜什,卡内基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卡内基国际经济项目非常驻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教授鲍泰利等几位经济学者的看法,分析并预测中国将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这一年将因“阿拉伯之春”为人们所铭记。但历史可能证明,另一个场景会更具重要意义,即萨科奇总统致电胡锦涛主席,请求中国人出钱支持以拯救欧元。美国已经表态他们不会出钱。萨科奇的这个电话象征着大国关系的三个历史性转变:欧洲计划的脆弱和危险、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时代开始没落。美国和欧洲都是受伤的巨人,他们内部的统一和恢复健康对于保持现有国际秩序——确保和平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连权力钟摆逐渐摆向的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趋势,这对国际规范,国际组织,国际思潮都产生了影响。有可能2011年是这种变化趋势显现的开始,2012年这种趋势会更加强劲。这些趋势包括:单极格局明显弱化、干涉内政规范化、国际组织空谈化、公平正义社会思潮化。

2012年,中国将面临一系列令人畏惧的国内挑战——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安定,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生态和人为的灾难,加上不断升级的外部紧张——这些源于美国重新转向亚洲,同时亚太邻国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到忧虑。在新的领导层刚刚接手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会继续将注意力放在保持稳定上,但经济弹性的降低,可能挫败北京在这方面的意愿。

在《环球时报》的专栏中,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陈懋修(Matthew Ferchen)表示,国内外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中国国内不断上升的公众影响力将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朝鲜独裁者金正日的逝世,加剧了朝鲜社会多层面累积的压力引爆的可能性。为应对朝鲜国内冲突、难民潮、“容易失控的核武器”等很有可能升级的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发起秘密会谈以制定应急计划。美国方面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保证,以打开双方对话。

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塑造和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实践。史志钦主持了“主旨演讲”环节,深入探讨有关中国外交学科未来的根本问题。其后,外交部部长助理、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前外交部部长助理、现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分别发表了演讲。

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顶尖大学对外交学科发起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中国学术界也开始顺应这种改革趋势。清华大学副教授邢悦,主持了 “中国外交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讨论,与会者包括中国各地的顶尖大学的院长、教授和专业学者。

随着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已经达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战略转折点,是应该继续韬光养晦的不干涉政策,还是应该更为自信,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驻华大使馆区域主管毕翔波(Brett Blackshaw)主持了名为“中国宏观外交战略”的讨论,与会者包括同济大学夏立平,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塞米科(Holli A. Semetko),中国政法大学的蔡拓,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坎贝尔(Horace G. Campbell)。

虽然市场的注意力胶着在人民币汇率水平上,但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扩大汇率弹性。而如何找到合适的时机,则是一直以来的难点。尽管全球经济有所恶化,但就建设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而言,当前的形势却比一年前更为有利。这一切将为中国建设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创造有利环境。在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下,人民币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

随着外交政策的重心从中东和欧洲转向亚洲,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太地区担任的角色。史文认为美国应该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来主导亚洲地区逐步走向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安全环境,从而摆脱对美国海军的严重依赖以及现有的双边同盟体系。中国方面应该收敛其在西太平洋区域的军事活动,抑制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并积极与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就其在未来区域环境中的形象、长期意图和顾虑进行直接而坦诚的会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涂建军在德班会议期间表示,对未来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性进展并不乐观。他认为德班会议之后,中国应该致力于实质性的节能减排,并认为构建国际贸易煤炭产业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一直面临着两难的政策选择——是恪守偏紧的政策以实现“软着陆”,还是改弦易辙以应对欧元区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迟迟不愿实施更宽松的政策,原因是担心可能引发了经济过热的基本面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然而难以解决的欧洲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放缓以及出口大幅下降加快了政策放松的进程。中国政府可能被迫要依靠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巴基斯坦政治局势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2008年1月的议会大选即将成为巴基斯坦踏入民主政体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活动与军事冲突自今年5月以来越演越烈。针对于此,《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的两位南亚问题专家——艾西利•特利斯(Asheley Tellis)与费雷德里克•格瑞尔(Frederic Grare),试图在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与政治前景中理出几条线索。

中美两国政府都必须明白,这场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不是比谁更能砸钱,而是要看谁更有政治领导力。中国如何才能赢得世人之心呢?按照中国古代先哲的说法,要先从国内做起。实行仁政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中国政府一直利用金融体系为公共开支提供资金——其中许多开支实际上并非商业性的,正常情况下应该由预算承担。中国需要进行金融改革,这一点无可辩驳,但北京方面的真正挑战是,承认增强财政体系、使之以更透明、更不易损害稳定的方式满足支出要求的重要性。除非领导人下决心这样做,否则关于中国应采取更灵活的货币政策、改善关键金融机构治理的劝告,将继续是对牛弹琴。

中国未来面临着非常艰难的经济调整,它要求中国政府严肃看待把财富从国家向家庭部门转移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出售资产或转移资产,并将所得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增加家庭财富,或者像日本一样,北京也可以干脆允许债务负担以远超GDP的速度增长,二者必居其一。前者在政治上很困难,但最终将带来更健康的经济增长。而后者会让中国像日本一样,背上难以摆脱的长期债务负担。

奥巴马总统即将开始对太平洋地区为期十天的访问。包道格指出,奥巴马总统将会利用此次行程表示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决心,但是,该行程实质上比较单薄,可能会让那些抱有较高期望的人失望。除了关注区域安全问题,以及在澳大利亚发表关于军事合作的宣言外,奥巴马总统也将利用此次访问捍卫该地区的自由贸易,以此提醒国内人民其为创造就业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