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黄育川认为，中国政府能否实施必要的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结构性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有效的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措施包括：1.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提高效率，放开户籍制度并为转移到城市的工人提供服务；2.改革财政体系，以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并使公共投资的融资具备更加可持续的基础；3.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以提供规定的各项社会服务；4.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包括让资本流动自由化，同时为私营部门扩张提供更多激励；5.出售没有战略意义的国企，让民企和国企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面对相同的门槛和成本。黄育川指出，如果中国新领导层能够这样贯彻近期公开声明中的事项，未来数年中国有望保持8%的增长率，而不是下降到6%到7%的范围。
环境学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解释了为何这些跨国公司既是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跨国公司需要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为其供应商制定环境保护标准。
公共舆论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
过去两个月来朝鲜问题事态不断升级，弗雷克认为金正恩近期行为已逾常规。与其父亲和祖父相比，金正恩行事风格更加挑衅，值得各界的高度关注。朝鲜这一系列反复无常的挑衅行为已给中国领导层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及困扰。朱锋指出，中国领导人随之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言辞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金灿荣指出，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对朝鲜的战略政策不会发生巨变，而是会循序渐进。在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机遇，专家们认为，美中两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对话机会，以此促进双方的信息交流，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对俄罗斯的访问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在诸多对安倍访俄意图的猜测分析中，特列宁认为，妄想通过日俄结盟来牵制中国的意图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俄罗斯的行事风格特立独行，始终谋求一种平衡的态势，力求使其经济和政治关系实现多样化，以便使自身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首次远洋航行，标志着中国海军已从60多年前那支微不足道的武装力量转变成可以在改变太平洋和印度洋军事力量的平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佩蒂斯通过研究中国在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发展途径，对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及其初期举措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认为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投资成效递减及债务危机等经济失衡问题。对于该如何使经济恢复平衡，佩蒂斯推测中国新任领导人的首选政策将为逐步调整工资、利率及汇率，同时将债务移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佩蒂斯进一步指出，把财富从居民家庭向国有部门的强制性转移是导致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所以，恢复经济平衡的代价应由国有部门而非居民家庭来承担。而中国最终是否能成功完成这一转型，完全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政治意愿。
中美两国这种合作对国际气候谈判是福是祸，暂时还很难判断。如果中美携手，将有两个可能，要么是努力推进全球气候议程，要么这两个国家出工不出力，在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发挥消极影响。
亚洲发展银行的年度核心出版物《2013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对于亚太地区近期的经济表现及其中期发展前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并已经出现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其中，中国的经济复兴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反弹将会是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伯恩斯指出，挑战依然存在：比如中国是否能实现转变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革是否能得到持续，以及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所带来的环境、资源及经济压力。李昌庸认为，要解能源问题，亚洲国家应在短期内以发展更清洁的传统能源为过渡，同时做好长期发展清洁能源的准备。
在国内方面，中国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国民对朝鲜的民意转变。在关于中国应如何对待朝鲜的问题上，国内从精英到公众的态度与官方原有的平衡姿态之间的差别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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