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阎学通认为，相互信任是大国之间战略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即使缺乏相互信任，中美两国也可以展开高效可靠的合作。中美两国应当努力确定这些激励机制和共同利益，重点发展积极合作，扩大利益汇合点或加强互惠互利。他鼓励中美两国优先考虑基于利益冲突的预防性合作（而非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性合作）。他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并非中美在未来几年内会面临更多的战略冲突，而是两国没有学会如何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从而致使小矛盾酿成更大的事端。此外，为使不可避免的冲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他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应采取“和平竞争”原则。
真诚的个人外交可以为习近平呼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但是，成功依赖于奥巴马与习近平超越照本宣科的谈话要点并且以开放的态度讨论所有问题及关注事项，寻求具有实质性进展可能的共同利益领域。
与中国官员和政策分析员的讨论凸显了在区域问题中需要慎重合作，包括对伊朗的最终外交决议以及降低调解叙利亚局势。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六月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高峰会谈——这是四十多年以来，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他们应对指导两国未来合作的原则进行申明，并为两国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关系发展奠定基础。包道格指出，美中两国应相互沟通处理重大争端与挑战的原则。其中包括：承诺将通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解决分歧与地区危机；保证不单方面改变亚洲现状；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最终统一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并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包道格还建议，双方应建立由内阁以下官员组成的 每种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着力于讨论经济、军事、非传统安全问题及的确安全等议题。
2013年下半年对日本的核能未来至关重要。
每年中国公布年度国防预算后，都会引来国际上的诸多评论，其中不乏有西方国家的指责非难。但如果基于客观事实和国际比较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指责的漏洞。
站在IEA的角度，如果该组织未来想继续保持其协调全球能源政策的权威地位，那么必须大力探索一切能够深化与中国合作的有效途径，并通过主动协调成员国立场、积极地自我改革，力争在未来创造出适合中国加入IEA的政策空间。
莫汉认为，在浪漫主义思想和政治怯场心理的影响下，印度与中国外交在政府的第二届任期之时，已偏离了正常航线。而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到访印度可谓天赐良机，可使新德里的对华政策回归现实。莫汉指出，要让新德里回归现实，必须先校正中印关系中的四个失衡点：边境的军事失衡问题，印度与他国（比如美国，日本，越南，巴基斯坦）的关系，西藏和克什米尔的问题，以及经济关系。为了解决这些不平衡，新德里必须改变目前对中国所采取的外交风格。莫汉呼吁，在与李克强的会谈中，辛格应避开一贯的空话，聚焦于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坦诚相见，从而探索出中印两国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中国在当地海域进行了一些列旨在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的活动。国际危机组织把中国的回应特征概括为“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王雅平认为，中国采取此政策虽然存在合理的考量，然而，这种“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同时也对自身的风险与利弊得失估计有所不足。其风险包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一旦冲突发生对提高日本修宪的可能性，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坚定立场，以及“杀鸡儆猴”之举可能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的“恐华心理”。
黄育川认为，中国政府能否实施必要的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结构性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有效的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措施包括：1.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提高效率，放开户籍制度并为转移到城市的工人提供服务；2.改革财政体系，以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并使公共投资的融资具备更加可持续的基础；3.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以提供规定的各项社会服务；4.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包括让资本流动自由化，同时为私营部门扩张提供更多激励；5.出售没有战略意义的国企，让民企和国企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面对相同的门槛和成本。黄育川指出，如果中国新领导层能够这样贯彻近期公开声明中的事项，未来数年中国有望保持8%的增长率，而不是下降到6%到7%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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