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虽然中美两国已经在全球气候变化广泛的技术联合研究领域开展了双边合作，以有助于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但仅仅延续两国技术合作开发是不够的。作者认为，现在需要超越联合研究的范围，了解技术如何与实际政治制度、经济市场和既有的基础设施协同运作。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必须走出实验室，回到现实世界。中美两国成立的气候变化工作组在2013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五项新的行动倡议，其中智能电网技术、建筑能效和低碳交通这三项倡议最为突出。作者分析了两国在这三项合作中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并建议，为使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美两国必须通过伙伴关系，从当前的还原技术合作研发转向共同实施中美城市试点项目。
针对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失衡以及需要依靠消费驱动增长的解读，黄育川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以亚洲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为例，指出经济增长失衡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及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认为，成功的增长模式可以是失衡的，这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即城镇化）所需经历的结构调整。他进一步指出，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对于中国，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
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必定成为今年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焦点议题之一。这种下降趋势强化了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均衡、必须扩大消费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观点。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增长之路可能会继续面临经济失衡，且需要采取往往遭到误解的政策改革。
针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进程，黄玉川指出，中美两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才能保证亚洲区域经济架构的稳定。他认为，即使从短期来看，中国认为其很难达到TPP的高标准。但长期来看，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关注使有可能进一步向TPP的标准靠拢。中国也应当尽早积极参与TPP谈判，这样才能在标准制定上掌握更多的发言权。他指出，中国的加入对这项协定本身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联合多个大型经济体构建一个贸易结构要比在单一强国主导下与多个弱小国家谈判更有意义。刚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同时参与TPP和RCEP的谈判进程有益于保护这个促使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经济框架结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履新后首访俄罗斯，近日中俄举行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演，这意味着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持续加强。然而对于两国的核战略关系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长期合作前景还少有研究。
2013年6月在中国发生的流动性紧缩预示着中国经济在未来将面临一定困难。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的内地企业通过伪造进口贸易发票向国外借贷，将大量资金带入内地，导致央行被迫扩大国内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量。然而今年5月中国当局开始打击贸易发票造假行为，使外汇流入下降，伴随信贷迅速增长的流动资金也趋于干涸， 直接导致市场流动性紧缩。佩蒂斯认为中国当局决心揭穿这场流动性紧张的真实面目之举说明：央行与北京领导层似乎下定决定，彻底查清信贷扩张的真实情况——即使此举势必影响经济增速，对银行产生压力。此外，由于金融体系和所有借款方——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资本密集型制造商以及地方和市政府——太过沉迷于快速信贷扩张，制约信贷增长也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活动将显著减弱。
文章分别从日本，中国及美国的现有国情及立场分析并总结了该如何改善中日间在东中国海上的紧张局势。文章指出，从短期来看，双方应积极制定合作方案、签署非正式协议、拓宽沟通渠道，以预防和处理潜在危机，尤其是可能出现的海空冲突。从长远来看，在西太平洋的部署模式和军力分布上，两国须邀请美国同时参与对话，以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就未来发展的建议，作者认为，除建立沟通合作机制之外，日本应以某种方式承认双方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上存有争议，与此同时，中国应避免在该地区单方面扩大军事或准军事部署。同样，日本应避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施或实体存在。此外，双方应重申2008年签署的东海资源联合开发协议，并采取具体行动实施协议内容。然而，履行这些措施需要中日双方都具备敏锐的政治眼光，采用灵活的外交手段。
东南亚国家参与了两项大相径庭的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即：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二者之间有何不同之处？哪一项协定最有利于东南亚国家？这些谈判对复兴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的努力是祸是福？
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振兴与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印美两国的政策利益越来越一致。但是，这两项举措在短期内都会面临挑战。赫曼塔•克里尚•辛格论述了印度邻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亚洲的经济变化与安全动向。主持人是弗雷德里克•格瑞尔。
阎学通认为，相互信任是大国之间战略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即使缺乏相互信任，中美两国也可以展开高效可靠的合作。中美两国应当努力确定这些激励机制和共同利益，重点发展积极合作，扩大利益汇合点或加强互惠互利。他鼓励中美两国优先考虑基于利益冲突的预防性合作（而非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性合作）。他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并非中美在未来几年内会面临更多的战略冲突，而是两国没有学会如何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从而致使小矛盾酿成更大的事端。此外，为使不可避免的冲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他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应采取“和平竞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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