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作者回顾了21世纪初十年美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大国演绎。作者认为，美印核协议将双方的关系提升至了一个新的高度，奠定了具有长期全球意义的地缘政治重构基础。然而，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是美国在南亚的一大失败。美国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巴基斯坦对恐怖主义的参与，而相较于2001年的巴基斯坦，美国也无法将其转变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南海是一个国际法交错复杂的区域，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没有哪一个主权声索国可以提出压倒性的合法主张。美国对南海的兴趣一般被表述为“航行自由”和“和平解决”争端。作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就南海这片危险的海域提出召开“中美亚太事务磋商”的做法，以及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前遏制文字游戏所做出的努力是富有建设性的。
下一轮俄美核军控谈判面临着许多真正可怕的挑战。所幸的是，奥巴马政府在第一届政府余下任期内仍大有可为。他可以在单边、双边甚至多边的基础之上，为新的降低核威胁的军控条约奠定基础。如果各国都能选择发挥各自作用的话，美国就已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如果其他国家不做，这也表明核裁军进程的真正障碍可不在华盛顿。
新兴国家经济飞速增长，中产阶级迅速扩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趋势。那么中产阶级的增加是否会带来不能承受的环境和社会压力呢？马尔萨斯、马克思以及市场分别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作者认为哪一种都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我们需要考虑各方面的观点，并且提出新的想法，对务实和尝试保持开放态度，来解决这个难题。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严震生、淡江大学的陈一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的葛莱仪以及澳门大学的王建伟，就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间三边关系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卡内基的包道格担任了本次讨论的主持，史文进行了相关点评。
全球七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已经有四个是发展中国家。但矛盾的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将依旧贫穷。虽难以预料这会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些贫穷国家的代表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以适应新兴力量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大国的政治家们也需要考虑他们的决定对世界整体的影响。
作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经历过两次强“地震”：其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被捕，以及对继任者的争议。第两次“地震”显露了两个吸引眼球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几乎可以肯定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下任总裁；第二个事实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比实际更有潜力。
在其新书《美国的挑战：接触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中，卡内基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考察了美中关系背后的基本信念，两国近期的政策实践，以及未来最有可能影响美国政策的趋势，为当前以及近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必须实施新政策来维持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不然，华盛顿方面将因难以维持东亚的平衡局面、确立区域及中国战略的观念，以及管理关键性政策事务而经历一段困难时期。
目前中美政府间的双边关系因不信任而阻滞，同时，公众舆论和中美媒体透露的不信任也显而易见。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的中心、全球中国联接(Global China Connection)与清华大学学生国际事务交流协会(SAGA)，联合主办了“构建中美互信”会议。央视主播、国际记者芮成钢和伟达公共（北京）董事总经理何立强(John Holden)发表主题演讲，卡内基的韩磊致开幕词并介绍了主讲嘉宾。
中美人权对话在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陈旭与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的主持下，于4月27至28日在北京举行。中美举办人权对话各自有着怎样的目的？这一对话机制能产生怎样的成果？这一对话机制在中美关系与中美总体的对话机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卡内基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和卡内基客座高级研究员、克莱蒙麦肯纳学院讲座教授裴敏欣给出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