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创始人茅于轼，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对能源与日俱增的需求和对煤炭资源的倚赖的后果、中美关系。卡内基的包道格(Douglas Paal)对茅于轼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涂建军主持了本次会议。
中美之间与其说是理解的缺乏，也许更多则是立场和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这种不信任。然而，如此深刻的分歧，绝不表明中美关系最终是零和博弈。关系中的竞争部分，可能是零和博弈，但这仅仅是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已。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两国领导人都能发现共同点以建立信任和信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下的分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
作为一种为政府目标服务的工具，金融抑制的作用极其有效。以促进增长和维持稳定这两个衡量标准来看，很少有人会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实现的两位数增长率吹毛求疵。但延续这种政策可能带来麻烦。温家宝的讲话表明政府愿意放弃金融抑制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更多地通过预算来引导资源，以一种透明且更加得当的方式。即将上任的中国新领导层必须在亟需进行的金融和国企部门改革开始实施之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多年来，作者一直认为朝鲜的情况与1955年出版的小说和据其改编的电影（1959年）《鼠吼奇谈》相似。从谨慎的角度而言，朝鲜不可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造成了恐慌。毫无疑问，朝鲜整个国家还是贫穷的，而近期失败的卫星发射更是有目共睹。但是，朝鲜仍心怀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益丰厚，或者希望其他东西。
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虽然属于中国政府，但他们做出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地基于市场信号，而不是国家指令。虽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缘起于其他国家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但它在实际上使全球能源供给基础更加多元，增强了能源市场的竞争性，并最终使所有能源消费国受益。业务透明度和国际声誉方面的问题仍然阻碍着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海外扩张的脚步。而这些需要企业与政府联手解决。
在中国前两次重大路线之争的紧要关头，中国前领导人都做出了可以直面历史评判的选择。基于历史经验，中国18大后新的领导层带领这个国家大力向上提升的机会应该会远远高于另一种不好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来深化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需要给当前内部压力越来越高的政治体系安装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安全阀，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意义上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大步迈进.
中国经济快速腾飞，在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仅才达到美国当前水平的10%。作者认为两国集团(G2)的概念并不能充分反映当前真实的国际秩序，从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角度来看，当前国际格局是建立在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及欧盟在内的拯救国集团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有必要就新的国际秩序对本国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进行适度调整，以拯救国集团为侧重点，协调解决各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朝鲜对联合国决议以及2月29日协议的蔑视，使奥巴马政府陷入尴尬的局面。这再次提醒我们与朝鲜交涉时，最必要的是仔细斟酌，政府与朝鲜达成妥协的范围到底在哪里。一旦协议达成，一定要确保协议内容明确，保证没有一处地方模棱两可。或许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无法排除中国的影响，但把取得实质性结果的希望寄托于北京，显然不够明智。
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上遭遇困境并非各有其自身的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上与中国的相对位置。由于自然资源和劳动技能与中国相仿，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东南亚各国不得不限制其工资水平的提高以维持竞争力。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困境为代价的，但东南亚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提高自身的投资率并学会发挥出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10多年来每年增长超过10%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们呼吁中国央行通过放松信贷、甚至降息来刺激不断放缓的经济。但作者认为中国放松货币政策并不会刺激消费，反而会降低消费。尽管收紧货币政策将导致经济增长更大幅度的放缓，但这么做仍会让中国的情况得到改善。
Stay connected to the Global Think Tank with Carnegie's smartphone app for Android and iOS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