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中国新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出访外国的第一站反映出中俄关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中俄关系仍存在潜藏的危险。包道格与特列宁认为，中俄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大后方的安全，以便能够全力解决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中的棘手问题。换句话说，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同床异梦”形容中俄两国关系最恰当不过。
由习近平领导的新一代中国政府的未来内政外交走向引人揣测，包道格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内问题仍是新一代领导人的关注焦点；而面对不断增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中国很满意其外交政策的现状。除此之外，包道格还对习近平为何选择俄罗斯作为他上任后的首访国家，中国与邻国领土之争是否会失控， 中国对朝鲜的立场，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等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继续增长还是大幅放缓问题，人们众说纷纭。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在他的新书《伟大的再平衡：贸易、冲突、以及世界经济的危险前程》中，剖析了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近停滞。在《华尔街日报》对他的专访中，佩蒂斯从储存、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出发，分析了中国高国民储蓄率与贸易失衡背后的原因，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以及其在引发金融危机中起到的角色等等。同时，佩蒂斯预测中国在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会出现大幅下降，具体速度将取决于北京的领导能力、改革力度、政策效率、以及银行如何调控。
随着中国石油净进口的飙升，其已超越美国成为头号石油进口国；而美国国内石油日产量却日益攀升，由进口国转变为主要石油生产国。同时，美国大规模天然气的开发、奥巴马政府的石油战略，都对美国减少对海湾石油国的依赖、实现能源独立做出了贡献。虽然随着中国对海湾石油的依赖度逐渐增加，在该地域影响力会加深，但由其完全替代美国成为海湾地区守护神的可能性不大。对于美国而言，对产油国依赖度的减少、国防预算紧缩，均会成为美国削减其在海湾防务军控力的诱因。因此，面对美国的军事退潮和中国对海湾的虎视眈眈，新德里要多加揣测才是明智之举。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在世界各国中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战略和心理震荡。平壤迅速发展的弹道导弹技术使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尤为紧张。随着朝鲜核交易数量及铀浓缩技术发达程度的曝光，首尔和东京不断敦促华盛顿加紧实现朝鲜无核化，此问题迫在眉睫。阿克顿认为，华盛顿可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实现朝鲜无核化：情报共享、可疑物禁运；与中国紧急磋商以探求朝鲜核扩散的应对之道；积极与平壤展开幕后对话，设定核扩散“红线”；并应公开宣布，任何核武器的使用国或核材料、核技术的供应者都应同罪共罚。
对于朝鲜2月12日的核武器试验，我们需要改变策略，更谨慎、更有耐心地对待朝鲜和中国。首先，在中日韩美外交决策领导班子交接之际， 对本次核试验匆忙判断、贸然行事，就得不到更周全、或许也更有效的结果。其次，除了存在潜在核扩散危险外， 朝鲜的核计划尚未火烧眉睫。最后，在多个国家进行政权交接之际，寻求聚首机会、观察当前局势并共同计划各国新领导任期内对朝政策才是明智之举。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中国和美国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40%。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两国占全球原油贸易份额的37%。中国和美国如果能够携手共建透明而稳定的国内、国际能源市场，将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务实选择。历史上，中美间的能源投资长期受制于两国互信不足等政治因素干扰，但是中美近些年来的新变化决定了两国完全可以在能源投资领域深化合作、实现双赢。
中国最近进行了第二次导弹拦截试验，其实是技术能力测验，而非系统测验。中国的安全威胁感主要源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而不是某些敌对国家。与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相比，点防御系统的技术和经费要求大大降低，并且将加强中国的核威慑力，从而保证它与其他核武装国家间的战略稳定性。但无论中国如何抉择，都须进行全面的战略研究，尚需数年。因此，西方分析家们不应该把最近的导弹拦截试验误读为中国正致力于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在《大融合：亚洲、西方与一个世界的逻辑》一书中，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对处于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点上的东西方世界进行了剖析。随着中产阶层在世界各国的涌现，全球出现了利益与观念、文化与价值前所未有的融合——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文明。但是，随着世界不断的变化，管理世界的方式也必须不断改进。在他美国的新书发布会上，马凯硕介绍了在交往日益紧密的复杂环境中顺治天下的新政策和新办法。卡内基的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主持了会议。
目前中国的银行安全得过头了。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在于，由于四大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以及政府的干预，它们没有多少动力创新和冒险，并且“大到无法管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向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竞争。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中国市场会促进竞争和创新。另一项更加“治本”的举措就是将四大行中的每一家都分拆为三家地区银行，以增强竞争和改善治理。在此过程中，加大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参与度，并为银行业的进一步自由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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