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每年中国公布年度国防预算后，都会引来国际上的诸多评论，其中不乏有西方国家的指责非难。但如果基于客观事实和国际比较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指责的漏洞。
站在IEA的角度，如果该组织未来想继续保持其协调全球能源政策的权威地位，那么必须大力探索一切能够深化与中国合作的有效途径，并通过主动协调成员国立场、积极地自我改革，力争在未来创造出适合中国加入IEA的政策空间。
莫汉认为，在浪漫主义思想和政治怯场心理的影响下，印度与中国外交在政府的第二届任期之时，已偏离了正常航线。而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到访印度可谓天赐良机，可使新德里的对华政策回归现实。莫汉指出，要让新德里回归现实，必须先校正中印关系中的四个失衡点：边境的军事失衡问题，印度与他国（比如美国，日本，越南，巴基斯坦）的关系，西藏和克什米尔的问题，以及经济关系。为了解决这些不平衡，新德里必须改变目前对中国所采取的外交风格。莫汉呼吁，在与李克强的会谈中，辛格应避开一贯的空话，聚焦于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坦诚相见，从而探索出中印两国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中国在当地海域进行了一些列旨在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的活动。国际危机组织把中国的回应特征概括为“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王雅平认为，中国采取此政策虽然存在合理的考量，然而，这种“后发制人的强硬政策”同时也对自身的风险与利弊得失估计有所不足。其风险包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一旦冲突发生对提高日本修宪的可能性，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坚定立场，以及“杀鸡儆猴”之举可能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的“恐华心理”。
黄育川认为，中国政府能否实施必要的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结构性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有效的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措施包括：1.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提高效率，放开户籍制度并为转移到城市的工人提供服务；2.改革财政体系，以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并使公共投资的融资具备更加可持续的基础；3.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以提供规定的各项社会服务；4.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包括让资本流动自由化，同时为私营部门扩张提供更多激励；5.出售没有战略意义的国企，让民企和国企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面对相同的门槛和成本。黄育川指出，如果中国新领导层能够这样贯彻近期公开声明中的事项，未来数年中国有望保持8%的增长率，而不是下降到6%到7%的范围。
环境学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解释了为何这些跨国公司既是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跨国公司需要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为其供应商制定环境保护标准。
公共舆论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
过去两个月来朝鲜问题事态不断升级，弗雷克认为金正恩近期行为已逾常规。与其父亲和祖父相比，金正恩行事风格更加挑衅，值得各界的高度关注。朝鲜这一系列反复无常的挑衅行为已给中国领导层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及困扰。朱锋指出，中国领导人随之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言辞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金灿荣指出，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对朝鲜的战略政策不会发生巨变，而是会循序渐进。在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机遇，专家们认为，美中两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对话机会，以此促进双方的信息交流，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对俄罗斯的访问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在诸多对安倍访俄意图的猜测分析中，特列宁认为，妄想通过日俄结盟来牵制中国的意图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俄罗斯的行事风格特立独行，始终谋求一种平衡的态势，力求使其经济和政治关系实现多样化，以便使自身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首次远洋航行，标志着中国海军已从60多年前那支微不足道的武装力量转变成可以在改变太平洋和印度洋军事力量的平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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