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朝鲜屡次做出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但中国却一直给予平壤支持。现在是中国打破这个循环，重新考虑如何与朝鲜接触的时候了。对中国而言，采取基于区域合作的政策是最好的选择，这能有效地保证其国家利益，其中也包括切实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局势紧张，而印度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对此未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莫汉认为，印度总理辛格应加强控制线管理的连贯性。首先，总理应该公开强调在控制线停火的意义。其次，下令对目前有关控制线的军事政策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交战的规则和标准作业程序。同时设立一个最高机构，成员包括所有相关文职和军队官员，对动荡不安的控制线局势进行持续监控并做出响应。第三，印度必须对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提出的共同减少控制线地区暴力事件的提议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针对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失衡以及需要依靠消费驱动增长的解读，黄育川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以亚洲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为例，指出经济增长失衡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及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认为，成功的增长模式可以是失衡的，这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即城镇化）所需经历的结构调整。他进一步指出，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对于中国，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
汽车限购政策也只能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目前的拥堵和污染源是已有汽车。要有效地解决问题，城市的决策者需要将他们的着眼点从“购车”转向“用车”。
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及核竞争问题，道尔顿认为应从战略三角关系去理解，而并非从一对一的对偶关系。此战略三角关系为中国位居三角关系的顶端，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构成战略关系。中印一边属于竞争关系，中巴一边属于合作关系；一边的关系发展会对另一边的事态走向产生影响。他强调，许多有关中国对巴基斯坦提供核援助的指控（除了为民用核电反应堆提供的援助）都只是猜测，缺乏确凿证据。同时，他认为印度不应该将巴基斯坦核过失的矛头指向中国，也不应跳过巴方机构、只通过重视三角关系中的中印度关系来改善区域安全。
电动汽车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诸多益处，包括降低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缓解快速增长的交通部门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成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全球领跑者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优先发展电动汽车，但是要想取得成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卡内基-清华研究中心王韬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解读了中国、缅甸、韩国和印度签订产量分成协议共建中缅油气管道背后的政治角力。王韬指出，中国与国外跨国公司合作建设油气管道，可有助于该项目向前推进，获得安全保障。这条油气管道每年将向缅甸输送200万吨原油。
虽然中美两国已经在全球气候变化广泛的技术联合研究领域开展了双边合作，以有助于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但仅仅延续两国技术合作开发是不够的。作者认为，现在需要超越联合研究的范围，了解技术如何与实际政治制度、经济市场和既有的基础设施协同运作。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必须走出实验室，回到现实世界。中美两国成立的气候变化工作组在2013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五项新的行动倡议，其中智能电网技术、建筑能效和低碳交通这三项倡议最为突出。作者分析了两国在这三项合作中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并建议，为使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美两国必须通过伙伴关系，从当前的还原技术合作研发转向共同实施中美城市试点项目。
针对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失衡以及需要依靠消费驱动增长的解读，黄育川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以亚洲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为例，指出经济增长失衡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及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他认为，成功的增长模式可以是失衡的，这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即城镇化）所需经历的结构调整。他进一步指出，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对于中国，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
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必定成为今年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焦点议题之一。这种下降趋势强化了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均衡、必须扩大消费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观点。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增长之路可能会继续面临经济失衡，且需要采取往往遭到误解的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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