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怎样和美国打交道。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方式，以及两国和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都决定了两国之间脆弱关系的未来。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孙学峰就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举办了一次圆桌讨论会。
本文以国内学者的三篇近作为代表展开分析，发现相应的研究具有三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即舆论与政策之间具有某种联系，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是有序的，舆论调查是一种有效测量政治态度的工具。
2月以来，中美之间频频遭遇可能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与混乱的事件。然而迄今为止，中美关系却还依然富有成效、保持稳固，这可能要归功于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9月与中方建立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鉴于普遍认为中美两国及其领导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不断加深，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自2011年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日益成为中国政府以及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卡内基邀请中美专家共同探讨了中国的绿色发展与创新，涂建军主持了本次圆桌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创始人茅于轼，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对能源与日俱增的需求和对煤炭资源的倚赖的后果、中美关系。卡内基的包道格(Douglas Paal)对茅于轼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涂建军主持了本次会议。
中美之间与其说是理解的缺乏，也许更多则是立场和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这种不信任。然而，如此深刻的分歧，绝不表明中美关系最终是零和博弈。关系中的竞争部分，可能是零和博弈，但这仅仅是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已。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两国领导人都能发现共同点以建立信任和信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下的分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表现。
作为一种为政府目标服务的工具，金融抑制的作用极其有效。以促进增长和维持稳定这两个衡量标准来看，很少有人会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实现的两位数增长率吹毛求疵。但延续这种政策可能带来麻烦。温家宝的讲话表明政府愿意放弃金融抑制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更多地通过预算来引导资源，以一种透明且更加得当的方式。即将上任的中国新领导层必须在亟需进行的金融和国企部门改革开始实施之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虽然属于中国政府，但他们做出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地基于市场信号，而不是国家指令。虽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缘起于其他国家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但它在实际上使全球能源供给基础更加多元，增强了能源市场的竞争性，并最终使所有能源消费国受益。业务透明度和国际声誉方面的问题仍然阻碍着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海外扩张的脚步。而这些需要企业与政府联手解决。
在中国前两次重大路线之争的紧要关头，中国前领导人都做出了可以直面历史评判的选择。基于历史经验，中国18大后新的领导层带领这个国家大力向上提升的机会应该会远远高于另一种不好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来深化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需要给当前内部压力越来越高的政治体系安装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安全阀，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意义上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大步迈进.
中国经济快速腾飞，在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仅才达到美国当前水平的10%。作者认为两国集团(G2)的概念并不能充分反映当前真实的国际秩序，从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角度来看，当前国际格局是建立在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及欧盟在内的拯救国集团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有必要就新的国际秩序对本国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进行适度调整，以拯救国集团为侧重点，协调解决各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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